我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语文教师。也是我高中时的任课老师。家、国不曾相通，师、父确是并举的。喝过酒到六七分，他的话题偏偏就要落在从事终生的教育上。他对中学教育的总体评价是不及格，批语是：“毁人无数”。以下是他的原话：好成绩（的人）往往太听话，受害最深，丧失灵性。那些调皮的、捣蛋的，从小学到中学，紧箍咒箍上十来年，差不多都给毁了，一个个唯唯诺诺、充满奴性。只有少数人意志坚强，有反叛精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加上被老师忽略，反而有空间生长。结果捱了过去，还能成器。 最后还要补上一句：你大表哥就是活生生被毁掉的例子。
父亲的话也许偏激，但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周围，实在是罄竹难书。我小学最好的一个朋友，五年级时写一篇作文居然就写了十一篇作业纸，升中学考试全县第一、考了299分。聪颖无比，前途无量，不过到初中二年级时，就在家长和学校的双重压力下精神失常，而中途缀学。他的悲剧在于，在此之前，因为他的功课太好，因为他一直是教育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还没有来得及怀疑，还没有来得及做第一次弊，就被毁去了。
因为作弊，是一种自我保护。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伤害而自愿接受的代价。是少数人躲过枪林弹雨、借此顺利通过十余年暗无天日的教育隧道的途径。而且在大多数时候，如果你已经不想把自己完全出卖给教育者，那就甚至是唯一的途径。
在小学四五年级，我们几乎每学期都要参加县上的各种大会典礼。因为领导们每年都要开许多重要的会议，我们定制盛装、反复彩排，背诵赞歌，然后在那些个重要的节日里走上街头游行，或者向大会献词。我那个最好的朋友雷光辉，就是每一回都走在队列最前面的那个孩子，或者站在舞台中央向领导们高声朗诵的少先队大队长。由于单纯和虚荣心，雷光辉每一回情绪饱满地朗诵着那些每一句后面都有一个“啊”字的颂词时，我埋没在后面的行列里，已经开始学会了作弊。当我发现站在队列里的好处是可以只张嘴不开腔，我就不再羡慕雷光辉了。我从一个三好学生开始成为了一个校园中的作弊者。
其实更早的时候，当我还是一个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十周岁以下），在少先队的宣誓仪式上跟着大队辅导员龙老师一字一句地念：“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作弊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因为即使在能够理解这句话的年龄，从加入少年先锋队开始，一直到今年我年满二十八岁正式退出共产主义青年团，没有一天曾经把这句话当过真。我所认识的每一个同学朋友，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把这句话当过真的。但是真正的作弊者不是我，而是龙老师。因为我是无辜的，我在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时候被裤衩一般的红领巾诱惑了。刑法上有规定，凡是和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无论未成年人是否同意，都属于强奸。这个道理我觉得完全可以适用于上述场合。当大队辅导员龙老师带领不明真相的我们进行一生中的第一次庄严宣誓时，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作弊者。而且进而，他也是一个粗暴的强奸者。是他拿走了我精神上的童贞。
在那之后，你的漫长的一生，已经不再有真正的誓言。
相比之下，考试时的作弊反而是次要的。由于我的成绩也挺好，高中以前尚未在考试时作过弊。后来成绩下滑，就开始自甘堕落。然而对以后的人生更显重
要的作弊，始终是在考场以外。初中二年级，也就是雷光辉退学之后，由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就被某些老师盯上了。一个唤做姚远富的语文老师，从来没有教过我们。但他的一场规模宏大的公开课选在了我们班上。上课之前一周，几个成绩好的良民包括我被拣选出来。姚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要我作答。答了之后他不满意。经过几番近乎全裸的提示，姚老师最后将标准的答案说了出来。姚老师深谋远虑，对我说：你可以就按照你自己开始的理解回答，经过老师提示和同学讨论之后，你再按照我刚才说的来答。
果然效果极佳。这一场作弊，同时满足了姚远富和王怡的虚荣心。我既已失身，从此被教育者拖下了水。在高中成绩下降之前，继续伙同一些老师作案数次。这一段经历后来想起，觉得屈辱无比。感觉就像是一场成年人对于儿童的轮流鸡奸。并且发现，成绩不要太好，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不敢反抗教育者，不敢在老师面前说谎话，是一个学生最大的悲哀。奴性的养成，在一个以培养奴隶和良民为目的的教育体制下，在一个意识形态全面掌控的局面中，作弊，几乎是唯一的拨乱反正，是在可以做爱之前一种最重要的能力。尽管由每一个有著作弊前科的学生所构成的社会，是一个充斥著作弊者和腐败者的社会。但我宁愿把这样一个社会看作是对于威权和领袖的藐视和销解。一个作弊者的社会，比起一个奴隶的社会已经好上许多倍。
不能说真话的时候，至少我们可以选择不说假话。然而在教育者的命令下，往往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被迫说假话，使说话者在教育者面前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严。紫阳二年我读初中三年级，整整一年，没有写过一篇作文。当时的语文老师姓郭，我们叫她郭老太婆。她每周布置一篇作文，那些题目已经让我开始倒胃口了。我不想写，就不写。接连五次没有交作业，第六次的题目叫做《记劳动节的一件好事》。我交了一篇《我为什么不写作文》上去，批评了郭老太婆的命题。我这么做是有本钱的，因为父亲在本校教高中，是语文权威，本校的教师子女在学校里是一大派，有点像社会上的高干子女。由于有人际关系的牵扯，一般的老师都轻易不会得罪其他老师的子女。加上我自己语文成绩好，初一时的作文就在绵阳市得过中学生作文比赛中初中组的第一名。郭老太婆又是快退休的。所以她从那以后就对我不再理会，当我不存在。上课也不提我的问，更不去我父亲那里告状。但是到了初中毕业会试，我终于尝到苦果。由于一直不说话，说话的能力也就退化了，我自恃作文写得好，一年不写不练，已经失去了方向感。中考的作文题目记不得了，但和郭老太婆的命题差球不多。我最后决定在这样一个重要关头放弃自我，不敢冒险。按照父亲教导的灵丹妙药，所谓“总-分-总”的万能模式，编排了一个蹩脚故事。结果作文得分极低，一塌糊涂。到现在，编故事写记叙文都是我文字上最大的弱项。
到了1989年。这一年的作弊是铺天盖地的。上半年我在历史考试中第一次作弊。历史是我喜欢的科目，但历史课的问答题和政治课一样最卑鄙无耻。我不愿意将那些句子化时间背下，我宁愿选择作弊，如果是照本宣科的抄，感觉上要快乐得多。不经过大脑，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有些话说着说着，就要毒发身亡，就要搞不拎清是自己的想法还是教育者的想法。那些将政治课本背的滚瓜烂熟的良民们，即使他们内心是如何的排斥和瞧不起那些东西，然而多年之后，却不得不发现，意识形态已经深入灵魂，播下了精子，构成了精神背景当中一生也无法抹去的桌面主题。许多年之后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位朋友告诉我， 现在才感觉到中学的政治课对自己的影响有多么大。其实这种影响看一看由精英们组成的所谓大专辩论赛就知道了，我们的大学生们除了口齿伶俐以外一无是处。能够拿出来支持论辩的理论和精神背景，永远逃不脱中学政治课提及的概念。对比台湾的一些大学生选手，精神与思想视野，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最大的作弊还是来自教育者。上半年的腥风血雨一旦散去，所有的教育者开始合谋为一个时代作伪证。一个十七岁少年的判断力，几乎全部丧失。一遍遍的在政治课、语文课，在时事政治的考试中背诵领袖的讲话，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几乎全部的精神成长。除非，你是一个作弊者。
在一个伯父的家中，我有幸和父亲一起听到了当时某省委书记杨**的讲话录音。录音是关于传达**中央对****的处理和揭批。杨某人穷凶极恶，口不择言，对****的攻击令人齿冷。杨**者，一乡干部耳。****任**省委书记时，杨某时任某县委书记。一次得知赵书记要过境，不做停留。此人在必经之路拦路作弊，挽起裤脚，在路边的稻田里和老乡亲切交谈。一举得到赵的看重，从此步步高升。
这段典故在本地有多种版本流传。1989年四五月份，风声不对、火烧眉毛。杨某人作为本省最高官员，居然借故视察水灾，离开省城去边远县分避此风头。直到大势已定方才回来。作为****一系的省级官员，杨某唯恐表态不及，摆出一副痛打落水狗的大阵仗，不惜污言秽语揭人老底。等到年底大换血，杨**功成身退，离开某省赴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置养老。我当年专门看了报纸上杨的简介，上面写着：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
在我十七岁的时候，四川省一亿人的最高行政官员，以他卑劣的作弊行径，让我对教育者高声诵读的大部分价值心如死灰。
准备高考，对于在教育者面前作弊已经习以为常的我而言，是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接受高考的洗礼，就是接受意识形态的洗礼。一个文科学生一遍遍背进大脑里去的东西，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大粪。如果你不能在政治、历史和语文课上考到平均八十分，基本上是不可能读大学的。而如果你真的在这三课上考到了平均八十分，你的未来还有什么真正的希望？你还有多少的机会可以清空回收站，可以对自己进行碎片整理。绝大多数的人终其一生，也再不能将那些精神深处的大粪打整干净了。从十二年的中小学教育中挣脱出来，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
所以大学对于我和许多同龄人的重要性，首先意味着一场大扫除的可能。我在大一读完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记不清谁写的一部《中国文化史》，基本上剔除了中学历史课的糟粕。接下来看剑桥中国史，整个人这才完全不一样了。大二读现代诗歌比较多，从戴望舒到台湾诗歌，再和八十年代的当代诗歌迎面相遇。把高中语文课本忘得干干净净。卢梭、尼采、萨特、韦伯和弗洛伊德，这些在中学闻所未闻的名字将我簇拥。后来在大学最后一年接触到自由主义，感到所有的代价终于开始赢得了回报。相比之下那些教科书又算得什么。所以大学里的作弊实在是家常便饭。四年间，绝大多数的课程，我听了一两回后，就不再去。我的大学是旷课旷出来的。
理科生不同。一个文科生又不作弊、又不旷课，即便考研，读到博士，也是毫无前途。除非他是因为遇上了一个真正的好老师，方才这般老实。不过这对于绝大多数学生的漫长生涯来说，是一种罕见的奢侈。我就没有这样的福气。
所以我那些一生中比童年更加美好的日子。每一天的方式都是类似的。上午九、十点钟起床，吃完饭，生活便从中午太阳最高的时候开始。或者是去图书馆泡着，或者是和一个写诗的朋友石东生带一本书、一副棋，骑车去锦江边的滨江茶园喝茶。到了六七点钟回来，晚上从不上自习，因为有节目。节目就是看镭射电影。感谢那些伟大的盗版者，让我在四年大学期间看了一千一百余部电影。其中七成是美国片，三成香港片，剩下的占一成。那些在小县城里看不到的电影，每一部都会让一个中学政治老师含恨而死。
夜里回到寝室，有人就打双扣，没人就点蜡烛看书（最痛恨大学的按时熄灯制度）。如果是夏天，需要反复到水房冲凉，就干脆偷跑出去喝啤酒。那样的生活，是一个中学生无法奢望的。无法奢望一个人可以如此的远离教育者的目光。有一次我起床比较早，兴致勃勃地去图书馆。在路上遇上辅导员石静。她问我：怎么没有上课吗？我信口雌黄地说：今天老师没来。从此以后我在校园里遇见她大约又有四五次，每一回我装着没看见，她也装着没看见我。在我心中，那是四川大学所能够给予我的最美好的几个瞬间。
我的许多的学分是作弊挣来的。大三大四两年的体育课测验表，全都是自己填上去的。除了大一傻乎乎的，以后也再没有出过早操。所以虽然读过大学，我始终认为自己属于自学成才。在这一切将要划上句号时，大四几乎一年时间的实习期，使作弊下的成长达到了高潮。
我在一家公有制的法院当书记员。强调公有制是因为所有法官都把他们的院长叫做“老板”。开始不习惯，但作弊作惯了的人适应性强。那一年是我们寝室最为奢侈的日子。整整一年每个人抽的烟都是红塔山。每一天都有人有饭局，所以双扣打得少了。有一次和法官去金堂县办案，回来时我带回了一条塔山，一个二百元的红包，还有一大筐金堂最著名的橘子。个个都有碗口大，空前绝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橘子了。
我的朋友马锦涛在毕业三年之后告诉我，实习期间他收过当事人最多一次八百元现金。我比他清廉，因为实习三个月之后我的老毛病一犯，就扔下手里的活路，再也没有去上过一天班。也就是那次去金堂，一个姓郑的法官在我面前丢人现眼，又吃又拿，晚上耍混要小姐陪。同去的我和一个女法官站在旁边，恨不能当场钻下地去。那是我事隔多年之后，再次又有了一种被鸡奸的感觉。回来不久，一个当事人说庭长收了他的钱，在办公室闹事，打翻了女庭长的水杯。这个乡下人被司法拘留十五日。两天后我和别人一起去拘留所问他要不要申请复议，他已经被吓坏了。他的表情让我想起了我童年的的好朋友雷宏。回到法院，庭长要我写一份当天（闹事时我在场）的证明材料。从第二天起，我就恢复了睡懒觉的习惯，不再去上班。
后来女庭长让我的同学带话，说我不去上班，到时候不会给我写实习鉴定。这种话吓不倒作弊者，我心中早有打算，根本不去理会她。
实习结束前，我自己写好了鉴定。然后去那家法院，直接上五楼办公室，把该盖的章都给盖了。以前所有文件，包括判决书都是我拿上去盖章的，所以人家连问都没有问一声。这个最大的一次作弊，反而作的最稀松。后来看见新闻说，有一家地方法院居然搞出假离婚判决书来。我想有什么稀奇，我一个实习生，当时要是自己打一份，一样也是把人民法院的大红章给盖了。
办完了这件事，我为了一个在重庆读书的朋友能够分配到成都，通过母亲的关系去给一家学校的校长和主管局的人事处长行贿。这次的作弊被那位有着真才实学的朋友看作永远也不愿提及的耻辱。干完之后，我对自己说：还是到学校去教书吧。因为我实在不想再作弊了。
高考时我听进去父亲的话，打死也不填报师范院校。没想到结果最后还是充当了道貌岸然的教育者。五年来，我自知育人不够，但始终记得父亲的话，以不能毁人为宗旨。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大学校园里，希望帮助每一位杀出重围的中学生进行碎片整理。告诉他们那些曾经被毁掉或者从未在心中生根的价值。并在心中坚持，终其一生，和教育者留下的大粪为敌。
写到这里，我回头听见电视上的新闻，成都的中学生还在举行“生在红旗下”的迎七一作文比赛，评委是老诗人流沙河。我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仍然像太行王屋一样沉重。
但我始终充满信心。从一个作弊者到一个教育者，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一件事。就是生在大粪中，你依然可以开出鲜花。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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