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如鸡狗般的作家群 ——当代文学面临摆脱旧体制的新选择

经常看到大众传媒对一些作家，冠以“著名作家”、“杰出作家”、“人民作家”等称号，仿佛这就是这些作家的荣誉和等级。可是在我眼里，什么“家”，什么“著名的家”，“大师”等等，也不过与“小混混”是同样性质的称呼，如果社会上的“小混混”也有荣誉和等级的话，他们肯定也是“著名的小混混”、“杰出的小混混”、“人民的小混混”。

今天所谓的大作家，简言之就是玩弄文学的知识群体，套用某地党报一娱乐记者所称谓的“娱乐记者乃愚弄大众的代名词”，作家们玩弄文学也不过是“愚弄大众”的另一种方式而已。而真正的文学所具有的最基本的价值－－在于还原现实生活和解读现实生活，进而达到干预生活的目的，却距离大众越来越远了。

翻开当下著名的代表中国作家水准的文学刊物看看，就可以知道作家们到底有多少进步。2004年第一期《小说月报》杂志的头条，选的是方方的中篇《树树皆秋色》，令人失望的却是老掉牙的话题，一位大学女教授被同校一男生调情般地捉弄，最后女教授在觉醒，在恢复正常人其实是不正常人的“常态”。这个中篇占据了该杂志的十九个页面，二十二个小节，就像有个窝囊男人流鼻血一样，止不住，而又擤不出来，也擤不彻底。想当年，那个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如《风景》）的方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今天在湖北作家协会任职的方方。作家一旦加入了作家协会，一旦有了作家的地位，一切都变了，正如辛苦耕耘大地的农民一旦有了不耕地的自由，有了被人豢养的条件，他又与鸡狗有什么区别呢？作家们应该拿优秀的作品说话，应该影响世人、干预社会生活，否则还不如那些鸡狗呢。鸡可以下蛋与打鸣，狗还可以看家与吃剩饭，占着茅坑拉不出好屎的作家，又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呢？

当然，我在这里例举由茅盾题写刊名的《小说月报》的一篇小说，并没有特别针对方方的意思，她的中篇《风景》至今仍令我感动。“……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发表于1987年的《风景》，一开头便是这么几句震撼人心的话，“七哥说，当你把这个世界的一切连同这个世界本身都看得一钱不值时，你才会觉得自己活到这会儿才活出点滋味来。你才能天马行空般在人生的路上洒脱地走个来回。”“七哥说，号称清廉的人们大多为了自己的名声活着，且未害人却未为社会及人类作出什么贡献。而遭人贬低的靠不义之财发富的人却有可能拿出一大笔钱修座医院抑或学校，让众多的人尽享其好处。这两种人你能说谁更好一些谁更坏一些么？”

早年的方方，其实也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方方，与苏童、余华、刘震云、格非、叶兆言、刘恒、池莉、陈染等人齐名，他们皆有不少传世之作闻名。其中方方的《风景》再现了原生态的深层，还原底层市民的生活史和生命史。当年（1987），武汉池莉的《烦恼人生》也以描述凡俗人生题材而获得好评。因为写小说，她们成为作家；因为小说获了奖，她们也先后进了作家协会或文联。从此，她们就成了当地杰出作家俱乐部的当家人，而她们自己的作品却说不上什么大的进步与特别的发展，池莉后期的《生活秀》、《来来往往》、《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有了快感你就感》，以及前面提到方方的新小说《树树皆秋色》，以及莫言的《丰乳肥臀》、《四十一炮》，毕淑敏的《拯救乳房》等等，除了以较大的篇幅占据了众多文学刊物如《收获》如《十月》如《当代》如《北京文学》的页码外，无外乎被拍了电影与电视剧，“多收了三五斗”。再看这些文学杂志，看来看去，也都是这些大家的名字，其实她们这些大家，都声名赫赫近二十年了，作品却越来越低俗、庸俗与低级化了，距离文学价值越来越边缘了。为艺术而艺术，为物质而物质，她们今天的名声与作品，莫不是在吃老本？

每个民族的光荣都应该来自于这个民族的作家们。可是，我阅读了最近发表的一些中长篇小说，却一点也不觉得这些作家能为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什么光荣。第五届（1994-1998年度）的茅盾文学奖除了王安忆的《长恨歌》之外，其余作家作品都备受媒体质疑，连纪实性质的新闻体文学性质的作品《抉择》、从事茶叶研究的王旭峰的《南方有嘉木》都能获得茅盾文学奖，那么余华的《活着》、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早就应该获得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了。因为最高奖已经被《抉择》、《南方有嘉木》抢走了，余华、刘震云只能期待更高的奖设立，否则，他们总不能把作品排在《抉择》、《南方有嘉木》后面而求其次吧。

曾以作家身份出任国家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先生，提出怎么一个说法，“年轻的父母给年幼的孩子吃药的时候有时候解释说：‘这不是药。是糖。是果汁。’而年幼的孩子会哭诉：‘是药。’我们的成人比孩子更孩子。多么好的人民！”其实，现在的文坛正是这样，一些著名与不著名的作家，都把垃圾作品或无病呻吟的作品端出来，给读者说：“这不是垃圾。是营养，是精神美餐。是人间独一无二的美味。”而我们的非常甘心的读者说：“是的，好吃，味道好极了。”多么好的读者，多么好的人民。

文学，曾经作为人类精神家园上的晴朗天空，现在却越来越失去自身应有的价值了，就连知名的新生代作家、任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的葛红兵，在推出长篇小说《沙床》的同时，还面对媒体大言不惭地声称“我想做卓越的情色写手”。昔日曾在文学批评领域首创“身体写作”、“新生代作家”这两个新名词的他，曾数度掀起思想批评旋风、被喻为思想评论界黑马的他，却与“美男作家”和“情色小说”挂上了钩，不但他的这部快餐作品不值得购买，还被读者当场撕碎扔掉，可谓倒尽胃口。

大众怨恨假货，认为假货没有什么价值可言，都是一些骗钱的伪劣东西。现在，把这话用在那些著名作家身上，我发现作家们也不外乎这一点，拿出应场的伪劣的东西骗骗钱。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大众作家，人民作家，获得各种奖项的作家，都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媒体上，作秀，造作，无聊，下作，完全走的是反文学的穷途末路。

想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家，如写《绿化树》的张贤亮、写《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的路遥、写《老井》的郑义、写《北方的河》的张承志等，他们却敢于直面现实，继承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传统，介入生活，以优秀的作品还原现实生活和解读现实生活历史，进而达到干预生活的目的。可现在，文学似乎一沾到现实社会和政治生活，艺术性也就没有了。“孙志刚”这样典型的轰动事例，却没有电视剧导演与编剧关注；全国大小数百万煤矿工人、上亿外来工的底层生活无人关注；每年近10多万弱势群体意外死于各种情况下的“事故”、 “灾难”，无人关注。其实，这都是在说明当下的作家们对文学的讨巧与无知，他们关注皇宫内幕，热衷于王妃和太监、奴仆打情骂俏，就连电视上也都是古装戏的天下。再者，就是武打片风行一时，麻醉观众，金庸老朽拼命作秀，把几十年前的东西一一掏出，任最有钱最腐败的制作单位拍摄拉大便一样的电视连续剧，一个版本不够，再投巨资拍几个新版本，反正他们有的是金钱，有的是频道，有的是观众。至于观众、读者，也没有什么发言权的，频道是固定的，无法选择的，就像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一样，全国十三亿人民只能守着一个频道去“联欢”，这不是愚弄大众还是什么呢？

大时代有权向作家索取大作品。可是，我们今天的大作品是稀缺的，很多鸡狗作家乐于当小混混了，不但对现实回避，而且还对真正的艺术回避。当今中国经历如此广泛、深刻、充满戏剧性画面以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进程，从政治、经济、文化到社会心理，都一个方面都在被触动，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却没有震撼人心的作品，这难道不令人担忧？我的一位师长曾经这样告诫，中国作家是富翁。如果哪个中国作家会苦于找不到新鲜而有意义的题材，那也是一百年以后的事。作家们应当对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性格进行探索，关心社会，干预生活，不要担心被警告和有危险，更不要以功利性目的为艺术而艺术。真正伟大的作品，用透过社会和政治写出人性。否则，你只能当聪明的作家，只能当 “著名的小混混”、“杰出的小混混”、“人民的小混混”这样的鸡狗作家。

文学的取材和主题，所指向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应当具有社会与政治的 “干预”性质。涉及的问题，表达的情绪，与社会各阶层的思考与情绪同步。介入现实，干预生活，其中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创作的自由。正如当年（1979年）沈昌文创办《读书》杂志时倡导“读书无禁区”一样，文学创作也要“无禁区”。当然，这个禁区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高行健曾经这样说过，“创作自由不过是个美丽的字眼，或者说是一个诱人的口号。这种自由从来也不来自他人，既无人赏赐，也争取不到，只来自作家自己。你只有先拯救自己，才能赢得精神的自由。”我想，我们那些还不曾麻木、蒙蔽与堕落的作家们，在面临摆脱旧体制的新选择的同时，应该有所深思吧－－且莫等到“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