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平：明天，我们何处寻找我们的良知 有感于全街坐视弱女横尸街头

11月5日，四川成都一名弱女子深夜遭遇歹徒追杀，很多人目睹命案或听到死者求救，但在惨案发生的整整一个小时内一个没有人伸援、没有人出声、甚至没有人报警。一位还开着门的店主害怕事情扯上自己，马上关了灯，拉下了卷帘门。受害人最后在一条街的冷漠中被砍杀致死、横尸街头。歹徒最终抢走该女子的白色挎包，从容离开。

河南杀人犯黄勇，残忍杀害二十五名中学男生,将尸骨埋藏自家地底。河南连环凶手杨枝牙，三年杀死65人，强奸23人。浙江省陈勇锋，谋财害命，从今年2月到5月，连杀10人，并把受害者肢解灭迹 ．．．．．．

已经知道的类似案例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案件都是警察破案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因此，我们无从知道，实际上还有多少可怕的杀人案已经发生或是正在发生。

但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个案本身，而是其背后反映出的问题。我们需要质问与思考的是，为甚么那么多人会见死不救？我们的良知在哪里？为甚么人性会那么疯狂？为甚么同一个人能够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杀人？我们的职能部门都在干甚么？

也许，我们可以指责那些旁观者的麻木与残忍，但是，我们无法回答这样的诘问：各人自扫门前雪，凶手把我杀了怎么办？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任不寐先生那样勇敢地拷问自己：如果我住在那条街道上，我会挺身而出吗？肯定的答 案大概不会太多。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毫无人性的狂徒，甚至是有组织的团伙，而我们每个个体又如此软弱。因此，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状况与管理状况，真正的出路也在于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简单说来，至少有三方面因素与这些问题紧密相关：一是社会道德水准，如果社会风气好转，人心向善，犯罪行为就会减少；二是执法机关切实改善绩效，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三是民间的自我联合与支援，如果人们能够互助，正义的力量就会强大起来，人们就有可能站出来抵抗犯罪，因为他们并不再孤单弱小，不会对歹徒感到那么恐惧。

但以上三个条件在现行政策下的日益恶化，导致了此类问题愈演愈烈。

首先，现行的政策不但没有鼓励，反而阻碍了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按照常理，一个真正理智的当政者应该惩恶扬善，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鼓励善良的行为，打击恶行，社会道德风气才会好转。但在目前的中国，当你要按照善良行事的时候，你并不被允许，甚至要受到严惩。

只要看看法轮功信仰者受到的对待，我们就可以明白当权者在做着一件怎样荒唐的事情。在中国的社会道德受到市场经济强大冲击的时候，法轮功提倡真善忍的原则可以说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奠定了良好的道德基础，对转型中的复杂社会变迁起到了重大的稳定作用。从法轮功信仰者普遍的高境界道德水准以及四年多的极度和平抗争来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在江泽民的一手操纵下，打压法轮功却成了头等大事，学生的升学，百姓的就业，官员升迁．．．无不与对待法轮功的态度挂钩。不管是怎样的好人，不管是优秀科学家还是田间百姓，不是丢掉工作，就是备受精神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郑州十八里河第一女子劳教所为了让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竟动用一种叫做“约束衣”的酷刑，一用此刑者，双臂立即残废，肩、肘、腕处筋断骨裂，用刑时间长者，背骨全断裂，被活活痛死，至少6名法轮功学员先后被“约束衣”折磨致死。虐杀事件发生后，中央“610”明确表态：对相关劳教所及责任人不得追究。而湖南郴州市原610办公室主任杨利文，因写信向中央及有关部门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最后却遭当局判刑！这类政策并不个别，而是各级机关普遍实施的。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社会道德的提升、良知的复苏，不仅仅因为世俗明哲保身的压力，因为传统文化精髓在近代被统治者摧毁后的恶果，让我们不再相信美德、相信天理、变得崇尚暴力、好勇斗狠，而更因为一个强力国家机器的阻碍。这部机器在最高权力者的操纵下，实施的是打击善良百姓，打击正直官员，逼良从恶，奖励杀人放火的畸形政策，为让人放弃道德良知的追求，甚至不惜动用令人发指的超出人承受极限的残酷手段。在这样的社会政策下，人性恶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致使良知难以生存，人性更加疯狂。

其次，当前的执法机关本身问题百出，很多地方处于瘫痪状态。

一方面，政法系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前公安部长贾春旺自己就严词警告过。在很多地方，社会黑帮与政法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违法犯罪行为都被官员包庇甚至鼓励。

另一方面，正如前深圳刑警大队队长高沛其在最近的一次媒体采访中透露那样，中国当前的经济从整体来看是畸型的发展：面子工程耗资巨大，如神舟五上天、国家大剧院等等花费大笔金钱，但实际国计民生方面却失业、失学的问题严重，国家机关入不敷出。许多地区公安人员、办案人员手上很多办案的票无法报销，造成工作无法开展，许多公安人员只对走私、经济案件感兴趣，因为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而对一般需要公安机关多付出的对民众人身财产危害更多反而不感兴趣，甚至不愿立案，因为对难测案件立案了会影响破案率，影响到将来的工作指标及奖金。一旦恶行案件发生时，又会封锁消息，甚至制造假消息掩人耳目，让犯罪者更容易逃之夭夭。

更为严重的是，在太上皇江泽民的指令下，在很多地方公安人员可以不抓罪犯，但一定要抓法轮功学员，监狱的地方容不下那么多法轮功学员，就把罪犯放出来，以便关押学员，使政法系统完全偏离了国家公器应有的作用，完全变成了发泄个人私愤、搞政治迫害的工具。一些地方打黑除恶工作突出，但不愿出力打压法轮功的官员被调职，致使黑社会团伙更加猖獗。

如此种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在我们赖以维持治安的权力系统上却是司空见惯。因此，这套系统的工作能力已经被上层的政策大大削弱。

第三，既然社会道德风气好转无法指望，执法系统无法指望，那么民众只能依靠自发联合，进行呼吁与自救，也就是某种形式的自我管理。

但问题是，当局并不希望民间良知的觉醒，民间正义力量的凝聚。按理说，一个正常的国家秩序是绝不会害怕民众指出问题的。但目前一些当权者对权力的极度占有欲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严重的臆想恐惧症。当民间稍微有点自发性的行动时，当局就会紧张不安，草木皆兵，防之如敌。

那些敢于为社会道德堕落呼吁，敢于坚持良知的人，往往也是敢于针砭时弊，希望改变现状的人，当局并不希望他们具有影响社会大众的能力。尽管真正站出来呼吁社会良知的人并不多，但他们仍然无法见容于当局。不管是防治爱滋病的自发团体，还是针对非法侵害与呼吁良知的个人，不管是为那些惨案受害者大声疾呼的任不寐，还是良心不允许自己沉默的杜导斌，都是没有逃脱当局的打击。他们或者备受压力，或者身陷囹圄。更多的正义敢言之士，也在面临相同的境遇。

对于他们被捕本身，我并不担心。作为勇者，是不会畏惧于坐牢的。但我担心他们在狱中可能受到的种种迫害。权力者为了让人出卖良知，常常不惜一切威逼利诱的手段。我们无从知道，一个普通人能在消息的封锁、谎言的洗脑、暴力的迫害下坚持良知多久。当民间自发呼吁良知的声音沉寂下去的时候，民众个体的反抗日渐微弱，行恶者却日渐规模，如此恶性循环，更不会有人发出声音，因为“凶手把我杀了”的可能性已经变得更大，良知的萎缩死亡也就更快。

由上述分析看来，我们社会治安问题百出，人们良知的萎缩，其根本原因甚至不是那些罪犯、那些在场旁观的人群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最高权力者政治思维出现了前所未有问题，以及相应的社会管理系统出现了全面的问题。

当一个强大的权力机器被用来打压好人，鼓励作恶的时候，连原本的好人都要被迫放弃对善良的追求，我们又怎么能期望让道德素质可能本来就不高，甚至有犯罪倾向的人向善？在畸形的政策激励下，人们如何会愿意、又谈何容易去恪守我们的良知？当一个问题防范系统自己已经腐烂不堪的时候，我们又如何能对它寄太高的期望，依赖它去解决社会问题？当人们连自救就都不被允许时，问题的继续恶化也就无可逆转。

平安度日，不过是普通百姓的微薄愿望。但最近频传的杀人案，无情地粉碎了人们善良的愿望，对现实状况的评估分析，更让人生起一种对社会与未来的强烈不安与恐惧。

在目前这种政策管理下，我们明天的安全将更加没有保障。在一种强大国家机器的力量要强迫我们放弃良知与道德底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能坚守多久。我们无从知道，明天，我们是否还拥有我们的良知，明天，我们要到哪里去寻找我们的良知，明天，我们是否连呼吁良知的声音也都不会再有。

几百年前，有哲人说，没有良知，我感觉不到我们身上有优于禽兽的地方。难以想像，现在却有人动用一个政权的力量让人去抛弃良知，变成禽兽，这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要逃出恶性发展的可怕方向，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现行的管理思维与政策路线。但这种改变，需要社会的普遍共识与强大压力，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公民与执政者的角色，这才会给我们民族的未来带来希望。我们应该认识到，作为民众，我们拥有正当的权益，而政府与执政者的合法性在于为民众尽下义务，它不是个施恩者，更不是个高高在上的为所欲为者。我们有权利要求执政者进行改变，承担其责任与义务。当一个权力系统无法承担起应当的义务，当一个民族面临良知的危难时，我们民众应该找回自己的位置，承担自己的角色。当我们自己不去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不去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就永远都不可能得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在于我们放弃了我们自己应该的权利，而且经常是主动地放弃。因此，我们的未来仍然取决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认识与努力。如果将来的一天，我们无法摆脱整体良知萎缩与死亡的悲剧，那么我们的民族就将面临灭顶之灾。那些最高执政者将成为民族永远的罪人，而那些没有尽下自己责任的人，也同样有一份罪过。因此，对那些制订执行畸形政策，对良知进行打击的人，那些社会的真正罪犯，我们有必要现在发出声音，作出努力，共同把他们推向正义的审判台，让他们为他们犯下的罪行求求良知灭绝求求付出应有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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