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柠：潘岳的“环境文化”与“和”的民族精神

【看中国报道专稿】潘岳在文章《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中谈到了环境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并指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与当今世界方兴未艾的环境文化惊人地吻合。”这一论述颇有见地。

　　中华民族精神与现代环境文化的契合点，就在于“和”。

　　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家庭。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从春秋战国至秦的五百年，是第一次民族融合。楚人、吴人、越人、东夷人、西戎、南蛮、北狄与“诸夏之族”一起融合形成了汉民族的雏形。第二次，从南北朝到唐初，约四百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入主中原，融入汉民族。第三次，从五代十国到元末明初，女真、契丹、西夏、沙陀等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同化。满清入关后，满族融入了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和，开放的民族，注重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与同化。犹太人在欧洲独立了上千年，在中国却被中华文明所同化。在宋代有大批犹太人进入中国，曾向宋神宗朝进贡，宋神宗告诉他们：“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并赐赵、李、张、高等17姓。这批犹太人后来被完全汉化。这些充分说明了说明了以“和”为贵的汉文化的强大的融合和消解的力量。这种极强的民族融合力，得益于中华民族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以及对和的观念的理解。

　　中国文化也是“和”的文化，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体。汉朝开始，中国就开始与世界交流，除了与周边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有各种联系外，与南洋群岛、马来半岛交往也很频繁，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是那时候开通的。唐朝与世界文化的交融更是空前，李白题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可见，外国人在中国开店很普遍。当时，唐朝的国子监和太学，接纳二万多外国留学生，盛况空前。唐朝人对于外来文化广泛吸收，胡装、胡食、胡舞盛行街头，汉人“大有胡气”，豪爽而刚健，以至于“洛阳家家学胡乐。”唐玄宗时的《上元乐》，舞者多达四百余人，气魄宏伟，富丽堂
皇。和的大气魄必须以开放的文化政策作手段，正是这种开放、交融，才有中国传统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广泛吸收，才能全面丰富自己，形成盛唐雄汉的峥嵘气象和中国文化的黄金期。

　　儒释道三教合流，标志着华夏文化走出大陆而成为东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融化外域文化的极其灿烂的一页，也是中国文化和的精神的一次典型体现。

　　印度佛教中国化，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是佛教被改造，成为中国式的佛教即禅宗，与印度本土的佛教有质的区别。另一个是佛教和儒教合一，推进儒学变革，走出了子学和两汉经学的框架，形成了宋明理学，创立了自身的心性本体论。宋明理学与禅宗波动了整个东亚，使华夏文化圈成为现代所说的东亚文化圈。正是“和”的精神，塑造了和的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千年辉煌。

　　“礼之重，和为贵”。中国人不仅仅重人和，更重与天和、与地和。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道家提出"道法自然"。老子主张自然法则不可违，“天道圆融”，人道和于天道。

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众生和合。

　　环境文化从根本上讲，就是和的文化，就是要追求人与自然的融合，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的传统文化，既是对中华民族“和”的精神的发扬，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