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不是说当时共产党都坏，更不是说当时国民党当时做的都是对的，而是中共取得政权以后，是否实现了他的口号，事实上他们搞的封建主义、独裁专制和贪污腐化难道比国民党少吗？
中共一进城，就处处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亮丽诱人的口号，似乎只要说到就能做到。不可否认中共内确还有刻苦工作，严于律己的干部，但如果他是唯命是从、头脑僵化的还好，一辈子升不了官，也不会打入地狱。但只要还有一定分析能力，不惧权威，敢于坚持真理的话，恐怕早就家破人亡进劳教、劳改队了，到现在怕已含恨作古了。
我记得五十年代中，我听了一个中央内部关于批判高岗的秘密报告，其中一段说：“他每天要换一个女人”。那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在中国高岗是仅次于毛、刘、周、朱的第五号人物，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呢？而且这并不是他主要的罪状，甚至次要也不是，他绝不是因为“一天玩一个女人”而下台的。以前中共把他们这些领导，甚至一般领导干部都渲染得高不可攀，心地纯洁得象白雪一样一心只想到人民的“共产主义”式的人。而这与我相象中的中央领导人的形象相差太远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文革中已被提得响之又响。其间我到过不少中国中等城市，包括部分大城市在内，街上商店的招牌都没有了，清一色的被“为人民服务”代替，似乎买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为人民服务。不管是百货公司、鞋帽商店、鸡鸭鱼肉商场，直到买青菜萝卜的小商店，招牌都是“为人民服务”。似乎全民道德水准已经高得无所私心了。
现仅举几例，看其是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有一年我初到江西南昌，有人托我买草帽，我人生地不熟地在街上转了半天都未找到，问商店售货员，没有一个愿意告诉我的，都说：“不知道”，似乎他们都在生着气，后来我央求一商店中年售货员，我想他年岁大一点，处事上会好一点。他漫不经心地随手一指“在那边”，我再仔细询问他就不搭理了，似乎他能告诉你“在那边”已经仁至义尽了，你不要再得寸进尺！。
在文革中，有一次我去广州，当时广州东西比外地还是丰富，不少女同事托我买东西。我有经验，我不会讲广东话，很难在广东买到东西。广东不少商店的店上方和玻璃柜台上都写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那些女售货员都安坐在高橙上，看到我自远而近向她们走来，还离一段距离时，她突然一转身，要不是背对着我，就是侧身对着我，我知道不管你问她什么，回答一定是广东话的“没”。有一次我指着她伸手既可到的商品柜里的东西说：“我要的就是这个”，她仍端坐高橙，为了进一步落实，她又问了一句：“你是不是一定要？”我连说一定，这样她才从高橙上下来。而她周围能看到的都是炫耀夺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还记得一件事。八十年代一著名的左将胡乔木，他已就任中宣部长，有一次在电视里发表演说：“我就要理直气壮地宣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话音才落下不到二天，几个北京市公安人员，趁他不在到他家去搜查他儿子房间，开始他太太不让进，后来一个机灵的公安人员冲进了他儿子房间，一下从他儿子床下拉出一捆百元大钞，胡太太一下楞了，因为那时连万元户还不多，他儿子怎么会有这么多钱。不知胡领导是否用一生为之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教育过孩子。
我这里决不是说中共这些亮丽的口号是错的，但确实是做不到，事实上不仅做不到，而且差得十万八千里，相反的在这光明正大的口号里，掩盖的却是腐烂发臭的阴暗心理。
八十年代，邓大人又提出什么所谓“四个坚持”。说白了，实际就是坚持中央高层集团及其子女的最高利益。
近来，中共头号有权人物，江XX又挖空心思，别出心裁地推出“三个代表”，说什么“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这里耐着性子把它抄下来，实在是浪费我的精力，污染我的笔墨。
他的所谓的“三个代表”的提出，目的不在“三个代表”的内容本身，而是利用这几句话，把自己写入中共党章，并把他列入马恩列斯毛邓江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祖师爷，以期他在退位后，仍能如邓大人一样当“太上皇”，“垂廉听政”遥控中国政权，所以不知哪个无行文人帮他出了这么一条妙计。只可惜现在是物换星移，时代变了，他的同座们也知道他大心思，但摄于权力，表面上似乎依了他，实际上他的“幻梦”一定程度上已经落空了。
我也知道，即使现在，在一些忠厚善良的侨胞心中，还为中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这些似乎无比高尚的口号所诱惑。中共也打着这些招牌迷惑了不少一心追求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可惜中共的这些口号对一般人来讲是做不到的，而对中共这些高层领导就离得更远了。实际上，草民们也不要求他们“全心全意”，只要能做到想人民比想自己多就谢天谢地了。
所以，这些纯之又纯，高之又高的口号，应是天上霓裳羽衣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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