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罗拉多的秋天是美丽的，湛蓝天空中的云白使你的内心无法有丝毫杂念。在黄昏的天际，夕阳总会给远山的顶峰涂上一层淡淡的绛红色彩，如同一个清醇少女无意识的浅浅的微笑。
美国很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经过数十年对环境的综合治理，早期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后遗症，基本上得到了医治。“绿色和平组织”已经把自己活动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了全球，这些执着于公益事业的自愿的献身者总是面带微笑、态度诚恳地告戒人们：“人类和动物只有一个地球，失去绿色的保护屏障，人类和动物都会变成一堆活化石。”他们不善于说教，总是乐于和你倾心交谈；当俄罗斯在公海海域倾倒核废料时，他们立刻乘船前往，进行顽强的、不妥协的抗议，直至最后达成相关的协议。
在这里，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一个桃源明所描绘的“室外桃园”的地方，却有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机构，主要是对超导材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并进行技术攻关。领导这里的超导实验室的，是一个52岁的中国科学家王XX，他原来在上海的一个研究所工作，1998年全家移民美国，现在是美国永久居民，年薪20万美元的高级研究员。
和他是在华盛顿认识的，虽然我是搞原子能工程的，但彼此还是很快找到了共同话题，成了忘年之交。当时他惊讶我的年轻，感时伤怀的苦笑着说自己已经老了却成了异国公民。当话题到了为什么出国时，我们都沉默了。
夏天过去了。秋天，应这位前辈的邀请，我独自来到了科罗拉多他工作、生活的地方。
他居住的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那种居室：两层的建筑格式，一层是主客厅、工作间、健身房、卫生间和厨房，二楼是家庭成员的卧室并兼带一个很大的阳台；在院子里还有停车房。在美国，似乎没有人会在意这些。人们关心的不是你住多大的房子，你有多少存款，并把这些作为评价你成败与否的标志；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你如何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享受自由，保持健全的人格。虽然美国是一个商业社会，但人们更尊重的是有首创精神的人，美国人常说：“不要总是去买卖别人制造的东西，重要的是自己发明创造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创造发明，有一天我们就会变成完全依赖他人的乞丐。”这好象印证了一种流行的说法：美国人善于创造，日本人善于模仿，德国人善于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然后创造出惊人的“日耳曼式的精密复杂的系统”；而中国人，更乐于坐享其成。
使我惊奇的是，走进他的家好象回到了中国：客厅的正面墙上挂着齐白石画的灵性十足的虾，高级音响播放的是《牧童》的笛子独奏曲。置身在这种气氛中，我感到眼睛有些微微发涩。远在海外的人，也许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在国内有多少牢骚不满，但一但离开了，无论在哪里，想起那片土地心就会抽紧发颤。
这次的话题再次说到为什么出国时，老王迟疑了一下，便激愤地讲述了起来：
我原来在上海某研究所从事新兴科学超导材料的研究工作，因为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所以愤而出国。小老弟，你也知道，我现在领导的是一个美国超导实验室。
我原来所在的那个研究所，设备、条件等方面还说得过去，虽然技术指标比美国落后，但也不是“一穷二白”根本不具备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可是那里的人际关系复杂极了，糟糕透了。别看大家都是知识分子，照样拉帮结派，明争暗斗。有些人说是学者、科学家，还不如说是政客。说他们在搞学术，不如说他们在搞权术。我刚从外单位调到这个研究所的时候，还不知深浅，一脚踩下去，不知道得罪了哪方尊神。知识分子嘛，总是一付虚伪的面孔，“喜怒不形于色”，平常见面笑容可掬，转过脸就给你下套子，可我还以为大家对我不错，自己人缘不错。没想到背后竟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向我桶刀子。而且无影刀，让你感到痛却看不见也摸不清。
我插话道：这有点象金庸小说中那些善于暗算人的小人，最常用的方法是暗器和下毒。
老王说：你这个例子很生动很贴切。
他接着讲道：
有一次，我接到邀请到外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这个会有外国专家作报告，不用花外汇出国就能进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可我拿着对方的邀请函向研究室主任请假时，他竟然不同意，“理由”还冠冕堂皇：“现在经费紧张，压缩行政性开支。有些会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吧！”
这次会议没能参加，我失去了一次和国内外同行交流的机会。我的研究课题是：为什么超导陶瓷一类的新物质会超出人们已经掌握的常识在高温时成为超导状态。这是需要一笔经费的。预算早报上去了，可是一拖再拖，过了好几个月也没有下落。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又被室主任“压缩”掉了。这使我很生气，就和室主任顶了几句嘴。
事后，研究室的副主任把我请到了他家里，对我表示出非常关心和同情的态度。他一面给我斟酒，一面对我说：“XX呀，你还蒙在鼓里呢！那是老X背后尽给你小鞋穿，他是有名的武大郎，容不得别人比他个子高。”
“为什么？我又不想当官，和他有什么利害冲突？”
“咳，这你还不明白！你调来的时候不是先找的我吗？武大郎认为你不是他的胞弟武松，而是我的人，也就是他的冤家对头西门庆了。”
“莫名其妙！”虽然副所长讲话就象黑社会老大，但我还是耐着性子听着。
“为你的事，我和武大郎争了好几次了。”
其实，我听人说起过，正副主任在文革年代是互相对立的两派，学术观点也不一致。说实在的，对这种拜占廷式的勾心斗角我天生就很反感。但我希望副主任能帮帮忙，把经费批下来。
“这个嘛，还得等等。”副主任呷了一口酒，一付歪瓜裂枣的为难相。“所里不久就要调整领导班子了。在这之前，怕是什么事也办不了。现在的所领导不过是一个过度班子，临时内阁。给他们说了也不顶用。以后我一定帮你说说。”
我相信了副主任的话，对他的关怀由衷地表示感谢。
过了一段时间，所领导班子果然重新调整了。民意测验时我投了副主任一票。结果副主任当选了，而作为“平衡”，室主任当了学术委员会的主任。这样的安排，不过是打着“民意测验”的上级内定。
我是远离官场的人。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课题研究上了，已经发表了许多论文。其中一篇被美国一家权威刊物转载，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你可以远离官场，但无法离开学术职称。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是沿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的阶梯拼命往上爬着。越往上越困难，因为工资总数额的限制，数学支撑呈上尖下大的金子塔形。高居塔尖的，往往不是纯粹的学者、科学家，而是有官场背景有披着学术外衣的人。
我插话道：这好象是中国的特色。国内总是强调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其实更多的是官位笼络人，权力腐蚀人。官场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结合点，已经成了评价一个人成败的唯一标准。其实，留人最根本的办法，是公正留人，廉洁留人。没有这个，我看连象样的狗都留不住，何况是人了！
老王说：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国家不怕你穷，就怕你没有公正廉洁，没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整个国家的资源都围绕着官场虚耗，前景是很令人担忧的！我去德国的时候，听那里的同行给我讲过这样的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刚战败的时候，在冒着烟的废墟和瓦砾中，德国人依然自信沉着地行走着，没有丝毫的沮丧；在一个残垣断臂的屋子里，一个德国女教师依然象平常一样给孩子们上课，每个孩子手里都举着蜡烛以照亮四周，其中一个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高声的朗诵着歌德的诗－－
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
常年累月，真诚勤奋；
周而复始，却从不停顿。
继承传统，又乐于创新
啊，这样又能前进一程！
当时美国的一个观察团看到这个情景时，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坚强、真诚又充满创造性的民族，很快就会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德国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老王又继续诉说着他为什么出国的原因：
我的职称是助理研究员。按照我的实际水平和研究成果，理应评为副研究员。但是，第一次没有我。
我没有象有些人那样大吵大闹或者暗中向学术委员会的专家们送礼行贿。学术职称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有些人的高级职称其实是哭来的，闹来的，行贿行来的，拉关系拉来的，滥竽充数，根本没有真才实学。我瞧不起这个。何况，在我们研究所里，比我资格老的人有的是。比如说老张是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性格耿直得罪了领导，职称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就是这样老资格的老张，第一次也没有评上副高级职称。
第二次还是没有我，也没有老张。我没有替自己申辩，但替老王争了几句：“老张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那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谁不想多出成果呀，你不让人家搞嘛！过去不让人家搞现在又嫌人家成果少，这难道合理吗？”
所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都没有表态，好象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见我说了些我们似的，脸色也有些不大好看。
老张听说我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竟感动得紧紧拉住我的手，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
“XX同志，谢谢你，谢谢你。我，我……”
“老张，别难过。”我赶紧安慰他道。“不就是说你成果少吗？我们合作好不好？你有经验我年富力强，还怕搞不出点东西来？”
“好！好！”老张激动的连连点头。
我和老张通力合作，终于弄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物质中的磁性似乎总在超导上起着重要的物质作用。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工作，又在全所人员的关注下开始了。一阵紧锣密鼓后，平定结果公布了。还是没有我，也没有老张，倒是两个工作时间比我们短、没有任何科研成果的两个庸才评上了副研究员。究其原因，是由于那两位都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的私交甚好，主任本人得到过两位家里的各方面“关照”，说白了，他们都是一张网上的“黑蜘蛛”。
这一次，我无法再保持沉默了！
我直接跑到办公室去找学术委员会主任，当面指出职称评定的种种弊端。我是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的，我告诉主任说他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我和老张不是歧视就是怀有偏见。
听了我的话，这位主任没有做任何自我批评，只是用他那双阴森森的、总爱算计人的眼睛盯住我，眼皮也不眨一下。
我以同样的方式盯着他。
这样对峙了两三分钟，他终于坚持不住败下阵去。慢慢合上了眼皮。
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了眼皮，居然摇头晃脑地这样答复我：“你和老张……呀，我不了解啊！怎么评呢？”
他要干脆什么都不说，根本不作任何答复，也许倒也罢了，我本来是打算提完意见就走人的。但他这么一说，把我的怒火点燃了！我起身过去拉开办公室的门，就是要让全所都听见我的声音：“这就是你的理由吗？什么叫不了解？我们都在一个所里，过去还在一个研究室里，难道你真的不了解我们？你是干什么吃的？你不是借机报复是什么！”
主任被说的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这时门外走廊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学术委员会主任脸孔红涨的向猪肝。
“你，你！……”他气急败坏，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我当众揭了他的老底：“你自称是我们所的权威，可几十年工夫就写了那几篇破论文，既无发明又无创造，连一本专着都没有，居然当上了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你纯粹是个伪学者，伪君子，伪科学家！”
这样大闹了一通，全所都嚷嚷开了。这自然惊动了那位原来的室副主任现在的所长，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责备道：“你呀，你呀！怎么尽干蠢事！”
我已经平静些了，所以说：“我承认，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只是职称评定的太不公正太不合理了。作为一所之长，你就不能说句公道话吗？”
所长双手一摊，说：“我嘛，也只有一票呀！”
“难道这次职称评定真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吗？三岁的小孩也能看出来，这都是内定的。我不要求你帮什么忙，更不要求特殊照顾。我只希望你能主持公道。”
“那当然是我的职责所在了。”所长似笑非笑，一脸圆滑地说：“老X分管职称工作，我不好多加干预。”他头朝前伸着继续说：“你现在闹事可真不是时候呀！你知道吗，科研体制马上就要进行改革了，尽管你的成果不少，可是都不能形成项目，产生不了什么经济效益。一但经费压缩，要求自己创收，我们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分流，自己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你有这个本钱和领导顶吗？不错，上海现在工作不是很难找，可你想搞你的课题那是没什么希望了，就是去大学教书你条件也不够啊。”
我看着所长，意识到被赶出研究所的危机正迫近着我。
“现在这个社会是讲平衡的。”所长继续“开导”着我：“你需要职称首先得考虑别人需要什么样的回报。你的研究才能是很好的资本，可你就不知道善用。你搞研究总是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合作，老张能给你副高级职称吗？如果你在这方面能谦虚些，找准合作对象，采取高姿态，评个副高算什么呀！”
我好象听出了他话中的弦外之音：那就是今后不与他“合作”搞课题，就得随时走人。与他合作其实就是把我的研究成果算成他的，我只能排在后面。
“好了，你是我的人，我不会让你总这么受委屈的。”见我不说话，所长又微笑着说道。
“去**的！我怎么会是你的人？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人？我就是我自己！想搞课题容易呀，你是所长什么课题申请不到？告诉你，你可以把我分流了，但我会和你把官司打到北京去！打到中南海去！我就不相信，全中国当官的都和你沾亲带故！”
我骂完也不管所长有什么反映，转身扬长而去。
因为这次职称评定太不公平，太不合理，所里大多数人都为我和老张抱不平。这件事情被反映到主管部门后，破格增加了一个副研究员的名额，并且指定把这个名额给我，原因是我的研究成果受到了美国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防止我会把科研成果带出去。但是，我把这个名额让给了老张。
遗憾的是老张由于命运坎坷，有加上这几年在巨大的压力中拼命工作，拼而不就，憋了一肚子气，身体彻底垮了。住进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当我把副研究员的聘书送去的时候，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说：“我快要死了，才评上了副高。这大概是一种安慰吧？或者呢，是追认。……他们就爱搞这一套。唉，我要这个还有什么用，在竞聘中去排挤那些有真才实学但职称不高的人吗？”
“老张，别难过，千万保重身体啊！”我忍着泪安慰老张。
“人至将死，其言也善。”老张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你把这个职称让给我，就等于把自己的后路断了。我已经听说了，在机构改革的分流名单中有你，理由是你还是初级职称。现在讲究职称结构，讲究梯队，你什么都沾不上。”
“随他们的便吧。”我苦笑着，感到实在太累了。
天气本来就燥热，病房里通风不好，更让人憋闷的难受。老张拉着我的手，关切地说：“我知道自己没有几天了，也没有必要为自己考虑什么。这几天我倒是一直在想你的事情。老弟，犯不着和那些人斗气。凭你的学识和才能，以后一定会成为优秀的科学家的。在这里，就是牛顿，就是爱因斯坦，也会被埋葬的！走吧，到国外去－－去施展你的才华，实现你的抱负。科学家唯一不能被剥夺的，就是自己的真诚和才华，所以科学家有权力选择自己施展才华的地方！老弟……”
老张是含着眼泪对我说这番话的。
老张不久就去逝了。我参加完追悼会后，就赶上了所里的竞聘和“优化组合”；结果，没有一个研究室肯要我……最后，我被“分流下岗”了。在这期间，也许是所长受到有关方面的旨意，找过我几次，说回研究所也可以，但必须有合适的研究课题有合适的“合作”人。但是，这时我已经接到了美国方面邀请我讲学的信函，对所长的鬼话没有丝毫兴趣了。我冷冷地拒绝了所长的要求，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了美国……
老王讲到这里，好象嗓子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嘴微微地张开着，两眼凝视着窗外。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老王。他所说的事情，在国内我能深切地感觉到，但是在还没有进入职称大战前，我已经脱离了那个环境，所以对他的真实讲述还是感到有些陌生。
突然，老王头转向我，又开始激愤地说道：
我在这里，已经没有国内经常遇到甚至可以说必然会有的那样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干扰。咱们都知道，美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也有竞争，优胜劣汰；但我们中国人那种“窝里斗”恰恰相反，斗的结果总是劣胜优汰，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一个中国的“下岗职工”，今天却成了美国的高级研究员，这说明美国所重视的是与你实际能力相符合的东西：到底哪个环境反映了我做为一个人的真正的价值呢？
我决心报效美国，说句不爱国的话，我决心要在超导领域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我要让国内那些同行相形见绌！科学是无国界的，我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全人类的幸福和未来服务。也许中国现在已经把我遗忘了，不过当我获得成功的时候，中国会记起我的。那时候中国的报刊又会大张旗鼓地作秀，说什么“美籍华人科学家某某如何如何”，并以此做为中国的荣耀。也许，这就是我对祖国唯一能给予了回报了。
我感到心情开始沉重了起来，忍不住说：我是搞原子能工程的，但我不希望在这个领域中国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现在就这么点优势了。我担心的倒是，不要连这点优势也被一些昏官给糟蹋了！
老王看着我说：
小老弟，不瞒你说，我说这些话时心里也非常难受。我是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说“不爱国”的话的。你知道吗，我父母的坟依然在老家宁波。我知道，老人家的血肉和灵魂都和那片我们生活的土地融合在一起了，他们属于那里，是那片土地的开垦者和真正的主人。但是，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在国内许多人是那么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往往那些爱国主义谈论的最多的人最不爱国！鲁迅骂中国最多，可有比鲁迅更爱中国的吗？
我看着眼前的这位科学前辈，这位来自中国的“下岗职工”，开始逐渐地理解了他内心的悲苦和凄凉，理解了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也许在自己的祖国连饭碗都保不住！
当我起身告别的时候，他问我：“我还有个私人的事，不知道能不能烦劳你帮个忙？”
“没问题，你说吧。”我爽快地答应道。
他说：“我短时间内无法回国了……我父母的坟有好几年没有拜祭了……你能不能代我为两位老人磕个头，说声儿子不孝，再添把新土。”
“没问题，你放心好了！”我说着，感到嗓子好象被什么东西塞住了。
他跪了下去，对着我磕了三个头。
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急忙扶起老王。
“请把这三个头，带给我父母。”他说着，泪水从眼睛里涌了出来。
我紧握着他的手，忍了很久的泪也涌了出来。
回国探亲，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离家很远的宁波。按照老王画的图，我找到了他父母的坟墓，在墓碑前磕了六个头－－除了老王，还有他温柔体贴的上海妻子。接着，我又给老人上了香。最螅
美国很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经过数十年对环境的综合治理，早期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后遗症，基本上得到了医治。“绿色和平组织”已经把自己活动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了全球，这些执着于公益事业的自愿的献身者总是面带微笑、态度诚恳地告戒人们：“人类和动物只有一个地球，失去绿色的保护屏障，人类和动物都会变成一堆活化石。”他们不善于说教，总是乐于和你倾心交谈；当俄罗斯在公海海域倾倒核废料时，他们立刻乘船前往，进行顽强的、不妥协的抗议，直至最后达成相关的协议。
在这里，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一个桃源明所描绘的“室外桃园”的地方，却有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机构，主要是对超导材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并进行技术攻关。领导这里的超导实验室的，是一个52岁的中国科学家王XX，他原来在上海的一个研究所工作，1998年全家移民美国，现在是美国永久居民，年薪20万美元的高级研究员。
和他是在华盛顿认识的，虽然我是搞原子能工程的，但彼此还是很快找到了共同话题，成了忘年之交。当时他惊讶我的年轻，感时伤怀的苦笑着说自己已经老了却成了异国公民。当话题到了为什么出国时，我们都沉默了。
夏天过去了。秋天，应这位前辈的邀请，我独自来到了科罗拉多他工作、生活的地方。
他居住的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那种居室：两层的建筑格式，一层是主客厅、工作间、健身房、卫生间和厨房，二楼是家庭成员的卧室并兼带一个很大的阳台；在院子里还有停车房。在美国，似乎没有人会在意这些。人们关心的不是你住多大的房子，你有多少存款，并把这些作为评价你成败与否的标志；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你如何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享受自由，保持健全的人格。虽然美国是一个商业社会，但人们更尊重的是有首创精神的人，美国人常说：“不要总是去买卖别人制造的东西，重要的是自己发明创造的东西。没有自己的创造发明，有一天我们就会变成完全依赖他人的乞丐。”这好象印证了一种流行的说法：美国人善于创造，日本人善于模仿，德国人善于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然后创造出惊人的“日耳曼式的精密复杂的系统”；而中国人，更乐于坐享其成。
使我惊奇的是，走进他的家好象回到了中国：客厅的正面墙上挂着齐白石画的灵性十足的虾，高级音响播放的是《牧童》的笛子独奏曲。置身在这种气氛中，我感到眼睛有些微微发涩。远在海外的人，也许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在国内有多少牢骚不满，但一但离开了，无论在哪里，想起那片土地心就会抽紧发颤。
这次的话题再次说到为什么出国时，老王迟疑了一下，便激愤地讲述了起来：
我原来在上海某研究所从事新兴科学超导材料的研究工作，因为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所以愤而出国。小老弟，你也知道，我现在领导的是一个美国超导实验室。
我原来所在的那个研究所，设备、条件等方面还说得过去，虽然技术指标比美国落后，但也不是“一穷二白”根本不具备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可是那里的人际关系复杂极了，糟糕透了。别看大家都是知识分子，照样拉帮结派，明争暗斗。有些人说是学者、科学家，还不如说是政客。说他们在搞学术，不如说他们在搞权术。我刚从外单位调到这个研究所的时候，还不知深浅，一脚踩下去，不知道得罪了哪方尊神。知识分子嘛，总是一付虚伪的面孔，“喜怒不形于色”，平常见面笑容可掬，转过脸就给你下套子，可我还以为大家对我不错，自己人缘不错。没想到背后竟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向我桶刀子。而且无影刀，让你感到痛却看不见也摸不清。
我插话道：这有点象金庸小说中那些善于暗算人的小人，最常用的方法是暗器和下毒。
老王说：你这个例子很生动很贴切。
他接着讲道：
有一次，我接到邀请到外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这个会有外国专家作报告，不用花外汇出国就能进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可我拿着对方的邀请函向研究室主任请假时，他竟然不同意，“理由”还冠冕堂皇：“现在经费紧张，压缩行政性开支。有些会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吧！”
这次会议没能参加，我失去了一次和国内外同行交流的机会。我的研究课题是：为什么超导陶瓷一类的新物质会超出人们已经掌握的常识在高温时成为超导状态。这是需要一笔经费的。预算早报上去了，可是一拖再拖，过了好几个月也没有下落。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又被室主任“压缩”掉了。这使我很生气，就和室主任顶了几句嘴。
事后，研究室的副主任把我请到了他家里，对我表示出非常关心和同情的态度。他一面给我斟酒，一面对我说：“XX呀，你还蒙在鼓里呢！那是老X背后尽给你小鞋穿，他是有名的武大郎，容不得别人比他个子高。”
“为什么？我又不想当官，和他有什么利害冲突？”
“咳，这你还不明白！你调来的时候不是先找的我吗？武大郎认为你不是他的胞弟武松，而是我的人，也就是他的冤家对头西门庆了。”
“莫名其妙！”虽然副所长讲话就象黑社会老大，但我还是耐着性子听着。
“为你的事，我和武大郎争了好几次了。”
其实，我听人说起过，正副主任在文革年代是互相对立的两派，学术观点也不一致。说实在的，对这种拜占廷式的勾心斗角我天生就很反感。但我希望副主任能帮帮忙，把经费批下来。
“这个嘛，还得等等。”副主任呷了一口酒，一付歪瓜裂枣的为难相。“所里不久就要调整领导班子了。在这之前，怕是什么事也办不了。现在的所领导不过是一个过度班子，临时内阁。给他们说了也不顶用。以后我一定帮你说说。”
我相信了副主任的话，对他的关怀由衷地表示感谢。
过了一段时间，所领导班子果然重新调整了。民意测验时我投了副主任一票。结果副主任当选了，而作为“平衡”，室主任当了学术委员会的主任。这样的安排，不过是打着“民意测验”的上级内定。
我是远离官场的人。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课题研究上了，已经发表了许多论文。其中一篇被美国一家权威刊物转载，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你可以远离官场，但无法离开学术职称。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是沿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的阶梯拼命往上爬着。越往上越困难，因为工资总数额的限制，数学支撑呈上尖下大的金子塔形。高居塔尖的，往往不是纯粹的学者、科学家，而是有官场背景有披着学术外衣的人。
我插话道：这好象是中国的特色。国内总是强调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其实更多的是官位笼络人，权力腐蚀人。官场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结合点，已经成了评价一个人成败的唯一标准。其实，留人最根本的办法，是公正留人，廉洁留人。没有这个，我看连象样的狗都留不住，何况是人了！
老王说：问题就在这里！一个国家不怕你穷，就怕你没有公正廉洁，没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整个国家的资源都围绕着官场虚耗，前景是很令人担忧的！我去德国的时候，听那里的同行给我讲过这样的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刚战败的时候，在冒着烟的废墟和瓦砾中，德国人依然自信沉着地行走着，没有丝毫的沮丧；在一个残垣断臂的屋子里，一个德国女教师依然象平常一样给孩子们上课，每个孩子手里都举着蜡烛以照亮四周，其中一个孩子在老师的指导下，高声的朗诵着歌德的诗－－
辽阔的世界，宏伟的人生；
常年累月，真诚勤奋；
周而复始，却从不停顿。
继承传统，又乐于创新
啊，这样又能前进一程！
当时美国的一个观察团看到这个情景时，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坚强、真诚又充满创造性的民族，很快就会从战争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德国战后几十年的发展，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老王又继续诉说着他为什么出国的原因：
我的职称是助理研究员。按照我的实际水平和研究成果，理应评为副研究员。但是，第一次没有我。
我没有象有些人那样大吵大闹或者暗中向学术委员会的专家们送礼行贿。学术职称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有些人的高级职称其实是哭来的，闹来的，行贿行来的，拉关系拉来的，滥竽充数，根本没有真才实学。我瞧不起这个。何况，在我们研究所里，比我资格老的人有的是。比如说老张是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性格耿直得罪了领导，职称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就是这样老资格的老张，第一次也没有评上副高级职称。
第二次还是没有我，也没有老张。我没有替自己申辩，但替老王争了几句：“老张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那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谁不想多出成果呀，你不让人家搞嘛！过去不让人家搞现在又嫌人家成果少，这难道合理吗？”
所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都没有表态，好象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见我说了些我们似的，脸色也有些不大好看。
老张听说我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竟感动得紧紧拉住我的手，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了。
“XX同志，谢谢你，谢谢你。我，我……”
“老张，别难过。”我赶紧安慰他道。“不就是说你成果少吗？我们合作好不好？你有经验我年富力强，还怕搞不出点东西来？”
“好！好！”老张激动的连连点头。
我和老张通力合作，终于弄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物质中的磁性似乎总在超导上起着重要的物质作用。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工作，又在全所人员的关注下开始了。一阵紧锣密鼓后，平定结果公布了。还是没有我，也没有老张，倒是两个工作时间比我们短、没有任何科研成果的两个庸才评上了副研究员。究其原因，是由于那两位都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的私交甚好，主任本人得到过两位家里的各方面“关照”，说白了，他们都是一张网上的“黑蜘蛛”。
这一次，我无法再保持沉默了！
我直接跑到办公室去找学术委员会主任，当面指出职称评定的种种弊端。我是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的，我告诉主任说他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我和老张不是歧视就是怀有偏见。
听了我的话，这位主任没有做任何自我批评，只是用他那双阴森森的、总爱算计人的眼睛盯住我，眼皮也不眨一下。
我以同样的方式盯着他。
这样对峙了两三分钟，他终于坚持不住败下阵去。慢慢合上了眼皮。
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了眼皮，居然摇头晃脑地这样答复我：“你和老张……呀，我不了解啊！怎么评呢？”
他要干脆什么都不说，根本不作任何答复，也许倒也罢了，我本来是打算提完意见就走人的。但他这么一说，把我的怒火点燃了！我起身过去拉开办公室的门，就是要让全所都听见我的声音：“这就是你的理由吗？什么叫不了解？我们都在一个所里，过去还在一个研究室里，难道你真的不了解我们？你是干什么吃的？你不是借机报复是什么！”
主任被说的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这时门外走廊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学术委员会主任脸孔红涨的向猪肝。
“你，你！……”他气急败坏，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我当众揭了他的老底：“你自称是我们所的权威，可几十年工夫就写了那几篇破论文，既无发明又无创造，连一本专着都没有，居然当上了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你纯粹是个伪学者，伪君子，伪科学家！”
这样大闹了一通，全所都嚷嚷开了。这自然惊动了那位原来的室副主任现在的所长，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责备道：“你呀，你呀！怎么尽干蠢事！”
我已经平静些了，所以说：“我承认，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只是职称评定的太不公正太不合理了。作为一所之长，你就不能说句公道话吗？”
所长双手一摊，说：“我嘛，也只有一票呀！”
“难道这次职称评定真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吗？三岁的小孩也能看出来，这都是内定的。我不要求你帮什么忙，更不要求特殊照顾。我只希望你能主持公道。”
“那当然是我的职责所在了。”所长似笑非笑，一脸圆滑地说：“老X分管职称工作，我不好多加干预。”他头朝前伸着继续说：“你现在闹事可真不是时候呀！你知道吗，科研体制马上就要进行改革了，尽管你的成果不少，可是都不能形成项目，产生不了什么经济效益。一但经费压缩，要求自己创收，我们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分流，自己去人才市场找工作。你有这个本钱和领导顶吗？不错，上海现在工作不是很难找，可你想搞你的课题那是没什么希望了，就是去大学教书你条件也不够啊。”
我看着所长，意识到被赶出研究所的危机正迫近着我。
“现在这个社会是讲平衡的。”所长继续“开导”着我：“你需要职称首先得考虑别人需要什么样的回报。你的研究才能是很好的资本，可你就不知道善用。你搞研究总是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合作，老张能给你副高级职称吗？如果你在这方面能谦虚些，找准合作对象，采取高姿态，评个副高算什么呀！”
我好象听出了他话中的弦外之音：那就是今后不与他“合作”搞课题，就得随时走人。与他合作其实就是把我的研究成果算成他的，我只能排在后面。
“好了，你是我的人，我不会让你总这么受委屈的。”见我不说话，所长又微笑着说道。
“去**的！我怎么会是你的人？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人？我就是我自己！想搞课题容易呀，你是所长什么课题申请不到？告诉你，你可以把我分流了，但我会和你把官司打到北京去！打到中南海去！我就不相信，全中国当官的都和你沾亲带故！”
我骂完也不管所长有什么反映，转身扬长而去。
因为这次职称评定太不公平，太不合理，所里大多数人都为我和老张抱不平。这件事情被反映到主管部门后，破格增加了一个副研究员的名额，并且指定把这个名额给我，原因是我的研究成果受到了美国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防止我会把科研成果带出去。但是，我把这个名额让给了老张。
遗憾的是老张由于命运坎坷，有加上这几年在巨大的压力中拼命工作，拼而不就，憋了一肚子气，身体彻底垮了。住进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当我把副研究员的聘书送去的时候，他冷冷地看了一眼说：“我快要死了，才评上了副高。这大概是一种安慰吧？或者呢，是追认。……他们就爱搞这一套。唉，我要这个还有什么用，在竞聘中去排挤那些有真才实学但职称不高的人吗？”
“老张，别难过，千万保重身体啊！”我忍着泪安慰老张。
“人至将死，其言也善。”老张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你把这个职称让给我，就等于把自己的后路断了。我已经听说了，在机构改革的分流名单中有你，理由是你还是初级职称。现在讲究职称结构，讲究梯队，你什么都沾不上。”
“随他们的便吧。”我苦笑着，感到实在太累了。
天气本来就燥热，病房里通风不好，更让人憋闷的难受。老张拉着我的手，关切地说：“我知道自己没有几天了，也没有必要为自己考虑什么。这几天我倒是一直在想你的事情。老弟，犯不着和那些人斗气。凭你的学识和才能，以后一定会成为优秀的科学家的。在这里，就是牛顿，就是爱因斯坦，也会被埋葬的！走吧，到国外去－－去施展你的才华，实现你的抱负。科学家唯一不能被剥夺的，就是自己的真诚和才华，所以科学家有权力选择自己施展才华的地方！老弟……”
老张是含着眼泪对我说这番话的。
老张不久就去逝了。我参加完追悼会后，就赶上了所里的竞聘和“优化组合”；结果，没有一个研究室肯要我……最后，我被“分流下岗”了。在这期间，也许是所长受到有关方面的旨意，找过我几次，说回研究所也可以，但必须有合适的研究课题有合适的“合作”人。但是，这时我已经接到了美国方面邀请我讲学的信函，对所长的鬼话没有丝毫兴趣了。我冷冷地拒绝了所长的要求，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了美国……
老王讲到这里，好象嗓子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嘴微微地张开着，两眼凝视着窗外。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老王。他所说的事情，在国内我能深切地感觉到，但是在还没有进入职称大战前，我已经脱离了那个环境，所以对他的真实讲述还是感到有些陌生。
突然，老王头转向我，又开始激愤地说道：
我在这里，已经没有国内经常遇到甚至可以说必然会有的那样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干扰。咱们都知道，美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也有竞争，优胜劣汰；但我们中国人那种“窝里斗”恰恰相反，斗的结果总是劣胜优汰，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一个中国的“下岗职工”，今天却成了美国的高级研究员，这说明美国所重视的是与你实际能力相符合的东西：到底哪个环境反映了我做为一个人的真正的价值呢？
我决心报效美国，说句不爱国的话，我决心要在超导领域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我要让国内那些同行相形见绌！科学是无国界的，我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全人类的幸福和未来服务。也许中国现在已经把我遗忘了，不过当我获得成功的时候，中国会记起我的。那时候中国的报刊又会大张旗鼓地作秀，说什么“美籍华人科学家某某如何如何”，并以此做为中国的荣耀。也许，这就是我对祖国唯一能给予了回报了。
我感到心情开始沉重了起来，忍不住说：我是搞原子能工程的，但我不希望在这个领域中国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现在就这么点优势了。我担心的倒是，不要连这点优势也被一些昏官给糟蹋了！
老王看着我说：
小老弟，不瞒你说，我说这些话时心里也非常难受。我是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说“不爱国”的话的。你知道吗，我父母的坟依然在老家宁波。我知道，老人家的血肉和灵魂都和那片我们生活的土地融合在一起了，他们属于那里，是那片土地的开垦者和真正的主人。但是，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在国内许多人是那么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往往那些爱国主义谈论的最多的人最不爱国！鲁迅骂中国最多，可有比鲁迅更爱中国的吗？
我看着眼前的这位科学前辈，这位来自中国的“下岗职工”，开始逐渐地理解了他内心的悲苦和凄凉，理解了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也许在自己的祖国连饭碗都保不住！
当我起身告别的时候，他问我：“我还有个私人的事，不知道能不能烦劳你帮个忙？”
“没问题，你说吧。”我爽快地答应道。
他说：“我短时间内无法回国了……我父母的坟有好几年没有拜祭了……你能不能代我为两位老人磕个头，说声儿子不孝，再添把新土。”
“没问题，你放心好了！”我说着，感到嗓子好象被什么东西塞住了。
他跪了下去，对着我磕了三个头。
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急忙扶起老王。
“请把这三个头，带给我父母。”他说着，泪水从眼睛里涌了出来。
我紧握着他的手，忍了很久的泪也涌了出来。
回国探亲，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离家很远的宁波。按照老王画的图，我找到了他父母的坟墓，在墓碑前磕了六个头－－除了老王，还有他温柔体贴的上海妻子。接着，我又给老人上了香。最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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