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往事: 救人知救已

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两派群众敌对情绪越来越重。当时我是一派群众的核心人物。有一天上午,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一名负责的同志,到我们这一派群众组织办公室想要一些有关小道消息的传单。当时办公室正好来了几个20来岁的小伙子,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看到对方群众组织的人来到我们办公室要传单,认为是对方派来刺探情报的"特务",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抓住对方的衣领就要打。当时我看到他们这样无理,立即制止了他们的打人行为,救了对方的同志。

我当时认为,虽然两派群众组织的观点不同,但却是阶级兄弟,不应视为仇敌。就很和气的道歉说:"老朱同志,他们年轻无知,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你需要什么传单只要我有,你尽管拿,你以后需要什么传单,打个电话来,我给你送去就是。"接着我们谈了几分钟,他拿了一些传单,我亲自他走,分手时,他很感动地对我说:"邵师傅,今天若不是你救了我,我不知被打成什么样子,说不定连命也丢了,谢谢你的救命恩。"

一九六七年九,我从外地出差回西安,从火车站出来不久,有两个人突然从背后把我抓住并不断破口大骂。我回头一看,是对方组织里从事武斗的两名干将,随后恶狠狠的把我的双手用力往背后一扭,一手压着我的颈,一手抓着我反扭的手,象押犯人一样,把我押到西安火车站一个黑暗的地下室。我不知道对方组织在火车站设有据点,因而被他们抓住。我被他们押着左拐右转的到了地下室。室内黑沉沉阴森可怕,室内的考虑凳子,铜丝鞭子,钢丝钳子 ,灌辣椒水的壶,捆人吊人用的绳子,打人用的棍子-------,总之,各种刑具样样都胡,我不禁毛骨悚然,心惊肉跳。我想,我们的人,凡是被他们抓住,不是被活活地打死,就是被割掉脚胫,打伤至残。我是他们一心要抓的重要人物,今天落到他们手里,就休想活着出去,不禁眼泪骤落。

到了地下室,我才知道是一个审讯室,他们把我往前一推,狠狠的对室内的几个人讲:"今天抓个大家伙,你们把他好好看住,千万不让他跑掉,等我们开会回来收拾他,叫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抓我的人走了,我才慢慢地抬起头来,室内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看到是我,就说:"你怎么敢来火车站,今天叫他们抓住,定是凶多吉少------"我看和我说话的,正是被我救过的老朱,心里一时闪出有救的一线希望,但又想,文化大革命搞得六亲不认,父子、夫妻、兄弟姐妹都因观点不一,互相残杀,何况外人。心想,"今天既然被他们抓住,估计就没有活着出去的可能了。"老朱一会对另两个人说:"你们先到门口守着,我跟他谈谈。"

那两个人到门口,就象门神一样把守着门口,生怕我从门口冲出去跑了。这时老朱把我叫在一边,着急地对我说:"他们开会很快就回来了,那时就有生命危险,现在我马上放你走,你跟我来。"他打开后门,指着不太高的砖墙,"过铁道,赶快往北跑。"他看我翻过墙,就回到室内去了。我连句感谢的话来不及说,只顾逃命。

六八年九月,工厂成立革委会后,我当了干部。六九年在清理阶段队伍中,朱被他的车间当着反革命分子揪出来进行批斗,关入牛棚。因他救过我,所以我向厂领导汇报朱在六七年九月如何救我,如果不是他救我,就没有我的今天,要求厂领导告知朱的车间不要批判朱,对他从宽处理。厂领导因我是"抓革命,促生产"的积极分子,就同意了我的请求,朱回一生产小组劳动。

后来我每逢春节,都给朱拜年,以感谢他对我的救命之恩。

我救朱,朱救我,这些事说明什么呢?它有力的证明:人心的本质都是善良的,善有善报是一定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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