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认为，虽然两派群众组织的观点不同，但却是阶级兄弟，不应视为仇敌。就很和气的道歉说："老朱同志，他们年轻无知，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你需要什么传单只要我有，你尽管拿，你以后需要什么传单，打个电话来，我给你送去就是。"接着我们谈了几分钟，他拿了一些传单，我亲自他走，分手时，他很感动地对我说："邵师傅，今天若不是你救了我，我不知被打成什么样子，说不定连命也丢了，谢谢你的救命恩。"
一九六七年九，我从外地出差回西安，从火车站出来不久，有两个人突然从背后把我抓住并不断破口大骂。我回头一看，是对方组织里从事武斗的两名干将，随后恶狠狠的把我的双手用力往背后一扭，一手压着我的颈，一手抓着我反扭的手，象押犯人一样，把我押到西安火车站一个黑暗的地下室。我不知道对方组织在火车站设有据点，因而被他们抓住。我被他们押着左拐右转的到了地下室。室内黑沉沉阴森可怕，室内的考虑凳子，铜丝鞭子，钢丝钳子 ，灌辣椒水的壶，捆人吊人用的绳子，打人用的棍子-------，总之，各种刑具样样都胡，我不禁毛骨悚然，心惊肉跳。我想，我们的人，凡是被他们抓住，不是被活活地打死，就是被割掉脚胫，打伤至残。我是他们一心要抓的重要人物，今天落到他们手里，就休想活着出去，不禁眼泪骤落。
到了地下室，我才知道是一个审讯室，他们把我往前一推，狠狠的对室内的几个人讲："今天抓个大家伙，你们把他好好看住，千万不让他跑掉，等我们开会回来收拾他，叫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抓我的人走了，我才慢慢地抬起头来，室内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看到是我，就说："你怎么敢来火车站，今天叫他们抓住，定是凶多吉少------"我看和我说话的，正是被我救过的老朱，心里一时闪出有救的一线希望，但又想，文化大革命搞得六亲不认，父子、夫妻、兄弟姐妹都因观点不一，互相残杀，何况外人。心想，"今天既然被他们抓住，估计就没有活着出去的可能了。"老朱一会对另两个人说："你们先到门口守着，我跟他谈谈。"
那两个人到门口，就象门神一样把守着门口，生怕我从门口冲出去跑了。这时老朱把我叫在一边，着急地对我说："他们开会很快就回来了，那时就有生命危险，现在我马上放你走，你跟我来。"他打开后门，指着不太高的砖墙，"过铁道，赶快往北跑。"他看我翻过墙，就回到室内去了。我连句感谢的话来不及说，只顾逃命。
六八年九月，工厂成立革委会后，我当了干部。六九年在清理阶段队伍中，朱被他的车间当着反革命分子揪出来进行批斗，关入牛棚。因他救过我，所以我向厂领导汇报朱在六七年九月如何救我，如果不是他救我，就没有我的今天，要求厂领导告知朱的车间不要批判朱，对他从宽处理。厂领导因我是"抓革命，促生产"的积极分子，就同意了我的请求，朱回一生产小组劳动。
后来我每逢春节，都给朱拜年，以感谢他对我的救命之恩。
我救朱，朱救我，这些事说明什么呢？它有力的证明：人心的本质都是善良的，善有善报是一定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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