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法形同虚设*
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对中国在教育领域进行了近二个星期的考察。她表示，中国几乎属于世界上对公共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中国每年的教育投入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她说，中国政府只承担了学校开支的53%，其余的费用则转嫁到学生头上。
在美国的中国法律问题评论员项小吉认为，联合国调查员这里所说的政府教育投资不足主要是针对中国没有履行法律明文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项小吉说：“尽管中国有所谓‘义务教育法’，九年的义务教育。这个义务就是针对‘国家’而言，是说国家有义务，满足、保证所有的中国青少年能够有九年的义务教育。也就是说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应该是由‘国家’包下来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是形同虚设。”
*教育责任转嫁民间*
项小吉认为，实际上，中国六七十年代在兑现义务教育制方面比现在做得好。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政府把商品化的做法放到“基础民生”这部份，其中包括义务教育、公费医疗，而这些属于“基础民生”，是理应由国家来承担的。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人权官员认为中国政府没有按照国际人权协议履行其教育职责。项小吉说：“长期以来中国标榜经济改革开放的成就，尤其是说最近几年来国民经济的增长在百分之七以上，可是教育经费没有同步发展，相反，在教育方面前些年还鼓吹什么‘希望工程’，把国家应该承担的教育责任转嫁到民间。”
*民工子女被迫失学*
联合国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还提到，中国没有为众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孩子有的被迫失学，否则就要缴纳比城市孩子高得多的学费，而征收的学费有的根本就不合法。【美联社】的报导说，中国法律虽然规定实行免费的九年制教育，但是有很多附加费用，征收费用的界定也很不清楚。中国法律评论员项小吉认为，有的地方对外地子女征收所谓“借读费”。这不符合公立学校基础教育人人平等的原则。项小吉说：“因为义务教育法是一个国家法规，不是对地方的，是全国行之有效的，是比其他地方法规有更高的法律效力的，应该约束地方法规。只要是中国公民，即使是跨地区、是暂住户，他也应该能够享受义务教育，如果说是私立学校，那属于个人选择，另当别论，如果是公立学校，就不应该有这种歧视现像。”
*教育投资比乌干达还低*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导，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日前接受了媒体采访，当被问及中国政府在教育政策上有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时，托马谢夫斯基的回答是：“没有”。她说，中国对教育的投资比例几乎比任何一个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即使是非洲的穷国乌干达，在确保人民受教育权利方面都比中国做得好。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还提到，中国虽然是一系列国际人权标准协议的签署国，但是，她这次考察期间会晤的一些中国官员，没有一个人对国际人权协议规定的中国的基本责任有很好的理解。
*官员教育水平低下*
旅美学者、独立时事评论员谢选骏认为，中共官员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很说明问题。如果拿中国大陆建国后的教育和台湾相比，同是华人社区，文化同根同源，但是大陆的教育水平远远不及台湾，说明“传统文化”不是影响因素，那么是不是“政治制度”呢？谢选骏说，如果拿中国和以前共产党时代的东欧和苏联相比，中国的教育投资比例也比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要低，由此可见，中国的教育投入低，既和传统文化无关，也和政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谢选骏认为可以归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共官员的一贯素质。谢选骏说：“所以中国的党员队伍基本上就是一个‘倒金字塔’。就是文盲领导高小，高小的人来领导初中，初中的人领导高中，高中的人领导大学。现在的结构基本上还是这样，所以才造成了现在中国‘假文凭’泛滥的现像。”
*师资教学恶性循环*
谢选骏认为，中共对教育缺乏长远战略目标的考量，势必造成教育投入不足，造成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工资低、社会地位低，所以优秀人才不愿意去做教师，形成师资和教学质量的恶性循环；而学校为保证自己的教师利益，既然无法从政府方面获得必要经费，所以只好去搜刮学生。谢选骏说：“这样做不仅是加重了学生家长的负担，而且等于是破坏了整个教育的信用，把很多学校都变成了‘赚钱机器’，教师们一天到晚想着怎么给自己赚钱。他们没有心思去教育学生，而且整个学校的风气也弄坏了。”
*中国人才生态危机*
在美国的独立时事评论员谢选骏说，中国的中小学学生从小就开始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品德方面就失去了正确的引导。这对一个国家的未来和正常发展是毁灭性的。谢选骏表示，中国存在的教育漏洞之严重，堪称是“中国人才领域的生态危机”，中国就如同破坏绿色资源一样在破坏她的人才资源，结果中国的人才也都“沙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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