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朝谎言中觉醒 ─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的中国同胞

一.我所受的教育
我是文革中期出生的,我上学的时候文革刚好结束。我记得有一年在我们家附近的国营副食店的门上面挂着横幅,写着“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那时还小,还不知道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可是大进步。后来的政策比较务实了,不整天搞政治路线斗争了,青年学生也不用上山下乡了,都踏踏实实地上学。我父母总说我们改革开放以后长大的这一代人是最幸运的,生活好了,能正常地读书,政策宽了,毕业后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赚钱,又能出国。我也觉得我们这一代比较幸运。

我的父母兄弟都是学理工科的,我也是。我在省内最好的中学念了高中,又考上了最好的理工大学 -- 清华大学,毕业后在一家高科技企业任职。文革的教训使后来的中国人都很厌倦政治,在我们文革以后这一代中国学生的头脑中想的就是要有知识,赚大钱,过好自己的生活,我对政治毫不关心。

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高级工程师。在中国,我父母这一辈人也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他们比文革中挨整的那些老知识分子要年轻,所以没轮到他们挨整;他们比被文革耽误了青春的那一辈知识青年还年长,文革开始时他们已经大学毕业了,所以也没去上山下乡修地球,文革中他们就是跟着搞政治学习。在我看我父母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养育了我们几个孩子。

后来改革开放了,生活也还行,我们这几个孩子也都成人了,他们对自己的一生很满足,对XX党充满感激。可在我看来他们也很悲哀,因为他们从没能有机会独立地思考过、选择过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已经认识不到自己在被扭曲地生活着。在中国要想全身而活不受迫害,就得象他们这样,绝对地顺从党的一切宣传灌输、政策路线。

我是XX党的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标准好学生,我很早就加入了共青团,在高中我还是年级的团总支部书记,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国营公司勤勤恳恳干了五年。至少在八九年以前,我是笃信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

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第一学期末学《中国革命史》不考试但要写作文,我在作文中谈了关于对于社会主义是先进社会形态的见解,得了年级唯一的一个特优。现在我才看清楚,在中国作为学生,你所学的知识范畴、世界观、人生观都是XX党思想体系内的。文革中铲除了所有的其它思想文化,所以你接触不到别的东西。建国后几代中国人的思想都是XX党的宣传教育严格规范出来的,你不想参与政治,其实所有中国人都是XX党的政治工具,中国人潜在思维习惯都是维护XX党政治需要的。

我也知道文革给那一时代的中国人带来的苦难,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很大一部分是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但我从不去想XX党怎么样,对不对,好不好,对于我们文革后长大的人来讲,都是过去了,再说(据说)那都是“四人帮”的错,党不是也纠正了吗,所以就算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吧。

我这一代人都厌倦政治,想远离政治。但99年开始的这场迫害竟然轮到了我头上,我因为炼法轮功被关进了劳教所遭受迫害将近两年。我从没想跟XX党对着干,我只是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想有个炼功的基本人权。可是事实看来,在中国不能随便选择自己的生活。出来后,西方人总是不停地问我“到底中国政府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使我不得不仔细思索这些问题,回顾自己过去的生活,回顾我父母的生活,也回顾中国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地我才看清了XX党是个什么东西。

在这里讲出来这些决不是有什么政治目的,要针对任何人,或要推翻XX党的政权,因为现在XX党的思想作为一种理论已经没有人信了,包括XX党的最高领导层都没有人相信XX党的理论了。讲出来是因为我看到XX党的宣传导致人的思维的扭曲,使人不能用人性的概念去思考问题和相互对待,人被可悲地利用着,相互伤害。

二. “六•四”

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看到XX党政府大规模的残酷迫害人民,在法轮功被迫害之前只有一次,那就是八九年“六•四”事件。

那年我正在清华大学念大一。我在炼法轮功之前,身体总是病病歪歪的,我很小心地照顾自己,但还是小病不断,进了清华第一学期末又得了一场大病,住院了,急性肝炎。第二学期开学后上不了体育课,其它课勉强跟上。不久胡耀邦去世了,纪念活动发展成了反对官倒、腐败等的大规模游行,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了,后来老师们也支持,各大学纷纷停课了,学生至少一半以上直接参与了游行。我也参加了游行,也去天安门广场,但当时身体还很虚弱,也不是参加得很多,处于半参与半旁观的状态。

我觉得当时学生们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没什么可指责的。所有对官倒腐败有意见的市民当然都觉得学生干得好,希望学生能坚持下去,这谈不到什么被利用。游行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广泛支持,各界纷纷捐款捐物,而且自始至终都非常和平。我记得有一次游行,走在东二环路上,我跟不上,落在后面的学生稀稀落落的。旁边住宅区里出来站在路边看的人倒显得很多,有的对我们鼓掌加油,有的点头示意。

有一位妇女领着四、五岁的女儿,拿着一个烧水壶和一个碗,盛着水端着,游行的学生谁想喝就停下来喝,她虽然不说话,但那种默默的支持和祝福溢于言表。在广场上,有的市民买两瓶雪碧、有的买一箱雪碧递到学生的队伍里就走,整个北京市民的心都拧成了一股绳。后来外地学生也加入,在天安门广场就驻扎下来了,搭了许多帐篷,整个广场上满满的,能有十多万人。

政府这边,赵紫阳到广场看了一次之后,很长时间政府再没人说话。学生们一天天在广场上住着,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种游行很消耗体力,我的身体还是不太吃得消,到六月初我就开始发烧,很难受。后来我就决定回长春家里了。父母看我回来,也很高兴,说原来肝炎出院后还没完全恢复,正好在家好好修养一下吧。

到家没两天,一天早上起来,我爸跟我说北京开枪了!我赶紧打开收音机短波,“美国之音”里传出自动武器连发射击的声音!我惊呆了,我不知道我要是还在北京还能不能活着回来。中央电视台称发生了暴乱,我们所有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都知道我们有多和平,这是造谣栽赃!坦克竟然都开进了天安门广场!我们所有近代史课本上记载的历次国民党时期的“惨案”都望尘莫及。

我至今无法理解那些当权者,有各种方式可以解决问题,怎么也不至于把坦克开到首都的街上来啊?这说明它们没有一个基本的人与人相处方式的概念,而且它们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凶残。学生是基于朴素的愿望希望国家好,可是政府这样屠杀。

从八九年“六四”以后,所有的人对中国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在清华,从那以后,学生们就是专心学英语、考GRE、出国,不出国的就专心赚钱,中国人再也没有人过问国事了。清华大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科学校,到了二十世纪末也确实成了名副其实的留美预科学校了,我大学同班同学现在有一半在美国,其实文革以后的这一代年轻知识分子最有才华的精英都去了美国了。

有的人说我们出国的不爱国,其实说这话的往往是没经历过“六四”事件的更年轻的一代或这完全被XX党宣传洗了脑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说的。参加八九学运的,谁不是因为爱国才走出来的?可是有人不允许你爱国,有人怕你爱国,因为它们做的事情是见不得人的,按照爱国的意见办它们就没地方呆了。

三.接触法轮功

我当时也想出国,可是在清华课内学习已经很忙了,再花时间去学英语考GRE,我的身体没那么充沛的精力。即使出去了,在国外为了拿到奖学金学习压力也是很大的,我当时的身体状况肯定不行。所以我一直也没考GRE联系出国。

后来毕业了,在北京一家高科技企业里工作。头一年,我是做软件程序设计。我本来睡眠就不太好,做这种工作弄得我彻底的神经衰弱了,躺下两三个小时,大脑还特别兴奋,白天的什么事包括程序里面的细节都能想起来。睡不好觉,也不爱吃饭,整个身体一团糟,总是感觉精力很差,容易疲劳。身体不好使我一直特别注意自己的生活,注意按时进餐、按时休息、注意季节冷暖的变换,我也很注重营养,也尝试各种适量的运动,但我的身体还是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大约我开始工作一年后,当时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陆巡回办传授班,听炼的人都说祛病健身效果很好,我就请了假专门去大连参加传授班。我记得李洪志先生在传授班上反复说,他不给人治病,只为修炼的人净化身体。还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人没有病是什么感觉了”,说在这个班上身体净化下来就知道了。那绝非虚言。

从大连参加完班回来我整个身体状况完全变了,以前那种感觉身体很沉、容易疲劳的感觉全没了,真是一身轻,精力充沛,睡眠效率极高,胃的不舒服的感觉也没有了。以前对身体的担心使生活很复杂,怕得病、怕吃的不舒服对胃不好、怕着凉、怕累,现在我什么担心都不需要了。

我的生活变得简单了,变得走路、吃饭都极快,总有使不完的劲。我所接触的法轮功修炼者中,象我这种情况的比比皆是。那是一种来自内在的快乐,是一种完美的身心状态,健康、平和、理性、智慧,全不是外在的物质享受所能带来的。但这只是炼法轮功的效果的一个方面。对于我来说,法轮功最主要的是他还是真正的科学的真理,他解释了我一生中所有的问题。

我每天早晨在清华的校园里炼功,在食堂里吃完早饭去上班。我很胜任工作,我的收入对于我的单身生活来说很富足了,在假期我就回老家看父母或出去旅游,我曾去过俄罗斯、西藏。这在我学法轮功以前是不可能的,我那时最怕旅行了,担心吃住,干什么都感觉没精力。我们炼功点有很多年轻人,我们都那么健康、快乐、充实。开始炼法轮功之后的几年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到98年下半年,我完成了和公司的五年合同,作为当时完全公费的大学毕业生,我完成了要求的五年服务期,再出国不涉及和公司的合同违约也不涉及偿还培养费了,我发现可以自由地出国了。但我没有GRE成绩,联系北美的大学不行,我就联系欧洲的学校,后来爱尔兰的三圣学院的一个(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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