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太阳在天上照得亮晃晃的，鸟儿在街道旁边的树枝上跳来跳去唱得正欢。我提着外婆交给我的“菜盒子”，给爸爸送去“菜盒子”是外婆的叫法，现在该叫饭盒。那是个三层搪瓷盒子，蓝底红花，我喜欢那些花和明亮的宝蓝色，一路走一路仔细看，有时将挂钩弄得脱落无法再挂上，就只好半提半捧小心翼翼地往前挪。
爸爸在一家印花合作社当经理。那儿离我家不远，只有一条街的路程。开初外婆带着我，后来我就争取到单独去。每次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总是夸张地张开双臂接过菜盒子闻一下放在桌上，然后在我脸上亲一下，说声：“唔，好香!”再牵手把我送出大门。走到街的拐角处，我总会回过头去，我知道他正站在那株老黄桷树下向我挥手。
但今天有点不对头。怎么平常跟我很熟的、喜欢我的叔伯阿姨们，都象不认识我了?进了大门，又看见墙上贴着许多写着毛笔字的大纸(当时不知后来才听说这叫“大字报”)，虽没上过学，爸爸已教我认识了好多字。我念不通那些文字，但看见了爸爸的名字，上面还划了大叉。只是我仍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走进爸爸办公室，一个不认识的人坐在那儿。我有点惊慌，不过还是做出挺勇敢的样子问他：“我爸爸呢?”那人并不回答我，只说：“把饭给我。”我把“菜盒子”往身后一藏：“不!”挂钩脱落下来，“菜盒子”掉在地上，我急得哭了，大叫“爸爸，爸爸”那人过来帮我拣起盒子，带我走出办公室，拐弯抹角去了一间有点黑的屋子。
爸爸正在那儿来回踱步。他突然显得很瘦，胡子都冒出来了(我从未见过他脸上的胡子)，眼睛比平时更大。他看见了我，便停止了踱步，赶紧走过来抱起我。我觉得他好用劲，箍得我的双臂都发痛了。他在我脸上狠狠地亲了一阵子，然后放我下地说了一声：“回家去吧，好好走”我不敢看他的眼睛，那里面分明有泪光。
当天，爸爸没有回家。而我和弟弟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从妈妈铁青的脸上，我们知道出了大事，可谁也不敢问。后来我们长大了，回想当时的情景，或许当时爸爸已意识到和我的那次见面，将会成为永诀。
过了几天，家里来了一群“大盖帽”，叫住妈妈，问了好些问题，又在爸爸书柜里翻了好一阵子。我知道爸爸书柜里大部分是外文书，有英文法文，还有俄文的。我靠在门边看他们折腾，心里却藐视地说：谅你们也看不懂这些书!一头又想起爸爸.那时，我家院子里只住着几户人家，孩子很少。院里种了几棵树，其中最老最大的是株柚子树。四、五月间，柚子花开的时节常有夜雨，早上起来就见院子里一地落叶一地细碎的花。我仔细地在落叶中寻找花瓣和花蕊，用小手绢包好放在枕边。晚上，爸爸会走来坐在我的小床边，给我念英文“五十一个少女的故事”，念过英文再讲一遍中文。我就在醉人的花香和爸爸似乎越来越远的音乐般优美的念书声中沉入梦乡。
俗话说：“严父慈母”。我家则不然，父亲快乐随和，母亲却严厉苛责。所以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家失去了往日的欢歌笑语，变得死气沉沉地。在默默地等待中，终于有一天，妈妈给我穿戴好，她拿个大包袱，先是坐公共汽车，继而又坐三轮车，到了个叫“宁夏街”的地方(这是我从街口的牌子上认得的)，因此这街名，是我几十年来印象最深刻的街道名称了。我没有问，妈妈也不曾告诉我，不过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去给爸爸送东西。想着就要见到爸爸，我又高兴又激动，怕妈妈不高兴，终是不敢流露出来。
三轮车载着我们在一个很大的门前停下来。门口有人站岗，双手抱着枪。妈妈拎着包袱进了旁边的小门，片刻之后，又空手走出来。我呢，正呆呆地望着那两道高墙夹着的似乎没有尽头的通道，眼泪象两只小爬虫在眼角蠕动，最后终于滚下来。我知道，我是再也见不着爸爸了。
记不得我们是怎么回家的。我的眼前只是晃动着那条高墙夹着的灰色通道，还有那天爸爸抱我亲我的情形。尽管在以后漫长的艰难岁月里，除了生活的艰辛和每到“运动”来临时，那近乎恐怖的心境全都是因为爸爸的“问题”。甚至在学校和邻居们中间，我们都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我们也不曾怨恨过爸爸，更没有被压垮。但我和弟弟们也从不提起爸爸，象是有种默契，或者是谁也害怕去触摸那条永在滴血、永不愈合的伤口。我心深处更有一种奇怪的意识：好象我为他所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压力就会减轻些，这样，我才对得起他的爱。
爸爸也真的没有一点消息，只是妈妈告诉我们，她已办了离婚手续。虽然年纪很小，我们都明白，她是为了保护我们，尽管后来证明是徒劳的。我们家里那时有许多张爸爸妈妈在教堂结婚的照片，爸爸穿黑西服打领带，妈妈披着雪白的婚纱一脸灿烂。连我们都知道这离婚是无奈，别人岂会相信?更何况，妈妈就再也不曾涉及过婚姻之事。在那些一切都匮乏的年月，我们四个不到十岁的孩子，首先学会了生存。我们拣煤炭，喂鸡兔，挑水拾柴，上房检漏，下河捞鱼，上小学时就在寒暑假期间找些零工做，挣点角票、分币，补贴家用。我们都懂事得很早，希望用我们的优秀换来与爸爸的早日重逢。
得到我爸爸的确切消息，是在“文革”中期。妈妈单位的“革委会”通过“内查外调”，将妈妈定为“国民党师长姨太太”、“反革命分子家属”。根据是我爸爸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了国民党，并在抗战初期，担任过国民党汉口区分部书记。特党委委员。套上共产党的官阶，该为“地师级”。又在担任合作社经理期间，用集体基金给每个职工发了十元困难补助，即所谓“挖社会主义墙脚”。本来，准备把我爸爸抓来和妈妈一起批斗的。红五类们调查的结果是，我爸早在进监不到一年即已告别了人世间(到底情形如何，只有天知道了)，只好单独揪斗我妈妈。只是缺了我爸，他们感到有些扫兴，两次揪斗以后没有新鲜东西，就只好限制妈妈自由。让她去干又脏又累的车间里的活儿。两年以后才得脱离“牛棚”生活。
“文革”过后，许多受迫害的当事人或家属，纷纷奔走于“平反昭雪”之路。我们没有。1986年，大概是“平反昭雪”已接近尾声了。某个下午，我接到电话，让回家一趟。原来是法院来了人，主动为我爸“纠正”，带来一份约两百多字的文件，道是当年错把“内部矛盾”判定为“敌我矛盾”，现予“纠正”云云。我问：“他人呢?”他们说早在六零年就病死在劳改农场。“那么骨灰呢?”“这不归我们法院管。这是监狱方面的事。”我冷笑一声：“拿这《纠错通知书》给我何用?一条人命和我全家二十多年的苦难，给一张小小纸片就结束了?”他们并不尴尬，陪笑说：“这通知书一方面可以交给你们这些亲属的单位备案，对你们的政治前途有帮助，另一方面，可以找你父亲原单位作些经济补偿。”“真是荒唐!‘反革命子女’的十字架已背了二十多年，要什么政治前途?我愿意继续背下去，直至到天国与我父亲相见!至于经济补偿，简直太可笑。当初母亲带着四个小孩濒临饿冻死亡的边缘，又靠着健康的基因和坚强的性格挺到了今天。我们需要什么补偿?莫说让我拿这单子东奔西跑上下游说，就算你给我送上门，我也不要。若我接受了我会恶心，我会感到是在喝我父亲的血!”说完，我冲进母亲房间，让积存了多年的泪水在脸上汹涌。
流年似水，往事依稀。而父亲与我最后见面那一瞬间，欲说不能的目光却牢牢地定格在我终生的记忆里。现在我的年龄和当年父亲的年龄差不多。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们家已没有一张父亲的照片，也没有他的任何遗物。时近清明，人们都会去祭祀亲人的坟墓，可我爸爸的坟呢?哪怕我想为他造个衣冠冢，也没一张照片可葬。只有在静静的夜里，让我重温那永恒的瞬间。我坚定地相信，他在等着我，与我用眼神对话。
(博讯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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