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 (二) 江泽灾民恨三峡

（第二部分）
●江泽灾民恨三峡
长江流域在三峡工程实行截流的八个月之后暴发了空前大水灾，使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工程项目----三峡大坝建设工程再度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灾民们说，三峡截流是断了长江的“龙脉”，“龙王”因此发怒生灾；也有人说：“就算一条小溪，摆一些石块截流，整个水流、水位都会改变，更不用说长江了。”虽然众说纷纭，但是截流后长江水位被抬高，已有一百六十五万平方米的各类建筑物遭淹没则为不争的事实。当整个三峡大坝完工时，被淹没的地区将包括四川、湖北的十九个县市，有三十八万八千六百亩耕地和果园以及六百五十七家工厂将沉入水底。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４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正式动工兴建的三峡大坝，据政府宣称其作用非凡，它不仅有防洪库容二百二十一亿五千万立方米，还能使年发电量达到八百四十亿千瓦小时，并且可以让万吨巨轮直航重庆市。自从一九五四年长江发生特大洪灾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便设想“毕其功于一役”，根治水患，并于一九五六年首次提议在三峡建坝。不久，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写下《水调歌头* 游泳》一诗，成为影响三峡工程决策的最关键的因素。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讨论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与会者中有人解释，主席诗词中的“更立西江右壁”即表示要在三峡建设高坝，“截断巫山云雨”是讲工程的防洪效益，“高峡出平湖”指工程有利于航运，而“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一句则抒发崇高的革命理想。鉴于“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政治局很快就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的决定》。一九八四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原则通过了三峡工程方案，并下达指示：工程按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坝顶高程一百七十五米设计。一九八六年国务院召集四百多位专家，分成综合规划、水位、水文、移民、发电、大坝枢纽、生态环境、投资、泥沙淤积、机电设备、航运、地质地震、施工、防洪、综合经济
评价等专题组，进行三年“论证”。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正式批准三峡工程“上马”。为了防止工程生变，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制止公开争论三峡工程问题，国务院也指示：“对国内的不同意见，不辩论，坚持正面宣传。”然而长期以来，原水电总局局长李锐、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等大批专家、学者不断质疑三峡工程的合理性，而在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表决三峡议案时，更有八百六十七名代表不顾政府的压力，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成为一党制度下的政坛奇象。一九八六年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曾对三峡工程作出结论，认为“综合的系统评价，利弊相抵后，结果仍明显地弊大
于利”。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长江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环境评价部写成《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报告书》，其结论也是负面的。其实，三峡工程的“科学论证”（１９８６--１９８９）是在“三峡必须上马”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一九八五年英国首相希思当面劝说中国领导人放弃三峡工程计划时，邓小平的回答是：“已经定了，不能改了。”早在一九八四年，国务院为了配合三峡工程上马，还一度筹建“三峡省”，并在“省会”所在地宜昌市兴建了一批楼、堂、馆、所。从表面上看，三峡工程既有可行性报告，也有审查程序，似乎具备一个大型工程所需要的论证和审批环节，但实际上其可行性研究及工程的审批和施工，都由同一个部门负责，例如原水电部副部长陆佑楣就是一人身兼三职----“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工作组副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有批评人士指出，三峡工程反映出“首长意志”今天依然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因此它是旧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又一“杰作”，是凭借计划经济调动全国财力所盲目进行的政治工程，它的可悲之处在于好大喜功的政治热情再次战胜了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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