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从城乡差距看中国倾斜的财富

城市与农村的财富差距没有必要也无法拉平。但是，在一条几十公里地铁的造价就等于整个淮河治理的地方配套资金时，倾斜的财富无疑开始斜得过头了。

一边，是投资总额超过2000亿元的全国近20个城市的地铁项目；一边，是为百亿治水资金发愁的沿淮贫困地区。更可怕的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在一个可疑的分洪逻辑下被放大。城市越来越富，也就越来越需要炸开农村的堤围分洪来保护。顺理成章的结果是：对农村而言，越没有钱来治理，便越值得来破坏。

不能共享的繁荣是无法持久的繁荣。这个简单的道理还并不为人们，尤其是富人所完全接受。其实，这就像水利专家总结出的人与水的关系一样简单：人不给水出路，水就不给人活路！在财富的分配上又何尝不是如此。

淮河水灾和上海地铁坍塌事件应该让我们警醒：不能老是将目光盯在山东的高速公路、上海的磁悬浮、北京的立交桥和西部的三峡上，到农村地区多看看就会发现，那里的道路、桥梁、水利、供电、治污、生态等基础设施水平依然很低，与城市、与GDP快速发展形成鲜明的反差。

2003年7月12日上午9时许，继副总理回良玉之后，温和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也出现在安徽省阜南县蒙洼蓄洪区的王家坝大堤。“行蓄洪区群众舍小家、保大局，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让全国人民感动。”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温家宝紧握一名年愈古稀的老农的手，以政府总理的身份，向素有“小农意识”之名的农民们致谢。

正是这些手中沾着泥巴的淮河农民，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承受了家园丧失的灾难。官方统计数据称，这场超过1991年的大洪水给安徽带来了巨大损失：2500万人口和3140万亩农作物受灾，被水围困人口210万，倒塌房屋15万间……两间茅草房在王家坝开闸泄洪后惨遭淹没的刘金宝，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了一句诗一样的话：“秋天被淹掉了。”他的意思是，秋收的希望，也被洪水吞没了。

岂止安徽，连同河南、江苏在内的整个淮河流域，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洪水的洗劫。曾因淮河水患淹没地底200余年的明朝皇帝的祖陵，在出水30年后的淮河汛情威逼下安然无恙，但明祖陵所在的江苏盱眙县却饱受淮河水灾之苦。尽管洪水在缓慢退去，惦记房子夜夜梦回家中的农民，却不得不继续生活在救灾帐篷里。据介绍，退水较快的盱眙淮河乡的农民估计在半个月内可以返回家园，而其它一些地区可能还要等上一到三个月，或者更长时间。

一场洪水，就可能使行蓄洪区人民的生活倒退若干年，虽说国家在实施行蓄洪时，对灾民的生活作了一定的安排，但只要行蓄洪区的人民还指望着行蓄洪区的土地生活，富裕就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奢望。

过去的12年里，国家投入淮河治水的资金高达253亿，淮河流域“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情势已成过去，但水利专家同时承认，淮河现有的抗洪能力标准还比较低，对付像今年这样大的洪涝仍然乏术。虽然用大堤锁住了洪水，但遇到丰水年份，还会发生干流洪水向支流、洼地倒灌的“关门淹”。治淮依旧“任重而道远”。

有关方面宣称，病险水库是影响防洪安全的诸多因素中的“首恶”。一遇暴雨洪水，特别是短历时强降雨，就很可能垮坝失事。1991年以来，235座水库垮坝。中国现有病险水库30413座，超出水库总数的1/3，其中大型病险水库145座，中型1118座，小型29150座，受暴雨洪水影响，去年全国还有1万多座水库不同程度地发生水毁，急待修复。

评论家认为，包括移民在内的治淮行径，是一种带有亡羊补牢意味的还债行为，过去我们欠大江大河、农村水利的欠债委实太多了。月初，温家宝召集一些经济学家座谈，应邀去中南海的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说，政府政策应加快向公共政策转变，不断增加“公共品”供给是政府的责任。

2003年7月2日，即温家宝赴淮河灾区之前10日，总理就上海轨道交通4号线事故，致电主政上海的高级官员，要求上海及时检查、加固防汛墙，以确保汛期安全。此前一天凌晨4时许，上海轨道交通4号线浦东南路至南浦大桥区间隧道，施工时突然出现渗水。瞬时，大量流沙涌入隧道，内外压力失衡导致隧道部分塌陷，五个小时后，位于中山南路847号的一幢八层楼房裙房坍塌。

自温家宝致电上海的当日凌晨始，董家渡外马路段长约30米的防汛墙受地面沉降影响，开始沉陷、开裂。最后轰然倒塌。据称，这是50年来上海市区第一次发生的江堤倒塌严重事故。

上海轨道事故给国内地铁投资狂热上了惨痛的一课。《中国经营报》援引有关专家的话说，一哄而上的地铁计划背后隐含的除了有可能的赤字隐患外，还可能是伴随急功近利而来的安全生产问题。有关人士认为，当下中国各大城市希望修建地铁的势头过猛。据悉，有地铁运营后希望地铁网络化、正在施工和准备上报立项的城市已经超过了20个。正在修建的地铁项目投资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再加上准备修建的，总投资额将超过2000亿元。

方案严谨的上海出事了，这对正在“大干快上”的地铁建设，无异一瓢当头浇下的冷水，促人警醒。需要醒悟和警惕的不仅是地铁建设，城市建设中，还有机场等等基础建设项目。专家们对城市盲目投资建机场造成的浪费极为痛心。阜南王家坝灾区所在的阜阳市，曾投资3.8亿建机场，《经济参考报》披露过“阜阳小学生被要求集资建机场”的事。就是这样建成的机场却闲置着。

近几年来，城市基础建设中的攀比之风，被打着“改善投资环境”之类的旗号愈演愈烈。2003年春天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和委员们对此口诛笔伐：刚说“汽车热”，就雨后春笋般冒出一个又一个汽车城;一谈城市化，别提多小的地方都搞“大广场”……

向城市倾斜，是中国一以贯之的财政政策。1998年以来，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国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用于农业的份额很低。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成贵所说:“近年来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益加失衡。”

中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在不断下降。2000年中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1298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大致维持在8%左右，比1990年低2个百分点，比1980年低4个百分点，没有达到《农业法》的要求，即“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显著扩大。2001年，二者差距为1：2.9；2002年的差距超过1：3。若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进行调整，真实的差距有可能达到1：5。这一差距，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见的。增减之间，不少地方的农村，已看不到改革初期呈现出的生机和活力。政府在医疗和教育诸多层面，欠了很多的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发展中国家经济闪现被称为“奇迹的15年”；但此后的20年发展速度显著回落，成了这些国家“失去的20年”，反思“现代化中断”，答案是“农村拖住了城市”。观诸今日中国的现实，李成贵说：农民增收空前艰难，城乡收入差距日趋拉大，城乡间关系并不比拉美的情况明显合理，不能不令人为之担忧。

故而，专家们向政府进言：应适度加大用于农业的基建投入比重。尽快建立起国家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在更加协调的宏观经济增长的范围内，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给予更大的支持，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品服务，给予农民更多实实在在的补贴，让农民共享收入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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