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24日发表文章说,印度尽管电话中心、软件行业和制药工厂给人印象深刻,但被看作较小成功的经济和较小的威胁。中国人有秩序、纪律、现代化通讯和道路,较少贫困人口和快速增长。印度有民主、混乱、糟糕的通讯和道路、更多贫困人口和较低的增长。
但现在有两个学者说前途属于印度。他们是中国出生的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家黄亚生(音译)和印度出生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堪纳(Tarun Khanna)。
中国的成功和全球声誉是因为外商在工厂、建筑和机器上的巨大投资。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超过印度的十倍。中国成功的部份原因在于越来越多、富有的海外华人。中国也欢迎外国公司,部份避免创造自己的资本家阶层。哈佛大学的印度学者堪纳说,中国绕开自己的企业家,把自己卖给跨国公司。但那种情况正在变化。
堪纳和黄亚生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很难发现一个中国企业具有全球经营规模、在海外销售自己的产品。
华尔街日报说,印度在一个时期避开外国投资,即使改变心意之后也没有吸引太多投资。但印度有中国没有的东西:能同欧美最好公司竞争的印度公司,例如生产软件的信息系统技术(Infosys Technologies)和瑞地实验室(Dr. Reddy's Laboratories)等制药公司。印度缺乏现代经济的物质硬件,但它比中国有更多现代经济的软件--法庭、金融制度等。
他们的底线是,同中国效率低下的银行和金融市场相比,印度的本土企业家有长期优势。
他们的说法在印度很受欢迎。印度媒体广泛转载、报导他们的文章。中国则谨慎翻译、转载这篇文章。
至于他们的说法是否正确问题,华尔街日报说,简短概括区别这么大的两个国家不可能准确。中国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印度1991年采取新经济战略,两个国家的任何对比也不能否定他们实施新经济战略以来的取得进步的现实。
问题归结到一点:印度能否在今后20年缩小同中国的差距,促使更多人富裕,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竞争者?堪纳和黄亚生的答案是肯定的。其它观察家都持怀疑态度。
布鲁金斯学院的达斯古波塔(Sunil Dasgupta)说,他们说中国走错路的提法是错误的。中国已经比印度富裕,印度今后20年是要追赶。
但斯坦普公司跟踪印度和中国的姆克基(Joydeep Mukherji)认为他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采用数字分析法,他发现中国奇迹没有媒体报导的那么辉煌。减去官方统计数字的夸大部份,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增长可能平均每年百分之七,而印度增长率为百分之六。但中国储蓄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加上外资都被投入经济发展;印度储蓄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四,外资也比较少。
因此,按照一个企业的做法就是中国投入四十美元每年挣七美元,而印度投入二十四美元挣六美元。姆克基说,中国很多钱都浪费了,尤其是中国政府的投资。对于这么大、储蓄率这么高的国家来说,中国不寻常地依靠外国投资。这是它成功的关键,也说明国内投资多么差。中国银行的一半贷款将永远收不回来,中国人的许多储蓄都被浪费了。
印度资金利用的更好。印度银行的坏债比中国低一半。姆克基认为,只要印度能温和提高储蓄率和外资,就能很快加速增长。
但那种假设经常进入印度人的谈话中,也是个重要的条件。堪纳和黄亚生的预测可能被证明很差劲。但他们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持久性提出明智的怀疑,引起人们对印度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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