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世博后遗症

　　昆明目前可提供住宿的企业共有1900家，从业人员接近10万，其中已挂牌的一到五星级饭店115家，由于各种原因，3家已经停业。具备星级接待能力的住宿企业另有300家左右。在这400多家住宿企业中，99%为国有企业。而在1999年世博会之前，整个昆明的住宿企业只有不到100家，星级饭店也只有几十家，而且几乎家家都能盈利。以1999年为一道明显的分水岭，之前的昆明住宿企业，平均房价在350元以上，而在此之后，平均房价掉到了180元到200元。有的四星级酒店房价卖到100元，最次的五星级酒店房价180元就可以拿下。下跌力度之猛令人“叹为观止”。

　　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昆明的出租车行业。世博会期间，超过900万的中外宾客汇集昆明，为了确保他们的出行方便，在原有5000辆出租车的基础上，昆明又增加了250辆大众2000型、80辆金夏利、80辆捷达、50辆大红旗以及50辆小红旗。出租汽车的总量，迄今已达7000辆。世博会结束后客流锐减，一位司机告诉记者，他平均每天的营业额下降了四成，生意相当艰难。

　　人们很自然地会把昆明酒店业的低价竞争，归于1999年世博会后住宿企业高速扩容、导致供大于求。杨艾军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全面：“把一种不正常的经济现象，归结为某一个活动，这至少是不公平的。世博会其实只是一种表象，还要看这些资金都花在了哪里，先期是否有严谨的可行性报告，这样大规模建造酒店的决策都是如何出台的。“他认为，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不进行切实有效的改制，办一次活动，还会出现一批类似的“怪胎”。

　　“400多家酒店主力企业，99%是国有企业。它们目前的经营利润近30%，净利润可以说是零。如果把投资折旧和银行利息算入成本，几乎没有一家是盈利的。假如现在这400家企业全部垮掉，也几乎没有一个老总会承担责任。”杨艾军语带激愤。

　　昆明酒店行业的价格自律行为，从前也有过多次尝试，但每次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以往失败的教训，主要是惩罚力度不够，政府职能部门合作不够紧密。杨艾军告诉记者，这次的方案不再是单个部门或某个行业的行动，而是政府各职能部门联合推进。

　　在一份《昆饭协报(2003)11号》文件上，记者看到了云南省省长徐荣凯6月17日的亲笔批示：“到了痛下决心解决饭店业恶性竞争、竞相削价的时候了。要把这个问题作为旅游业提质增效的攻坚战和突破口，决不能不了了之。……省政府所属宾馆支持昆明市的相关工作。要把削价恶性竞争是否解决，作为今年全省旅游工作的考核内容。全省各部门都要支持昆明市的工作，形成合力打一个歼灭战役。”

　　事实上，昆明酒店业在实行了新的价格营销体系之后，房价仍比贵阳、成都、桂林、长沙、西安等旅游城市的平均价格低15%左右，但是由于到云南旅游交通成本比较高，这个价格还是合理的。SARS后期，国内大多数省份都希望通过降价来刺激本地的旅游经济，昆明在这个时候却在大搞“提质增效”，是否会显得不合时宜？杨艾军反问道：“昆明饭店业还有削价的本钱吗？我们已经触到了底线！另外，在抗击SARS的战役中，云南是少数几个没有发现非典病例的省份之一，我们保住了‘香格里拉’的纯净品牌，作为旅游胜地，价值必须通过价格来体现。”

　　世博会将一个花团锦簇、风情万种的云南展示在世人面前，新建的世博园，是其中最靓丽的一道风景。有报道说，昆明之前的14届世界园艺博览会，在会期结束后场馆都全部撤掉，只有昆明完整地加以保留。4年流光匆匆过，昆明世博园是否别来无恙？

　　7月6日，时逢周日，昆明世博园，阴雨菲菲，人迹寥寥。占地218公顷的世博园，只要一开门，每天的运营成本就是20万，人气这般惨淡，世博园何以为继？

　　世博园客流减少，并不是SARS期间出现的新问题。1999年世博会期间，游客人数达到了顶峰，半年时间，进园参观的人次达到943万，最多一天游客有12万。然而在世博会结束后，客流就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从而再度引发了外界的质疑：展会结束，世博园是否应该永久保留？人造景观的维护，需要长期的后续投入，会址保留下来进行商业化的运作，能否保证持续的盈利能力？

　　世博园的总投资接近20个亿，其中政府投入2.4亿，云南烟草集团拿出了10个亿，其他还有部分参展国家和机构，以及各省市的投入。博览会结束后，有关领导希望世博园能保留下来，云南烟草集团就明确表示，投入的10个亿就算是捐献给了世博园，今后世博园的商业运作与己无关，也不要再来要钱。

　　游客人数下降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情况下，游客人数下降是在所难免的。如何维持人气，是公司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课题。有位了解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不少到过世博园的游客说，世博园的大门口就像一个收费站，气派是气派，但是缺乏亲和力。主题公园应有的亲切感，在这座排满不锈钢通道的大门前，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可是世博园现在已成为了昆明的新标志，一花一草的改动，都会引起从政府到市民的普遍关注，要改建一座大门，谈何容易。有时候过多的关爱，反而会束缚企业的手脚。

　　最令游炜感到遗憾的，是会议期间与国外政府机构和外省建立的合作关系，会后基本中断。“不光是我们中国人注重人情，亚洲其他国家的人和西方人同样非常注重人情。他们与你有过合作，对你有所了解，就会对你产生信任。这个资源，我们没能好好地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