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三化”现象与“三盆水”

这真是一个“三”呼万岁的时代,什么事总要和“三”挂上勾,从“三讲”到“三个代表”,从“新三民主义”到“三个贴近”、“三个一切”,等待我们的不知道还有多少的“三”。最近又有两条与“三”有关的新闻几乎同时出现在我的面前,第一个条是黑龙江省政府历时百日、行程万里,对公安交警、工商、税务、交通等实权部门明查暗访,针孔摄象机全程纪实,结果发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出现了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私人化现象。

”这样的“三化”现象在“咱们的中国”其实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大家心照不宣罢了。在权力没有约束的地方,莫说权力三“化”,就是四“化”、五“化”……也是正常现象。北起白山黑水,南到成克杰、李嘉廷们曾呼风唤雨的南国边陲,以“三化”现象为标志之一的“政治之癌”已成为现代化路上的重要障碍。

就在黑龙江省针对行政不正之风概括出三“化”的同时,陕西省提出了“新官上任三盆水”的新说辞,一盆水常洗头,防止头脑发热,做个清醒冷静的“官”。一盆水洗手,不捞不占,不腐不贪,做个清白廉洁的“官”。一盆水洗脚,腿脚利索,经常深入群众,做个真抓实干的“官”。这“三盆水”固然文学味十足,比喻形象,却完全是建立在“新官”们的道德自觉之上的,无论“洗头”、“洗手”还是“洗脚”, 仅仅是一种道德要求,靠的都是官本身的觉悟、品质、德行,他可以选择“洗”,也可以不“洗”,假如以这样的“三盆水”来约束官员,岂不形同儿戏?与行政权力的三“化”相比,“三盆水”确实太轻巧、太文学、太道德化了。
政治不是道德,腐败问题首先不是道德问题,“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是一个近代文明国家早已发现、早已解决的老问题。

为什么“咱们的中国”反腐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收效甚微,不客气地说收效等于零?帝王时代常说治乱世用重典,就是以杀头相威胁,当今之世,不也杀了成克杰、胡长清之类,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惯例吗,可就是起不到震慑的作用。腐败的新闻继续日复一日地在各个角落里发生着,权力三“化”决不是黑龙江的地域性现象,而是放之中国而皆准。执政党有纪律检查组织、政府有监察机构、司法有检察院,还有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还有许多我们看不到、摸不着又确实存在着的机构在监督着大大小小的官员,端的是重重叠叠,山外有山,何以就抓不住那些掌权者贪得无厌的手?控不住他们糜烂的欲念?

为什么这些简单的问题一到“咱们的中国”就变得如此复杂、如此艰难?

关键在于我们能发现“三化”之类的病象,却不愿、不敢触及真正的病根,即权力本身的绝对性、无限性,一方面国家权力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社会臣服在国家机器之下,一方面国家权力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其中只有一个绝对的、不受任何约束的最高权力控制一切,表面上似乎层峦叠嶂,什么机构都有,实际上只有一个绝对的、无限的权力。

我们尽可以提出“三盆水”,提出“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理想,却不会、也不屑诉诸于严密的制度安排,理想的道德层面始终与现实的制度层面无法接轨。不从根本上寻求制度变革,什么样的数字都将只是数字,怎么也跨不过现代化的这道坎,只能在前现代的数字游戏中多徘徊几个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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