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博彩，其结果系不可预计，且纯粹碰运气者，概称为幸运博彩。”
这是1982年5月，澳门立法会通过《澳门新博彩法》，使澳门成为永久性博彩区时，对“博彩”所下的正式定义。而在60年代，“博彩”还羞答答地蒙着“娱乐”的面纱。那时的定义是：“凡依幸运赌博获胜者，称为赌博娱乐。”
作为旧定义的写照，在澳门最著名的鸟笼状赌场葡京大酒店的大厅门上至今还悬有这样的标语：“赌博无必胜，轻赌可怡情；闲钱来玩耍，保持娱乐性”。语调中透着轻松。对绝大部分周末过来的香港人和慕名而来的游客来说，“玩耍”倒确实是他们主要的心态。不过，当一些来自内地的特殊客人开始频繁光顾时，这个全球赌客的东方天堂也开始有了些血雨腥风的地狱之象。因为，他们的赌注非同一般，不仅仅是金钱，还有人生前途、身家性命。
说起来，一些腐败者的噩梦是从1999年澳门回归时开始的。
那一年，澳门处于一个特殊时期。黑社会在回归之前的疯狂让澳门在喜庆之余也透着紧张。为确保政权移交的顺利进行，国家安全保卫部门提前对弹丸之地的澳门进行全面检查，尤其是鱼龙混杂的赌场更是检查的重点地带，以消除安全隐患。在那里，他们发现了比黑社会分子更让人吃惊的人物。在事后的报道中，这一过程有如侦探小说里的情节。
“某部门……发现在葡京酒店、东方酒店、新世纪娱乐城等处的赌场内，频繁出现操北方口音的3个身影。其中一人个子不高，衣冠楚楚，出手阔绰，一掷千金，该部门用摄像机秘密监控了这几个人的诡秘活动。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反复审看录像带之后，有关部门确认：那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子是沈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另外两人分别是沈阳市财政局局长李经芳和沈阳市建委主任宁先杰。
1999年6月，相关的报告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案头。尉健行十分震惊，他迅即批示：此事骇人听闻，请即组织得力同志开展外围核查，如有进展，再采取必要措施。”
几个贪官就此落马。
无独有偶，一年后，浙江省的两名高级官员落入同样的“陷阱”。海外报道更将其过程描绘得活龙活现，什么中纪委在澳门赌场遍布眼线，贪官入场即被便衣跟踪，肃贪部门再循线拘捕云云。而除了这种充满戏剧性的“失足”，更多的腐败者则是因为在赌场输得一败涂地，转身贪污挪用大笔公款而致东窗事发。澳门赌场已不折不扣地成为了众多腐败者的坟墓。
粗粗一数，仅从公开报道的案例中看，过去两年就有数十名高级别官员或国企领导栽在澳门赌场，所输钱额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马向东等人4次登上澳门著名赌船“东方公主号”在公海赌博，曾3天输掉上千万元。澳门的一个赌场老板说：“我们喜欢‘阿爷’（内地官员）来赌，他们赌得大方，赌得爽，输掉了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没有后患。”
“你说还有什么快乐”
对澳门赌场，许多内地人心目中的印象还来自香港的系列“赌片”。赌王之间那种豪爽、气派的赌象让很多人心驰神往，想入非非。但事实上，澳门赌场不见这种景象久矣──直至潇洒“表叔”登场。表叔，乃港澳人士对大陆来客的称呼。过去语多轻视，但时间一长，精明的赌场捞仔捞女们发现，“表叔”既多且阔，实在是“大款不如表叔”。他们一掷千金的豪情往往让久经沙场的赌场老将也为之瞠目。
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谢鹤亭每次下注一般都是80万港元，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周长青的纪录则是100万港元。不过，与湖北省驻港宜丰公司原总经理金鉴培相比，他们也只是小巫见大巫。金在赌场生涯的后期，每笔赌注700万、800万是家常便饭。即使以一个职业赌徒的标准来衡量，这也是一种极不寻常的赌法。事实上，赌注下到这一地步，基本上已是他们度过最初的焦虑期后，心理极度麻木的本能反应。对他们而言，场面上的潇洒已掩盖不了内心的灰暗。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
在输掉了数千万公款后，西安的周长青这样回顾当时的感受：最后我就知道我在赌命，赢回来就有命，赢不回来就没有命，明明白白在这儿赌命，你说还有什么快乐，没有什么快乐。金鉴培当年从湖北到香港，是因为其前任炒作风险极大的香港恒生期指失败，特意委派他去收拾烂摊子。而当他在赌场上造出更大的窟窿后，他的补救之策竟是重蹈覆辙，挪用公款私炒期指，梦想一战而胜，然后抽身而退。他说，我不是不清楚其中的风险，但赌桌上的风险更大。炒期指风险相对还小一些。以小疾换大疾，这不得不说是欲罢不能的赌徒的自然逻辑。短短的两年中，高达1.44亿港元的公款被金鉴培贪污、挪用后送进赌场。
1999年1月13日，当负责处理破产事务的清盘师进驻宜丰实业有限公司时，这家湖北外贸的“窗口企业”迎来了最悲惨的一天。清盘的初步结论是：宜丰实业有限公司资不抵债高达数亿港元！而连带清算下来，共有7家中资企业被关闭。
谢鹤亭每逢赌场放债的“大耳窿”来追债时，他就以各种名义向公司或其下属企业、驻港企业拿钱还债，或者代表公司以“确认书”形式向外商借钱。有的企业因手头没有现金，只好把未养大的生猪卖掉筹钱给他还债。有一次，他被“大耳窿”追赌债追得紧，就连一个下属企业职工饭堂卖得的5万元饭票款也不放过。
权力降低智商？
权力不受有效制衡监督的话，执掌权力之人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干大蠢事。他们此时的良心，就像澳门政府对“博彩”的定义一样──“凡博彩，其结果系不可预计，且纯粹碰运气者，概称为幸运博彩。”
在这些高级别的赌徒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心理特征。初期，一般都是由关系客户出资到澳门游玩，赌场自然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景点。与其他大多数游客一样，以小额赌注过过瘾。对一般人而言，感受一番赌场气氛便已足够，既没有暴发的梦想，也没有上瘾的本钱。但贪官们不。无论开张第一笔是输是赢，他们的欲望往往能极大地激发出来。为扳本也好，乘势追击也好，他们自信能恰当地控制分寸，并且能做到“赢了就走”。即使在一败涂地之后，他们所想的，也是不断加大赌注，“赢回来”。在任何清醒的旁观者看来，他们在赌桌上一本正经为一个虚幻目标而斯杀，已是典型地走入魔障。至于马向东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期间，频繁利用周末飞赴澳门赌博，自以为安排巧妙，天地不知，就更是以聪明人自居，而天下人为弱智。
嗜赌之心人人有之，但能支撑腐败者去实现这一愿望的，让他们有别于常人的，是不受约束的权力。而埋葬他们的，除了差劲的手气，还有差劲的监督。蠢事人人会干，但大蠢事就并非人人都有资本来做。
比拿家里的钱还方便
如果没有贪官们在澳门赌场的落马，我们还难以这么详细了解他们在自己“地头”上的权力之大。
内地驻港“窗口企业”因受香港法律管辖，管理相对还规范一些。但金鉴培从企业拿钱，往往就像从自己家里的柜子里拿一样方便。在赌性大发的1997年，隔三岔五他会从财务处提取数百万元。
按照规定，宜丰公司凡投资3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必须逐级向上报批；使用较大额度资金时实行联签制度。所谓联签制度，即凡有大额资金使用时，由A组和B组人员各一人签字，支票才能生效。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B组人员根本监督制约不了金鉴培调用公司资金。1997年11月6日，金鉴培个人炒期指出现亏损，需要800万港币补仓，当会计人员说联签的另一负责人不在香港，仅有的一笔存款取不出来时，金鉴培却当即表示“我是联签一方，我签上，另一方由我模仿他的笔迹代签”。
实际上，当金鉴培由一名处级干部提拔为副厅级干部以后，就不怎么情愿接受主管单位的管束了。以前，主管单位每年要求宜丰公司报告经营情况，填写有关报表，他还能一一遵照执行，而从这以后，这样的报告、报表几乎没有了。有关部门制定的《海外贸易企业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种种制度，对金鉴培来说，也没有多少约束力。在宜丰，金鉴培实际上既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者，又是国有资产的经营者。在金鉴培主管宜丰公司期间，有关部门只在1996年对该公司进行过一次审计，而在此之后，均未再进行过有效的审计。
即使是原恩平市江洲镇镇长岑焕仍，虽然级别不高，但身兼镇经济发展总公司、镇出口物资公司等4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其调动资源的能力同样不可小视。他能以4个公司法人代表的身分，“借”款1179万元，以镇长身分“借”款777万多元，个人“调动”资金1957万多元，全部汇到澳门赌博，输得分文不剩。
制度上的缺陷不仅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也把他们送进了坟墓。周长青形容他在公司里的地位时，认为“我在公司说一不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每次他都是让财务把钱从西安以往来款名义汇往珠海一公司，再转到澳门。当机电公司的5000多万公款被他“说一不二”地送进赌场，已无款可贪后，他坦承：“说良心话，如果我单位还有钱，我还会继续再赌下去。”
检视他们的腐败之路，我们既看不到“主管部门”实际有效的管理，也看不到对其违规之举的抵制。成套的规章制度在现实面前已成白纸一张，即使“有关部门”发出再多“严禁官员赴澳门涉赌沾黄”的内部通报又于事何补？与其说腐败者栽在澳门的赌桌上，倒不如说栽在权力监督的“假大空”上。据说，一些公款赌客已认识到澳门赌场的“危险”，开始把搏杀的战场转移到了与澳门齐名的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摩纳哥的蒙特卡罗。
附：澳门赌场栽倒腐败者一览
朱承岭 原浙江省供销社主任
叶德范 原杭州市副市长
谢建卓 原江门市城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城区粤雄实业发展公司经理
魏光前 原兰州连城铝厂厂长
谢鹤亭 原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马向东 原沈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李经芳 原沈阳市财政局局长
宁先杰 原沈阳市建委主任
吴学智 原十堰市某汽车贸易公司经?p>张俊夫 原云南五菱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周长青 原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鉴培 原湖北省驻港宜丰公司总经理
郭刚林 原湖北省仙桃市经济电视台台长
岑焕仍 原恩平市江洲镇镇长
吴彪 原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负责人和宁波金鹰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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