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博彩，其結果係不可預計，且純粹碰運氣者，概稱為幸運博彩。」
這是1982年5月，澳門立法會通過《澳門新博彩法》，使澳門成為永久性博彩區時，對「博彩」所下的正式定義。而在60年代，「博彩」還羞答答地蒙著「娛樂」的面紗。那時的定義是：「凡依幸運賭博獲勝者，稱為賭博娛樂。」
作為舊定義的寫照，在澳門最著名的鳥籠狀賭場葡京大酒店的大廳門上至今還懸有這樣的標語：「賭博無必勝，輕賭可怡情；閑錢來玩耍，保持娛樂性」。語調中透著輕鬆。對絕大部分週末過來的香港人和慕名而來的遊客來說，「玩耍」倒確實是他們主要的心態。不過，當一些來自內地的特殊客人開始頻繁光顧時，這個全球賭客的東方天堂也開始有了些血雨腥風的地獄之像。因為，他們的賭注非同一般，不僅僅是金錢，還有人生前途、身家性命。
說起來，一些腐敗者的噩夢是從1999年澳門回歸時開始的。
那一年，澳門處於一個特殊時期。黑社會在回歸之前的瘋狂讓澳門在喜慶之餘也透著緊張。為確保政權移交的順利進行，國家安全保衛部門提前對彈丸之地的澳門進行全面檢查，尤其是魚龍混雜的賭場更是檢查的重點地帶，以消除安全隱患。在那裡，他們發現了比黑社會分子更讓人吃驚的人物。在事後的報導中，這一過程有如偵探小說裡的情節。
「某部門……發現在葡京酒店、東方酒店、新世紀娛樂城等處的賭場內，頻繁出現操北方口音的3個身影。其中一人個子不高，衣冠楚楚，出手闊綽，一擲千金，該部門用攝像機秘密監控了這幾個人的詭秘活動。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反複審看錄像帶之後，有關部門確認：那個個子不高的中年男子是瀋陽市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另外兩人分別是瀋陽市財政局局長李經芳和瀋陽市建委主任寧先傑。
1999年6月，相關的報告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的案頭。尉健行十分震驚，他迅即批示：此事駭人聽聞，請即組織得力同志開展外圍核查，如有進展，再採取必要措施。」
幾個貪官就此落馬。
無獨有偶，一年後，浙江省的兩名高級官員落入同樣的「陷阱」。海外報導更將其過程描繪得活龍活現，什麼中紀委在澳門賭場遍佈眼線，貪官入場即被便衣跟蹤，肅貪部門再循線拘捕云云。而除了這種充滿戲劇性的「失足」，更多的腐敗者則是因為在賭場輸得一敗塗地，轉身貪污挪用大筆公款而致東窗事發。澳門賭場已不折不扣地成為了眾多腐敗者的墳墓。
粗粗一數，僅從公開報導的案例中看，過去兩年就有數十名高級別官員或國企領導栽在澳門賭場，所輸錢額少則幾百萬，多則上億。馬向東等人4次登上澳門著名賭船「東方公主號」在公海賭博，曾3天輸掉上千萬元。澳門的一個賭場老闆說：「我們喜歡『阿爺』（內地官員）來賭，他們賭得大方，賭得爽，輸掉了也不會找我們的麻煩，沒有後患。」
「你說還有什麼快樂」
對澳門賭場，許多內地人心目中的印象還來自香港的系列「賭片」。賭王之間那種豪爽、氣派的賭像讓很多人心馳神往，想入非非。但事實上，澳門賭場不見這種景象久矣──直至瀟灑「表叔」登場。表叔，乃港澳人士對大陸來客的稱呼。過去語多輕視，但時間一長，精明的賭場撈仔撈女們發現，「表叔」既多且闊，實在是「大款不如表叔」。他們一擲千金的豪情往往讓久經沙場的賭場老將也為之瞠目。
廣東省食品企業集團公司原總經理謝鶴亭每次下注一般都是80萬港元，西安市機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原總經理周長青的記錄則是100萬港元。不過，與湖北省駐港宜豐公司原總經理金鑒培相比，他們也只是小巫見大巫。金在賭場生涯的後期，每筆賭注700萬、800萬是家常便飯。即使以一個職業賭徒的標準來衡量，這也是一種極不尋常的賭法。事實上，賭注下到這一地步，基本上已是他們度過最初的焦慮期後，心理極度麻木的本能反應。對他們而言，場面上的瀟灑已掩蓋不了內心的灰暗。他們十分清楚自己的處境。
在輸掉了數千萬公款後，西安的周長青這樣回顧當時的感受：最後我就知道我在賭命，贏回來就有命，贏不回來就沒有命，明明白白在這兒賭命，你說還有什麼快樂，沒有什麼快樂。金鑒培當年從湖北到香港，是因為其前任炒作風險極大的香港恆生期指失敗，特意委派他去收拾爛攤子。而當他在賭場上造出更大的窟窿後，他的補救之策竟是重蹈覆轍，挪用公款私炒期指，夢想一戰而勝，然後抽身而退。他說，我不是不清楚其中的風險，但賭桌上的風險更大。炒期指風險相對還小一些。以小疾換大疾，這不得不說是欲罷不能的賭徒的自然邏輯。短短的兩年中，高達1.44億港元的公款被金鑒培貪污、挪用後送進賭場。
1999年1月13日，當負責處理破產事務的清盤師進駐宜豐實業有限公司時，這家湖北外貿的「窗口企業」迎來了最悲慘的一天。清盤的初步結論是：宜豐實業有限公司資不抵債高達數億港元！而連帶清算下來，共有7家中資企業被關閉。
謝鶴亭每逢賭場放債的「大耳窿」來追債時，他就以各種名義向公司或其下屬企業、駐港企業拿錢還債，或者代表公司以「確認書」形式向外商借錢。有的企業因手頭沒有現金，只好把未養大的生豬賣掉籌錢給他還債。有一次，他被「大耳窿」追賭債追得緊，就連一個下屬企業職工飯堂賣得的5萬元飯票款也不放過。
權力降低智商？
權力不受有效制衡監督的話，執掌權力之人往往會情不自禁地乾大蠢事。他們此時的良心，就像澳門政府對「博彩」的定義一樣──「凡博彩，其結果係不可預計，且純粹碰運氣者，概稱為幸運博彩。」
在這些高級別的賭徒中，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心理特徵。初期，一般都是由關係客戶出資到澳門遊玩，賭場自然是不可缺少的一個景點。與其他大多數遊客一樣，以小額賭注過過癮。對一般人而言，感受一番賭場氣氛便已足夠，既沒有暴發的夢想，也沒有上癮的本錢。但貪官們不。無論開張第一筆是輸是贏，他們的慾望往往能極大地激發出來。為扳本也好，乘勢追擊也好，他們自信能恰當地控制分寸，並且能做到「贏了就走」。即使在一敗塗地之後，他們所想的，也是不斷加大賭注，「贏回來」。在任何清醒的旁觀者看來，他們在賭桌上一本正經為一個虛幻目標而斯殺，已是典型地走入魔障。至於馬向東在中央黨校學習一年期間，頻繁利用週末飛赴澳門賭博，自以為安排巧妙，天地不知，就更是以聰明人自居，而天下人為弱智。
嗜賭之心人人有之，但能支撐腐敗者去實現這一願望的，讓他們有別於常人的，是不受約束的權力。而埋葬他們的，除了差勁的手氣，還有差勁的監督。蠢事人人會幹，但大蠢事就並非人人都有資本來做。
比拿家裡的錢還方便
如果沒有貪官們在澳門賭場的落馬，我們還難以這麼詳細瞭解他們在自己「地頭」上的權力之大。
內地駐港「窗口企業」因受香港法律管轄，管理相對還規範一些。但金鑒培從企業拿錢，往往就像從自己家裡的櫃子裡拿一樣方便。在賭性大發的1997年，隔三岔五他會從財務處提取數百萬元。
按照規定，宜豐公司凡投資3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必須逐級向上報批；使用較大額度資金時實行聯簽制度。所謂聯簽制度，即凡有大額資金使用時，由A組和B組人員各一人簽字，支票才能生效。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B組人員根本監督制約不了金鑒培調用公司資金。1997年11月6日，金鑒培個人炒期指出現虧損，需要800萬港幣補倉，當會計人員說聯簽的另一負責人不在香港，僅有的一筆存款取不出來時，金鑒培卻當即表示「我是聯簽一方，我簽上，另一方由我模仿他的筆跡代簽」。
實際上，當金鑒培由一名處級幹部提拔為副廳級幹部以後，就不怎麼情願接受主管單位的管束了。以前，主管單位每年要求宜豐公司報告經營情況，填寫有關報表，他還能一一遵照執行，而從這以後，這樣的報告、報表幾乎沒有了。有關部門制定的《海外貿易企業管理辦法》所規定的種種制度，對金鑒培來說，也沒有多少約束力。在宜豐，金鑒培實際上既是國有資產的代表者，又是國有資產的經營者。在金鑒培主管宜豐公司期間，有關部門只在1996年對該公司進行過一次審計，而在此之後，均未再進行過有效的審計。
即使是原恩平市江洲鎮鎮長岑煥仍，雖然級別不高，但身兼鎮經濟發展總公司、鎮出口物資公司等4個公司的法人代表，其調動資源的能力同樣不可小視。他能以4個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借」款1179萬元，以鎮長身份「借」款777萬多元，個人「調動」資金1957萬多元，全部匯到澳門賭博，輸得分文不剩。
制度上的缺陷不僅使腐敗分子有機可乘，也把他們送進了墳墓。周長青形容他在公司裡的地位時，認為「我在公司說一不二，我說什麼就是什麼」。每次他都是讓財務把錢從西安以往來款名義匯往珠海一公司，再轉到澳門。當機電公司的5000多萬公款被他「說一不二」地送進賭場，已無款可貪後，他坦承：「說良心話，如果我單位還有錢，我還會繼續再賭下去。」
檢視他們的腐敗之路，我們既看不到「主管部門」實際有效的管理，也看不到對其違規之舉的抵制。成套的規章制度在現實面前已成白紙一張，即使「有關部門」發出再多「嚴禁官員赴澳門涉賭沾黃」的內部通報又於事何補？與其說腐敗者栽在澳門的賭桌上，倒不如說栽在權力監督的「假大空」上。據說，一些公款賭客已認識到澳門賭場的「危險」，開始把搏殺的戰場轉移到了與澳門齊名的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摩納哥的蒙特卡羅。
附：澳門賭場栽倒腐敗者一覽
朱承嶺 原浙江省供銷社主任
葉德範 原杭州市副市長
謝建卓 原江門市城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兼城區粵雄實業發展公司經理
魏光前 原蘭州連城鋁廠廠長
謝鶴亭 原廣東省食品企業集團公司總經理
馬向東 原瀋陽市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
李經芳 原瀋陽市財政局局長
寧先傑 原瀋陽市建委主任
吳學智 原十堰市某汽車貿易公司經?p>張俊夫 原雲南五菱汽車銷售有限責任公司經理
周長青 原西安市機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金鑒培 原湖北省駐港宜豐公司總經理
郭剛林 原湖北省仙桃市經濟電視臺臺長
岑煥仍 原恩平市江洲鎮鎮長
吳彪 原寧波發展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寧波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江東營業部負責人和寧波金鷹集團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兼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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