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２５６机组还有５名成员未登机，经过５年多的严格审查，除机组服务员外，其余４人的最后审查结论是“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被处理转业并勒令离开北京。在我们５人接受漫长的隔离审查期间，家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机组４位死者的家庭所承受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
“９·１３”事件后，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就是给机组死去的４名人员定性。由谁给他们的死定性？如何定性？
别看事发之后，在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判浪潮中，把潘景寅等也当做“叛徒”进行批判，就连我们活着的５个人也被当做反面人物卷入了汹涌澎湃的运动之中。然而，一旦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依据死者死亡的性质才能作出处理的时候，就没有人敢出来“一锤定音”了。大批判毕竟是群众的声音，不能代表组织的意见。可是，当时哪一级党的组织能为死者定性呢？
“９·１３”事件是典型的大的政治事件。按社会地位，林彪之大与飞机驾驶员之小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又在同一架飞机上，同时在异国的土地上坠机身亡。在中央为林彪事件定性的同时，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机组的问题都不可能出现在中央一级的文件上。因此，为机组人员定性，被长时间搁置下来。
另外，林彪机毁人亡，所有机上人员没有一个生还者，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听说从飞机的语音黑匣子中获取了什么有关的材料，来证明林彪等人与机组之间在空中有劫持与反劫持的斗争情况。而且飞机坠毁之后的很短时间内，蒙古与前苏联的军事专家已经到坠机现场去过。我驻蒙使馆人员９月１５日下午赶到坠机现场的时候，发现有许多东西已被动过。
虽然事发后，我们５人曾写过大量的旁证材料，证明从死者生前的言行中，没有发现他们与林彪的叛逃阴谋有任何联系。只是当时我们也处在被审查处理的状态，人微言轻，在“四人帮”执政时期，没有哪一级领导敢用我们的话为死者争取一个说法。
站在专机飞行的角度，用飞行技术专业的观点，分析飞机活动的某些现象，其实也可以发现２５６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之后出现一系列很不正常的现象。平时用一两分钟就可以完成的转弯动作，却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完成；飞行的高度、速度也很不正常，飞机的无线电通话设备一直没有打开，空地之间没有任何信息沟通……这一切都说明机组是在强行起飞后，才得知林彪一伙的叛逃意图。机组人员在操纵动作上的被动、迟缓与无奈，反映出他们与林立果等人进行了斗争。按说，这些现象也可以成为佐证，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人会通过分析飞机航行的非正常技术动作为机组死难者说话，也只有与死者同舟共济的我们，才一直关注着自己战友的定性问题。
特定的历史环境，重大的政治事件，特殊的空中事变及机毁人亡的结局，决定了机组死难者定性的难度，如果没有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记者时的有关讲话，机组死者的定性问题，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１５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曾正面回答了费尔关于三叉戟２５６飞机失事的原因。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邓小平在讲话中引证的另外一架飞机，就是“９·１３”当晚凌晨２时５２分，林彪死党周宇驰拿着林彪手令，从沙河机场骗走的３５８６号国产直升机。两名飞行员在空中与其周旋，终于使直升机丧失了叛逃时间，就在直升机迫降离地面只有二十多米的时候，副驾驶员陈修文扭身夺枪，壮烈牺牲，机长陈士印操纵直升机紧急着陆。这位机长是和我同一个航校毕业的同学，事后，他被隔离审查达十余年之久。
有关邓小平这段重要讲话的报道，刊登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３日的人民日报上。当时，我已经被勒令离京只身在外地工作整４年。在那偏僻的塞外小城一个工厂的单身宿舍里，借着昏暗的灯光，我手捧报纸，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毕竟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对“９·１３”事件中死难机组人员的讲话，多少年来自己日想夜盼的不正是中央首长的有关讲话吗？邓小平讲话的英明在于直接指出林彪座机飞行员“是个好人”，真是字字千钧。“是个好人”就不是叛徒。多少年来，除了我们机组的５个人在交代材料与旁证中说到机组中不幸死去的４位战友同我们一样与林彪反党集团属工作关系，纯属执行专机任务的行为之外，一直没有听到有哪一级领导在公开的讲话中像邓小平那样指出机组死难者的性质，也一直没有看到有关的文字报道中出现过类似的字样。因为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没有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招惹是非，专机师派人到死者家里处理一些具体事情时，上级领导没有明确指示，具体办事的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例如死者的工资问题、抚恤金的问题等等都没有解决的依据。事件过后，在具体问题上，在讲话方式上谁也没有把死者当叛徒看待，可是，在政策上也没有把死者当作正常死亡，更没有当作因公牺牲对待。黎{
潘景寅的爱人，从那个时候起，踏上了为夫正名的艰难上访之路。
除了国务院信访办之外，这种问题一般的主管部门是不敢问津的。国务院信访办的人回答说，这样的问题应该到原单位寻找解决办法。潘景寅的家人几经上访，才引起有关人员重视，经信访办与原单位的直接联系与有效的工作，信访办一方面让专机师支取５００元钱给家属，解燃眉之急，为潘景寅的孩子看病；另一方面，由专机师就机组４位死难者的问题，向上级部门请示处理办法。
潘景寅的爱人与全家，经过一年多的奔波，终于在１９８２年初得到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从此，“９·１３”事件中，林彪座机上的４名机组人员：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机械师张延奎、特设师邰起良，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死亡１０年之后，在邓小平直接指示之下，终于有了说法。
《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内容如下：
潘景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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