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共汽车上的“天安门母亲”

这是多年前的事了,至今难以忘怀。

每年六四前夕,北京便进入“敏感”时期。那年六月三日上午,我从友谊宾馆出来,上了小公共汽车。小公共招手即 停,很是方便。停了几次上人,车上的二十多个座位差不多 都坐满了。忽然,司机大声问售票员:“喂,我违章了吗, 怎么后面的桑塔那老跟着咱们,我停它停,我走它也走。”大家从后车窗望去,一辆深蓝色桑塔那轿车不紧不慢地跟在 小公共汽车后面,如影随行。这时,坐在后排座上的一位妇女告诉售票员说:“别理它,跟我的,买菜它跟着,上医院 它跟着,我去哪它跟到哪。”车上的人听了都很是吃惊。我看那是位文静的知识女性,不到六十岁,声音清亮。售票员疑惑地询问。她告诉售票员:“我儿子六四时被枪杀了”。 车里一片寂静,大家
全明白了。

我一想,友谊宾馆的前一站是人民大学,人民大学有一位六四难属丁子霖老师。难道她就是丁老师?我不知道。豪爽 的售票员劝慰着:“伯母,脑袋掉了就碗大个疤,过二十年 又一条汉子”。

乘客们震惊过后,脸上都充满了同情;人们或是劝慰,或是愤愤不平地议论着,都对跟踪的轿车投去鄙夷的目光。

行驶中的小公共正是当今社会的缩影。乘客之间并非完全信任,但良知在高压下闪现。在这个暂时封闭的空间里,恐惧被道德的感召力淹没了。人们的目光和表情都传达出一种默契和共识,黑白分明,都明了正义在哪一边。其实,在北京的每一 个家庭,每一个朋友圈子里,人们都无数遍地议论过六四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专制高压下,政府剥夺了大众公开的话语权,却剥夺不了渗透进每一社会细胞的大众民间的话语权。政府骗人民,人民骗政府;政府怕人民,人民怕政府。麻杆打狼 两头怕,但谁更怕谁?政府更怕人民。因为政府同六四镇压栓在一起,同罪恶栓在一起,站在历史的被告席上,没有前途。

这辆小公共汽车成了一个正义的精灵。尽管车后面紧跟着恐怖,但这辆车“反了”,人们无畏地自由表达。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六四以前,许多人怀疑自己的认知,愿意听党的话,把一切罪恶都记在“四人帮”头上。六四使亿万人大彻大悟。现在,即使你一个人站在掌握了一切资源的党面前,就象车里那位柔弱的母亲,也敢看小了它──党;因为人一旦为正义武装,人就是顶天立地大写的人。

那些卖身投靠的“知识精英”们总会出来打圆场,说:“六四很复杂”。这就跟说“法国大革命很复杂”“辛亥革命很复杂”一样,纯粹是没用的废话。那些所谓的“中国通”们,说中国人已经忘记了六四。忘记了吗?你看专政的毒刺,一刻不停地叮在“天安门母亲”的心上,噬啮着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群体。这种丧尽天良,只会强化所有中国人的记忆,并使记忆爆炸。

车在北太平庄停下,“天安门母亲”在大家敬重的目光中下了 车。我看到桑塔那象只狰狞的鳄鱼掉身又尾随追去。望着母亲的背影,我知道她没有泪水只有坚强。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好妈妈,多保重;您虽然在六四大屠杀中失去了儿子,我就是您的儿子!”
 

摘自华夏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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