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祭焚书，我们应该祭什么？

今年5月10日是70年大祭，据报载，德国各界纷纷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柏林艺术科学院举行了名为“火刑中的文学、烈焰里的精神”的大型纪念会，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在致辞中号召人们以史为鉴，不要重蹈覆辙。据统计，当天仅柏林市内就有20个机构或团体组织了50多项活动。在一个朗读会上，德国女演员伊丽斯·贝尔本分别朗诵了《安娜日记》和《戈培尔日记》的部分片段，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强烈对比震撼了在场的所有听众。此外在德国其他各大城市也都举行了类似的纪念活动。

读了有关 报道，我在对德国人的这种正视历史的精神感佩不已的同时，又想到：咱们中国人应该从德国人的举动中悟出点什么、学到点什么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们老祖宗总结的这些至理名言，只要是稍微读过两本书的中国人都知道，但我们在现实中做得怎么样呢？德国人不忘耻辱历史，每年祭“焚书日”，我们中国在上个世纪类似的耻辱事也不少，我们应该“祭”什么呢？

我们应该祭“反右日”。1957年6月8日，中共发布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党内指示，认为“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命令“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同一天，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针对拥护共产党的人接到恐吓信事件指出，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标志着全国性自上而下急风暴雨般的反右派运动的开始。 “反右”使中国五十五万优秀知识分子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使全国上下形成了噤若寒蝉、万马齐喑的境地，从此以后，中国就走上了磨难重重的道路。

我们应该祭“大跃进日”。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现象，提出“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以此为标志，，人类历史上最荒诞不经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到1958年，全国出现了全民炼钢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荒谬的顶峰，使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开来。直到1960年冬，“大跃进”才被停止，但已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导致国民生产严重失调，生态环境惨遭破坏，并在随后几年引发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我们应该祭“文革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提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批判”，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号召批判所谓“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它的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这场延续十年的空前的政治动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中国与国际上的先进国家之间拉大了差距，其恶劣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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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祭”的有很多，但我们现在却什么也不“祭”。我们似乎觉得只要忘却了，耻辱的历史就不存在了，总希望什么也不“记”，因此也就什么也不“祭”。我们只是从几十年前的政治疯狂，一百八十度急转成了拜金疯狂，“利”成了检验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有权有势者畅行无阻，平民百姓生计惟艰，腐败就象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横行于世。政治疯狂和拜金疯狂表面上看起来截然不同，但其内在本质却是同一的，那就是都违反了人类基本准则，极大地毒化和戕害着人们的精神。我们现在的许多社会问题，实际上都肇始于几十年前的那些政治运动，自欺欺人式的不“记”不“祭”，也许能带来一时的“安定团结”，但其隐患实莫大焉。

德国文化部长魏斯女士在5月10日当天的纪念讲话中指出：“在熊熊烈火中消失的不仅仅是书籍，而且还有德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知识分子出于恐惧必须缄默的历史不应在德国重演。” 套用她的话，我们在历次政治、经济动乱中丧失的也不仅仅是物资和肉体，更有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我们的不“记”不“祭”，并不能保证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耻辱历史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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