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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收容所的黑暗
只有十天，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十天。
一年多以来，我从来不愿再去想起这段痛心疾首的时光，我差不已经快将它忘记了。我也一直寄望于我们的政府有朝一日能发现情况，及时废除某些不公正“恶法”。但是，孙志刚案件的发生，让我无法沉默。如果你们读了我今天写下的经历，你们就会知道，孙志刚案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必然。虽然，在中央的强力关注下，孙志刚也许可以在天瞑目了。但是，我相信，某些明显违反的宪法、践踏人民合法权利的地方“恶法”一日不废除，这个世界就还会有更多的孙志刚、李志刚、王志刚......许多天的思索之后，我决定鼓起勇气，重新拾起这段黑色的回忆，哪怕受到某些势力的打击报复，也在所不惜。
1.收 容
时间给我开了个玩笑，我进北京收容所的那一天，正好是“三八国际妇女节”，2002年3月8日。否则我肯定记不起来这个“光荣的时刻”。
我是因为卖艺被收容起来的。北京动物园附近地几个地下通道里，有很多卖唱、画像、设计签名的青年，我那时就是其中一个。我且不为自己辩护什么卖艺不等于乞讨，什么外国大街、广场、公共汽车上卖艺的歌手乐手比比皆是，因为人家讲，我们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嘛。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国情”会被广泛地当做借口。不用辩护！活该我也认了！----我又嘴臭起来了，还是少说道理，接着讲故事吧。
那时正值“两会”召开期间，我知道“两会”期间都盘查得比较紧，所以平时也很少去地下通道唱。但是，我们搞音乐的人，往往都有很强的表现欲望，所以总是想找机会唱歌。虽然，很多卖唱的兄弟也的确经济困难，如果挣的钱多一些我们也会很高兴，但是喜欢在人们面前唱歌才是最重要的。几天没出去唱歌了，我又忍不住了，背着吉他又去了地下通道了。
说起来有点大言不惭，我其实算是在通道里碰见的几十个兄弟姐妹（遇到过一两回女的）里唱得最好的歌手吧（弹得不算最好），所以以前警察遇见我的时候，总是格外开恩，一看到警察来，我不是像别的兄弟一样赶快跑，而是假装没看见，更加用心地表现我的歌声。警察听见唱得不错，也就对我不凶，很多时候也不管。有一回几个警察还跟我开玩笑，让我唱一首“罗大左”的歌，让我摸了半天脑袋。
恰好这天我碰见两个朋友，于是三个人三把吉他在那里合作。警察来的时候，一个兄弟在唱，我们都看见警察了，但是我想让警察知道我们不是瞎捣乱的，是在认真做艺术（有点理想主义）于是鼓励这个兄弟说“唱好点”，可偏偏他的嗓子不争气，警察过来大骂，“妈的，看见我们来了还TMD瞎吼！把他们收起来！”看来我的“土办法”不灵了。
在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被警察凶狠地赶上收容车，我第一次体会到那种丢脸的感觉。我的心里，仍然在倔强地问自己：“错了吗？没错！我是在做艺术！”
后来我们被拉到动物园附近＊＊派出所，在路上我的一个朋友不停地用手机向外面联络。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在送到收容所之前，如果有人来派出所，用几百块钱是可以赎出去的。
在派出所，一个民警一边问我们的情况，一边做笔录。问有什么证件，我来劲了，我有啊！我有身份证暂住证教师证（来京之前我做了三年小学教师），还有一个采访证（做过某报的特约记者，但是不是记者证），我的证件是最齐全的！不管用！因为我不是本地的教师和记者！傻了，当笔录递到我手里，让我签“同意”的时候，我迟迟不肯下笔，直到一声厉喝传入耳中，我才战战兢兢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并乖乖地按上手印。
终于没有盼来任何救星。当收容车往昌平区开动的时候，我的心只剩下一点点不可能的希望。车上除了我们三个唱歌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街边卖烤红薯的妇女，一个是做小买卖的男人。
2.大 院
车一直往北，出了清河有一段车程，就到了收容所。门牌我记不准确了，大概是“北京第二收容教养所”。从外观看来，收容所还挺漂亮的嘛。车开进南边的一个小院，下车登记，也就是警察向收容所交接。一下车我张大了嘴，院里大概有两三百人呢！而且还有各个派出所的收容车源源不断的开来。我看见里面有不少女的，有人悄悄说她们是干那行的。
“蹲下！”“两只手放在头上！”“＊你妈的！动作快点！排好队！”原来有不少保安手提警棍在协助警察管理。谁的动作慢了，要被拳打脚踢，或者吃棍子。
在登记点登记有点意思。让你站在一个摄影仪的下面，只听“嚓”的一声，大概我的光辉形象已经留下了吧。我这个人不爱照单人照，以前跟学生、同事都照合照习惯了。这次免费来了一张。这时里面窗口问：“你叫什么名字？”这次不敢贻慢，立刻脱口而出。
然后我们被带去存放物品。在收容所里，包裹行李、手机、贵重物品都存上，身上也不许带上超过100块钱的现金。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很高很厚重的大铁门前面，因为这时我们旁边已经没有女的了，我想这就是收容男号的地方吧。我们被命令蹲下，在那里等候开门。
门开了。我们被命令依次进去。在进门一霎那，我顿时惊呆了！！！
很大的一个院，院里黑压压地蹲了好多人群，分成好多堆，每一堆大概有四五百人，总共有两三千人吧！院的南边是警察办公的两层小楼，北面、东面、西面都是两层楼，每层都很高，阳台边全部用很粗的钢铁棍子焊成密封的铁笼子！这些铁笼子里，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从里面伸出手来，或是把头挤在两个铁棍中间，茫然地望着铁窗外面！院子里人声鼎沸，楼上和院中央的加在一起，大概要有四五千人！
进去先要搜身。两个保安戴着透明的塑料袋，对我们全身上下进行搜查。我那时有一个寻呼机，没有存放，因为我想知道哪些朋友找过我。可恨的保安拿过我的寻呼机，将电池取下扔在垃圾桶里。后来，“聪明”的我花了十元钱“买”回了这节电池，这是后话。
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了，大家正在吃“饭”。人群是按照地域分的，我那两个朋友是河北和东北的，被分在西南角上的一大堆人里。而我因为是四川的，被分在西北角上的一大堆人里。一进这群人，听到浓浓的家乡口音，感叹四川真是人口大省，这么多兄弟遭此厄运。
我去向管理我们这堆人的警察报道。从现在开始，我对于这批批受苦受难的兄弟们一律不再称为“人”，改称“盲流”。因为在收容所里面，无论是警察还是他们的走狗保安，统统吆呵我们为“盲流”。我这个“盲流”去向警察报道，警察正在忙着训“盲流”，很不耐烦的让我去院里的一推大桶里拿吃的。我走过去一看，生平见未所见，只有在革命教科书里读到过！那几大桶黄色的粗得不能再粗的玉米面做的烂窝窝头！我摇摇头，回到警察旁边说：“我不吃了。”警旌鹊溃骸叭ツ潜叨鬃牛 苯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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