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权力结构的六大系统竟有四大系统对非典型做壁上观

<<世界日报>>顾问孟玄、前中国体改所官员张刚、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所长吕晓波、前香港<<信报>>总编辑丘翔钟、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陈希、多维新闻社总编辑何频、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陈小平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王军涛先后在会上发言。专家学者们认为，萨斯蔓延是不幸的灾难事故，对正在世界范围崛起华人是一个挫折。但对萨斯成为灾难的原因和大陆政府应对措施学者专家则由于专业和角度不同而又不同看法。

下面是王军涛在个人发言基础上整理的专文：

不仅破坏了中国大陆人民的正常生活、而且给全世界华人的健康、经济和形像在受到严重打击的萨斯疫情失控事件是一起典型的中国特色政治事故，暴露出何频先生所说的典型的中国政治问题；如果没有必要的政治改进，不仅目前遏制萨斯的斗争会事倍功半，而且不能防止今后再发生更严重的悲剧；萨斯泛滥不过再次表明，在没有政治安全的国家，公民不仅享受不到正义，而且不会有任何安全，不会有生命、健康、社会地位、人格尊严、财产和经济保障的安全。我想根据今年4月27日<<人民网>>和<<纽约时报>>的报道讨论三个争论话题。

一，萨斯疫情失控是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灾难还是政治事故？

我认为，这是政治事故。早期病例也许是有因为对突如其来的新病缺乏了解的误诊误医，整个疫情失控不是公共防疫或卫生系统迟钝反应，而是中国大陆执政者在疫情初期出于政治考量，刻意隐瞒疫情，从而错过控制疫情大规模泛滥的最佳时机。大陆目前所用的“突如其来”、“天灾”和“非典型肺炎”等词汇反映了无意识的推卸和遮掩政治责任的心态。让我们看基本事实。

根据<<纽约时报>>4月27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WHO)驻京办事处在2月10日接到电子邮件，告知广东发生新的传染病，同日美国驻华使馆也向WHO反映，一个美国公民在广东染奇特病死亡，据说是流行性传染病。WHO立即向中国询问。2月11日，中国卫生部向WHO证实确有此病。2月12日广东向WHO报告，中国发生非典型肺炎，已有305例病人，死5例。据4月27日<<人民网>>报道，卫生部副部长、医疗专家马晓伟曾四下广东研究防治萨斯，第一次是2月9日。而据<<明报>>采访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呼吸病科谢金魁教授称，他在去年12月17日收治第一例萨斯病人时，就上报广东省卫生厅备案。这些报道表明，广东卫生管理部门在去年12月、国家卫生部在今年2月就知道萨斯疫情及严重危害。而根据WHO专家介绍和有案可查的关于广东和卫生部官员的报道，中国政府一直隐瞒疫情，拒绝采取有效的手段隔离和控制疫情泛滥，从而导致今天疫情如此严重。

由此可知，萨斯成灾，不是医疗事故，也不是什么缺乏经验，更不是什么突如其来的天灾，而是政治需要和前任执政者倡导的官场风气导致了错过机会控制疫情。政治需要是，在那个特定时间要创造适宜的气氛对13年有个辉煌的总结；官场风气是，对人的麻木不仁和歌功颂德的官场陋习。

二，中国政府是否已经查清问题、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和措施到位？

我认为，还没有；不仅没有，而且主要疫情病源区和执政集团高层都有人还在继续故意隐瞒真相、包庇责任人并甚至控制所辖资源抵制胡温领导集团抗击萨斯的部署。时下的“大张旗鼓”反映了一线苦斗的胡温两位先生在制度化资源不足和渠道不通以及上下掣肘的情势下只能以虚张声势的方式实施动员。从国家现有制度化资源和渠道看，抗击萨斯的工作远没有到位。这主要是政治体制中的问题导致的恶果。

第一，中国政府虽然处理了两个高官，但并没有向人民说明这场疫情是怎样失控的，是谁、处于什么考虑、采取那些措施，怎样延缓了疫情控制时间，导致这场灾难。而且，如刚才陈小平先生的法律分析表明，对行政首长的处理的程序既不合法，也不公正。这样会使我们放过真正的问题和责任人，并且错过反省国家制度中存在的严重缺陷的机会。这是多少同胞的健康、幸福和生命以及巨大的华人形像代价提供的机会。我们还需要公正严格公开和可信的调查。

第二，当萨斯疫情泛滥时，政府封锁疫情的讯息，国人为追求安全只能自己私下交换疫情信息，有同胞因此而受迫害，至今没有得到制止和纠正。广东在4月20日中国政府已经表态严厉控制萨斯病后还在抓人。根据4月27日<<人民网>>转载新华网广州记者肖文峰4月26日报道，4月14日广东东莞市清溪镇某电子厂员工彭某在厂内电子网络上得知一条消息，清溪三钢厂有人死于非典，市卫生局来人调查，并隔离工厂，请大家多注意。彭公民立即将此件送给全单位约40人。4月21日单位将彭公民开除，4月23日清晰公安分局竟抓彭某。根据报道，彭公民没有伪造消息，添加内容；而防治传染病本来就应当“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地隔离。彭公民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显然这是违法迫害。

第三，目前的疫情通报仍不可信。这可以通过比较香港与全国内地各地的疫情通报而揭示。我们可以假定，香港的医疗水准、政府责任心、统计质量和通报公开性是可靠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疫情发展参考样本。与香港比较，只有北京通报的疫情与其相似，因而可信；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上海的通报可疑；广东根本不可信。由于传染源不一样，可能香港对全国其他地方的参考意义不大，但广东是香港的传染源，没有理由比香港好。根据4月27日<<人民网>>，广东去年11月发病，不控制传染达数月，今天的控制隔离措施也没有达到传染病隔离所要求的严格程度。但4月27日广东只有1300多病例，死亡51例，治愈率85%；而香港2月21日广东带毒者入港，3月香港发现本土染病者，3月27日全港开始标准严格的疫情控制，至4月27日，有1500多病例，死亡133人，治愈率是43%。显然，广东疫情通报有水分。

第四，广东不仅继续提供虚假信息，而且采取各种违法违纪方式掩盖真相。上述关于彭公民的消息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时间。根据大陆最近一期<<财经>>杂志透露，国务院在4月13日召开了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会议；当全国都落实会议精神严防萨斯时，彭公民在4月14日转发电子邮件给好友同事。中国政府在4月20日以惩罚高官方式公开表示严厉控制非典的决心。但广东的电子厂却在4月21日开除彭公民。广东公安机关在4月23日抓彭公民。如果确如何频先生所言4月20日后的报道须经党政两个一把手签发，那么张德江先生是在4月26日签发这条消息。广东分明是继续以铁腕掩饰问题。用公安行话叫顶风作案！如果是普通案犯，会被视为藐视政府而从严打击。在滥抓公民封锁疫情的同时，张德江先生还严厉整肃以揭露黑暗而在全国口碑很好的广东报业集团。联想到邱祥钟先生刚才说，香港去年12月就听说广东有新传染病，但严令医疗单位保密，违者将受处罚。不仅如此，当全国十五个省市查处抗击萨斯不力的官员时，广东作为萨斯的病源，至今没有惩处一人。此外，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先生自2月9日至4月27日四下广东却非说广东防疫没有问题。4月23日，更有大陆在香港的传媒<<文汇报>>赞张德江铁腕治萨斯。众所周知，萨斯起源于广东；如果广东确实尽职，如果张德江先生铁腕治萨斯，那就不会有2月21日刘医生将病传入香港进而传入世界(<<纽约时报>>4月27日报道)，也不会有北京大规模疫情爆发。这些事实使任何对中国官场有点了解的人都意识到，也许有一个庞大的覆盖官场、媒体、卫生系统的关系网正在动用一切合法和非法的手段继续掩盖萨斯病源区的问题和责任以保护张德江先生；这使得我们远没有查清事实真相，也没有纠正所有失误和还受害者公道，更没有惩办主要肇事者，甚至不能保证广东不再继续顶风作案、向全国输出病毒。

第五，广东这样无法无天决非偶然；那个关系网很可能通向最高核心。中共高层至今声音并不一致；不仅是表态时间不一，而且口径不一，措施更不一。在党政一把手全力认真负责治理萨斯时，不仅江泽民先生主持的军队没有冲在一线，而且吴邦国先生主持的人大没有提供紧急立法支持、黄菊先生主持的政协没有提供有声望的人士的民意支持、甚至吴官正先生主持的纪委都不提供党纪政纪的宣示支持。中国权力结构中的六大系统(党委、纪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军队)中竟有四大系统做壁上观！比较89年镇压民主运动、99年镇压法轮功甚至90年代初的抗洪救灾，这是极其反常的现象。当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表示坚决治理非典和实事求是报告疫情时，有另外的权力中心却表示要“有秩序”地治理非典。根据中国过去的政治经验，后者实际上是说，在他们认为需要维持稳定时，可以隐瞒疫情，包庇失职干部，以及违法抓人。他们可以躲进隔离严密的安全地带，但老百姓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付出更大的代价。这种两个权力中心的两种声音造成两个恶果。一个恶果是全国抗击萨斯出现两种相反的情势。一是北京为代表的不仅从严治理萨斯，而且如实公布信息。二是广东代表的继续根据治理疫情之外的需要违法控制治理过程。另一个恶果是一线主持工作的党政领导缺乏足够的资源有效展开抗击萨斯的工作，没有人大的立法资源，没有政协的民意资源，没有纪委的党纪政纪约束资源，更没有军队的高度组织化、效率高和机动性强的突击队资源。

实际上，正是由于高层有不同声音、军队没有一如既往地在一线行动、广东等地方继续抵制公开和隔离疫情以及一线胡温缺乏调配所有资源的动员力，萨斯防治才在北京如此虚张声势。我相信胡温及大多数党政领导此时是真诚努力的。而且，我不同意某些网友批评现在声势过大，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要知道，控制疫情的关键是隔离病毒感菊吆托(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