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戴罪立功
首先,我知道SARS的发生与广为传播,不是我当政才引发的,因为,SARS的首例在去年就发生了。然而,我见证了共和国50几年官场从上而下流行着谎言政治、却没有一上台就作狮子吼、要求所有人民的公仆从此必须实情实报,这就没有给其后的流行作出及时的预
防。在这方面我是有责任的。
我知道,我罪不至于下台,而且下台也无助于解决万民的当前危险。因此,我只能下大决心,戴罪立功,把有效防治SARS、并为构建一个象样的中国而努力。
专家的归专家
我知道,防治SARS的具体工作乃是医疗工作者的专业工作,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我的任务主要在于提供一切支援,让他们
(一)能够获悉这个瘟疫的真相--只有这样,医疗工作者才能有基础作出客观、科学的判断,并从而提出有效可行的防治办法;
(二)能够组织人员有效策划工作的推进;
(三)能够广泛引进并有效传授有关的先进医疗方法与设备;
(四)能够有充分的资金进行必要的隔离防治工作。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绝对不可以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
为了防治SARS并推进中国,我要做好三项工作
为了让专家们得以做好上面四项工作,作为国家主席的我,有需要做好下面三项工作:
(一)让SARS真相得以体现出来
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本来就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可见,有关人员没有或不敢上报疫情,是上面不让报,是上面把疫情当做国家机密,是依法报了自己会吃大亏,而不是法律的规定不完美。
尽管爱滋病并非传染病,政府把公布河南疫情的万延海说成是泄露国家机密,打压自费奔波、努力防治爱滋病患的高耀洁医师,造就了好几个爱滋村。
可见,不管是从政府自订的法律、还是从社会大众的安全出发,从实申报并公开疫情,不但是人们的权利,也是医疗人员的义务。政府应该对这类行为给予鼓励乃至奖励。政府过去反而压制人们行使权利、乃至阻扰医疗人员履行义务,完全是一种犯罪行为。
因此,为了树立这个被歪曲了50几年的理念,我会立即下令各级政府保障新闻自由,并且鼓励群众监督,同时,广泛地支援一切愿意提供群众监督的网站。
在此同时,我要把以往压制不让爱滋病疫情公开与这次阻扰公开疫情作为个案,认真进行调查,了解是谁在违法阻扰,把责任者依法办理,让人民具体地看到阻扰资讯自由者的可耻下场。
(二)提供足够的基金
万事没钱难办,因此我会抓紧筹款工作,而且向应该下手的对象拿钱。
这一点我愿意向台湾的蒋经国学习。当年,一向把台湾当做旅舍的蒋经国,刚刚下定决心留在台湾,于是认真地开始想要建设台湾,就推出了构建“十大建设”的计划。钱哪来呢?
当时台湾的有钱人,大多只有投靠蒋介石政府才能顺利赚钱。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当中,大多拥有好几本帐簿,是经不起查税的。因此,蒋经国就大开“早餐会”,个别或小集体地邀请他们吃早餐,“请”(?)他们为了台湾的建设乐捐。同时放出不“乐”捐就查税的风声。被请者心里有数,哪个敢不依蒋经国私底下向他们暗示的金额忍痛“乐”捐!
在权钱交易的中国,政府绝对可以相当准确地掌握生意人起家所做过的不法勾当,由于这些勾当是通过官僚才能进行的,官僚本身也不干净。因此,我一定命令各省市的政府官员,把他们所熟识的大生意人(当然包括富士比名单上面的)列出一个名单,然后组织一个中央募款团(从中央可靠的要员任命之),到各地募款一个月。
这样一来,防治SARS的基金绝对可以募齐,甚至超过。而超过的部份,可以用来作为防治爱滋病的基金。
事实上,用这样的方式募款,还可以给中国的进一步民主化铺路。在别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人们发财除了靠运气之外,还得费心经营。然而在中国,发财可以来自审批或被审批,可以来自官商勾结,可以仅仅因为他是谁(比如,江泽民啦,李鹏啦,……)的儿子。一般大众看在眼里,气在心头。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这股怨气可能变成动乱的潜力。如果这群通过并不体面的方法、方式“先富起来”的人,利用这个机会,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捐出一些(比如说,一半吧)财产,那么,他们就可以被社会重新接纳、被尊重,从而得以安安心心地继续赚钱、享受。
我这么做,既为亿万人民的安危筹款,又为这些“先富起来”的人解决心中潜藏的不安,还拿走中国民主化路上不知藏在何处的定时炸弹。或许,在中国人民有权选举时,他们还会自愿地把选票投给我,让我成为5千年来第一个被全体人民授权当上国家领导人(总统吧)的大写的“人”呢!
(三)让中国各级政府活跃起来
我完全知道中国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国家。在我有机会到美国之类的先进国家走走之后,我的感觉更加深刻,也越感心疼。我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局面全盘给予改善呢?
SARS的到来,尽管带给我个人以领导的危机,它还带给我以绝好的机会来历练我的领导能力、树立我的领导形象。
为什么?因为,这次SARS给中国(乃至世界)全民的生命带来威胁,为了解救全民摆脱这个危机,很多平常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反而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要办好事情,必须摆脱官僚主义。我就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依照共和国自开始就宣扬、也在历次宪法给予明述的主张,把老百姓真正上升为国家的主人,让主人真正得以管束公仆。那么,官僚主义得以克服,一个生猛(广东活;台湾话叫做“活跳跳”)的政府就不得不逐渐成形,首先在防治SARS时一显身手,然后在中国人民更上一层楼时再显威风了!
我需要你的支持
为了做好以上三样工作,我非常需要人民的支持,因为,你们的支持无疑乃是我办好这些大事的前提。中国人民啊,为了你们自己的安危、为了中国的发展,你们愿意在这个重要的时刻给我伸出援手吗?
(2003.4.25)
--转自《民主论坛》(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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