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邊人披露毛澤東鮮為人知事

晚年的毛澤東有位鮮為人知的管家。毛澤東時而稱他「同志」，時而稱他「我那盞不滅的燈」。他比李訥小１歲，李訥至今見面仍叫他「叔叔」，就因為他與毛澤東是「同志」。
　　這位管家姓吳名連登，江蘇鹽城人氏，毛澤東的最後一位管家，陪伴著毛澤東度過了整整１２個春秋，直到１９７６年９月將領袖的遺體護送到人民大會堂供人們瞻仰為止。
　　吳連登到毛家「幫忙」的頭幾年，僅是做一些雜務：搞搞衛生，收拾收拾主席臥室的衣物啦，整理整理主席的圖書啦，再就是管理毛家唯一的雜品房，也就是吳連登稱為的「倉庫 」。　　 １９６８年他正式擔任毛家的管理員。在毛家，幾乎沒有他不管的事。他要負責管理毛澤東、江青的工資及其日常支出；他要負責毛澤東的衣食住行，保證安全；他要跟隨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不離左右；他要管理江青和孩子們的家務雜事……　
　 剛到毛家，他就聽毛澤東說：「我們相互之間要稱同志。這種感情比什麼都深。」平素有事，毛澤東總是一口一個「吳連登同志」，有時玩笑起來就沒準了，時而稱他是「咸（鹽）城人」、「身邊一盞不滅的『燈』」；「把『咸城人』找來」、「把我那盞不滅的『燈』 找來」。江青則叫他「管家的」。按毛家家規，李敏、李訥等叫他「叔叔」。　　 毛澤東大發雷霆
　　吳連登初進毛家，雖說國家已度過困難時期，但日用品依然嚴格按計畫供應。別的都好湊合，就是這肥皂──吳連登每月僅有可憐巴巴的半塊，洗臉洗澡洗衣都得用，實在不夠。當然，若以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身份去搞點，別說半塊，就是１０條也不費吹灰之力。可是，這是被毛澤東嚴格禁止的。
　　機會來了！吳連登將要跟隨毛澤東去外地巡視。他心想：主席禁止吃喝早有所聞，用點肥皂牙膏總可以吧。但毛澤東早有指示：「我們每到一地，要尊重地方的領導和同志，不要搞特殊，不要給地方同志找麻煩。」他首先從自己做起，蓋的鋪的穿的包括牙膏牙刷肥皂，吃的喝的包括油鹽醬醋茶，統統帶上。吳連登凝視著一隻只收拾停當的帆布包，心想：主席都這樣，我們還有什麼說的？於是徹底打消了念頭。
　　他很快清楚這鐵的紀律源於６０年代初的一次「毛家整風」。而這刻骨銘心的第一課，給他打下了至今都難以磨滅的烙印。
　　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耳聞：他身邊工作人員收了地方一些諸如水果、茶葉、絲綢等土特產。這天，他將跟隨他長征、時任江西省副省長的汪東興召上廬山，指示道：你回來吧，主管第一辦公室。你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風！
　　汪東興回到中南海後，對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認真進行整風。通過調查研究、批評和自我批評，摸清收受土特產問題，形成一份材料呈報毛澤東處置。
　　「我的話你們就是不聽，遇到暫時困難都過不去，脫離了群眾。你們統統給我滾蛋！」毛澤東大發雷霆，說到做到。不久在汪東興的主持下，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人員調整。
　　事情到此並沒有打住。毛澤東根據那份材料統計的情況作出決定，凡是他身邊工作人員收受的土特產一律作價，從他的稿費中向有關省市退賠，共計３萬多元。工作人員們雖然沒掏腰包，但毛澤東這一有理有節有情有義的舉措，對他們乃至吳連登這些後來者的教育卻是延綿不斷、終身難忘的！
　　說起毛澤東的大發雷霆，還有一次也讓吳連登記憶深刻。那是在蘇聯同我國關係緊張的歲月裡，蘇聯大兵壓向阿爾巴尼亞邊境，隨時都有出兵的危險。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後，在臥室裡好長時間一言不發。忽然，他一臉嚴肅地叫來秘書，提出：我要馬上見蘇聯大使。工作人員勸主席刷刷牙、洗洗臉，換身衣服，然後到會客廳。毛澤東依然一臉嚴肅，說：就在這兒見。既沒刷牙也沒洗臉，更沒換衣。 後來秘書偷偷告訴大家：主席這次火可發大了！指著蘇聯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氣地說： 「你們不是要出兵阿爾巴尼亞嗎？歐洲離我們這裡很遠，我們不會去。但是，我們跟你們有那麼多的邊界線，去哪裡都可以，戰爭真正打起來是沒有邊界的！」結果，蘇聯沒敢打一槍，很快撤了兵。
　　毛澤東在臥室裡接見外國人，這是唯一的一次。開始，吳連登好生不解，事後一想，這是主席他老人家對霸權主義的一種藐視！他「窮」得硬氣，誰都不怕！　　 毛家入不敷出，難煞了管家
　　吳連登介紹道：主席自６０年代初將工資降為３級、每月４０４．８元，一直到１９７６年他老人家去世，一直沒有調過。主席每月工資常常入不敷出。　　 平心而論，毛澤東的工資是挺可觀的，可幾下裡一分就不見了。黨費１０元、房租水電、地毯傢俱８０多元，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百元左右；還要負責李敏、李訥、毛遠新及江青的姐姐李雲露的生活費，開始每人１５元，慢慢加到２５元，最後是３０元。孩子們因事派公車，他要付車費；再加上有時招待民主人士、故舊老友及家鄉親戚的飯費、車費、住宿費、醫藥費等，就已經超過了３００元。
　　毛澤東還有兩項花費：吸菸和喝茶。
　　他吸菸比較厲害。有時一天要吸兩叁包熊貓牌香菸，每月煙錢至少得幾十元。這在當時是一項不小的開支。７０年代初，毛澤東改抽雪茄。生產雪茄的菸葉由北京捲煙廠選配料，用白紙和漿糊糊成一盒盒，毛澤東抽得津津有味，有時候一邊看書一邊就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天下來要兩叁包。過量地吸菸，使得晚年的毛澤東咳嗽、氣管發炎。醫生建議少抽或不抽，談何容易！這位老人畢竟抽了好幾十年呵，開始身體很不適應，就時不時地從茶几上拿起雪茄，聞一聞，放下；又聞一聞，又放下，終於狠了狠心，將煙灰缸、火柴盒統統收起來，以驚人的毅力於１９７５年戒了煙。
　　毛澤東喝茶同樣嚇人。每個月他要喝一斤多甚至兩斤多茶葉，又得從他的工資中支出３０多元。
　　毛澤東每年還有一筆不菲的支出。早在共產黨創建初期，時任國民政府教育總長的章士釗借給他幾百塊銀元，資助革命事業。毛澤東謹記心間，耿耿於懷。進城後的每年春節的前兩叁天，他都要親派秘書前往章府送上從個人稿費中取出的２０００元，年年如此，一直堅持到章老在香港逝世。
　　在吳連登的記憶中，毛澤東很少請客，偶爾為之時，幾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人士及同窗好友，沒有請過共產黨的各級幹部。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在豐澤園開會到深夜，他會說：「 今天會開晚了，我請大家吃飯──麵條一碗。」只要聽到他發話，吳連登等頓時忙裡忙外，將一碗碗炸醬麵或打滷麵端了上來。「你們吃你們的，不影響開會。」毛澤東望著眾位戰友吃著麵條，接著說話。不用說，這頓麵條，毛澤東會堅持在他的伙食費裡支出。
　　１９７２年，李訥生下了兒子效芝。她的工資僅有幾十元，要買柴米油鹽、要請保姆、要買奶粉，再怎麼省都不夠。其父早有規矩，孩子們參加工作，拿到工資，他就不再補貼。他的理由是：「人民給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從來沒向父親伸過手要錢的她束手無策了，只好找張耀祠求助。張耀祠覺得，李訥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寫了張條子請主席批准。毛澤東閱後，不覺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哪好說個准數，就說：這回李訥開銷小不了，給個幾千塊吧。毛澤東同意從稿費中給８０００。
　　吳連登沒有將這８０００元全部給李訥，擔心她萬一用過頭，再開口要就難了。他以李訥名義存進銀行５０００，交給她３０００。李訥感激得連聲謝謝叔叔的安排。
　　很明顯，毛澤東幾乎每個月都要拉飢荒。吳連登不得不過一段時間就給他寫個報告，並當面匯報收支情況。毛澤東總是揮揮手，意思是不用說了，然後劃圈批准從其稿費裡提出１萬元來補貼家用。
　　江青的工資和賬目也歸吳連登管。據他介紹，江青的工資先是１００多元，後來漲到２４２元。她單獨有一個伙房，做的菜一無山珍海味，二沒生猛海鮮，也就是一些家常菜，但做得很精很細，她講究飲食。　　 １９７４年的一天，在釣魚臺國賓館。江青要做件小翻領西服，吳連登就從紅都服裝店請來師傅量體裁衣。做好後，江青試了試，很滿意：「蠻合身。多少錢？」「１２０元。」 「這麼貴？他們坑我！敲竹槓！」「人家哪會坑你？不會的。」他笑笑。「這衣服──我不要了！」「這是量你的身材做的，不要怎麼辦？」吳連登犯了難。「我不管，反正這麼貴我不要。你要──你拿走。」吳連登哭笑不得：「我一月工資才３０多元，要得起嗎？」「反正我不要。」江青把西服一甩。「你不要，我只好去找東興同志了。」「你找去吧！」江青一臉的不在乎。「該從哪裡開支呢？」汪東興也犯了難。吳連登說：「『紅都』還等著我結賬呢！」汪東興想了想說：「這樣，我批一下，就從稿費中報銷吧。」待到１９７６年江青去了秦城監獄，這件西服仍靜靜地躺在中央辦公廳的辦公室裡。
　　 管家見過那麼多的禮品，卻沒見過毛家人動一指頭 　　「主席，這些禮品都是送給您的，吃了用了都是應該的。」吳連登勸道。
　　毛澤東耐心解釋：「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黨有紀律。這些禮物不是送給我個人的，是送給中國人民的。如果說，你在我這個位置上，人家也會送給你的。」「中國不缺我毛澤東一個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檢點，隨隨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長們、省長們、市長們、縣長們都可以了。那這個國家還怎麼治理呢？」
　　說起世界上一些國家元首送給他的貴重禮品，那真是五花八門，琳琅滿目。金銀器皿、象牙製品、民族工藝品、土特產品……應有盡有。不僅有地球上的珍寶，連月球上的石頭都有。
　　毛澤東處置這些禮品既有原則又有分寸。凡屬貴重禮品一律歸公，專門陳列起來。對於沒法保存的土特產，是水果──送幼兒園；是幾包茶葉──送身邊工作人員。吳連登從來沒聽毛澤東說過將水果、茶葉送給江青，送給自己的孩子們；逢到土特產品量大時，他就讓工作人員拿到中南海食堂去賣掉，然後附上一封講明黨關於不准送禮的規定和紀律的信，將錢寄給送禮的單位和個人。
　　金日成對毛澤東懷有特殊的感情，幾乎每年都給他送醇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