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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谎言录(一)---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2003-04-19 05:54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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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岈山区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传说:明朝末年,李自成率大军进了查岈山,在母猪峡被官军打了个埋伏,义军受到挫折。李自成率军退到查岈山西的平头垛山下,见此山高耸入云,层峦叠嶂,易守难攻,就率众登上山顶安营扎寨。后来官军赶到,将平头垛团团围住,强攻义军营寨,兵将损失惨重。有人献计:断绝山上粮草,可以令李自成不战自降。李自成见官军将山困住,毫无退意,想到将来山上粮草用尽,不禁心事重重,夜不能寐。

一天夜里,李自成昏昏入睡,忽然一白胡子老头来到,告诉他山上有三分金地,种上庄稼不到8天就可以收获。言毕,老头化作一道金光去了。李自成醒来,惊骇不已,忙命人播种小麦。果然,小麦第二天出土,第三天拔节,第四天孕穗,第五天扬花,第六天黄熟,第七天收割。将士们打场扬麦,麦糠像雪花一样飘下山去。官军大惊,知道李自成暗中有神相助,只好起营拔寨,灰溜溜地逃了。

三分金地毕竟只是一个古老的传说,而查岈山人民公社的人们却使传说变为现实。

1958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风调雨顺,人勤春早,金簸箕里仿佛就是金色的海洋,微风吹拂,百里平原涌起金色的麦浪。麦子没割,早秋的庄稼也长势喜人,翻身的山民们都高兴地说:“共产党的江山有老天爷帮着哩,共产主义快到了。”

麦子刚开镰收割没几天,从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爆出一则头号新闻:2亩9分地的小麦亩产3821.9斤!

就在卫星社坐上“卫星”之后,全国上下一片喧哗,“卫星”竞相飞上天空。第二天,湖北省谷城县乐民社宣布,亩产4353斤,使卫星社的“卫星”黯然失色。20多天后,与遂平县毗邻的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宣称小麦亩产7320斤。7320斤小麦就是铺在1亩地里,也足有半寸多厚,不知麦棵是怎样承受得了的。这天文数字让全中国目瞪口呆。

吹牛皮确实不交税

30多年后的今天,我来到这块神奇的宝地,刚刚麦收罢,秋玉米尺把深,责任田的主人告诉我说:“这块地最高产量也就是600多斤。”说起30年前的高产“卫星”,人们都哈哈地笑起来,异口同声地说:“吹牛皮不交税呗。”“咋说哩?”陈丙寅点了根烟,神情严肃地说:“放了小麦高产卫星,全国都知道,危害不浅哪!”他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中。

他说:“其实,在放卫星之前,全国已经很热了,记得先是《中国青年报》上登载,贵州省金沙县禹漠区打坝乡民丰社,创造了单季稻亩产3025斤的纪录,就把我们吓了一跳,日他娘,咱这儿水稻再高产也不过七八百斤。不几天《人民日报》又登了甘肃省文县景象坝农业社的一个青年突击队,在2亩5分山地里,创造了亩产马铃薯17410斤的全国高产纪录。这又叫我们吃惊不小,不信吧,《人民日报》登的,信吧,这1万多斤马铃薯就是在1亩地里堆起来,也得堆一尺多厚,咋种的呢?这时,查岈山区开始割麦子了,说句良心话,当时最高每亩地也就200多斤产量,最好的地也顶多打300来斤,我在下乡检查工作时,发现了两块地的麦子长得特别好,穗头大,籽粒饱满。一块是韩楼大队钟庄的地,一块是魏楼大队水库里的一块地,就有人开玩笑说:‘今年咱也放它个卫星。’我说咱放卫星算啥,不顶人家的零头。这时,新华社女记者方璜来了,前后来的还有省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人。”

吃饭的时候,方璜说:“这回下来采访,就是要找高产‘卫星’呢。”我问:“这高产‘卫星’多高算高呢?”方璜说:“一两千斤不算高吧?”我笑着说:“那得几亩地合到一块儿差不多。”钟清德在一旁说:“陈书记,你不是说有两块儿地的麦长得好吗?打打试试,说不准能放‘卫星’呢。”

于是,公社分派让钟清德去收割监打韩楼大队钟庄的那块地,让团委书记曹志新去打魏楼水库里的那块麦地,方璜说:“我也下去转转。”第二天,他们就都下去了。

记得是第三天的下午,我在公社接到方璜的电话,她很激动地告诉我:“韩楼放了高产‘卫星’。”我一听,忙问:“亩产多少斤?”方璜说:“亩产3000多斤。”我不大相信,说:“别打岔子了,会有恁多?”方璜说:“真的,一点错不了,陈世俊队长正领人打二遍,说不定还会更高。”公社出了这么大一颗“卫星”,我是公社党委书记不能无动于衷,放下电话就赶到韩楼去了。一到钟庄,老远就看见麦场里很多人,走过去一看,见方璜也在,公社副社长银宗吾也在,还有钟清德、陈世俊、曹玉娥一干人。麦垛不小,是个大马头垛,小山一样,确实不小,但要说是一亩地打的,我从心里不相信。可是那种形势,谁敢说不相信呢?谁说不相信就打谁的右倾,说你是“小脚女人”。我就问陈世俊:“啥时候割的麦子?啥时候打的?”陈世俊说:“昨晚上连夜割的麦子,今上午打的,一点不错,亩产3000多斤。”妇女队长曹玉娥也说:“是2亩9分地的麦子,每亩打了3859斤3两9钱。”我也不敢说有假,只好说:"来,再称称,把数字弄落实了。”于是,大伙又装的装抬的抬,一家伙称到天黑透,才算称完,总共11178斤6两,平均亩产3853斤。后来我说:得刨去点麦余籽。钟清德问:“刨多少?”我说:“刨个七八百斤吧。”最后,定为亩产3583斤3两9钱。我嘟哝了一声:“就这也有点玄,会打这么多?”方璜听见了说:“陈书记,这是人民
群众的创造,不相信群众可不行。”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亩产3583斤的报道。我心里老不是滋味。我是农民出身,咋会不知道一亩小麦打多少斤呢?后来,不断有人问我放“卫星”真的假的,我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硬说是真的,亲眼所见的。那时候,你不说真的不中,谁唱反调打谁的右倾。

为人民公社争光吹点有啥

坐在我面前的曹玉娥,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飒爽英姿,做了奶奶的她早已白发苍苍,和每一个山村的老妪一样度着晚年,从她身上你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妇女队长的影子。她除了做饭,就是哄小孩,喂猪。提起放高产“卫星”的事,她摇摇头不乐意说,她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经过我再三解释,她才缓缓地讲起那30年前的往事。

那年俺才25岁,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在队里担任妇女队长。俺年轻时候,上进心可强啦,特别是看了电影《李双双》,俺就光想学着李双双的样子做。在队里干活,都是俺带着姐妹们干的。就说那块2亩9分地的试验田吧,是俺和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技术员陈根几个人培育的,开始定亩产2000斤。种的时候,我们就想,如果不生着新法子打2000斤不容易,过去我们都是五寸腿的耧种麦,两耧一垄,中间隔一条背垄。有人就提议,中间不留背垄,横着播一次种,竖着再播一次,麦子生长起来后都成了小方方格,不能下锄锄草,只能用手拔草。再一个就是多上粪,一车一车地拉肥,确实弄了不少,但也不像报上说的那样,弄了十多万斤肥料。

后来,麦子确实长得不错,大伙都说这块地非亩产千斤不可。正准备割麦的时候,社长钟清德回来了,把我和陈世俊、梁友仁、陈根几个人叫到大队,说是开个紧急会议,钟清德对我们说:“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都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停了停,钟清德又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去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哩,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没有说服力,只有放了高产‘卫星’,
为人民公社争了光,为党争了光,也为咱中国争了光。”

陈世俊问:“高产‘卫星’亩产多少算高呢?”

钟清德说:“至少3000斤的亩产。”

大伙都觉得这数目太大,过去一亩地才打100多斤麦子,一下子打这么多,大伙连想都没有想过。沉默了一会儿,钟清德说:“我看村头那块试验田的麦子长得不错,打打试试吧。”

我说:“再打也不过七八百斤。”

钟清德说:“大伙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

大伙苦苦地思索了半天,就是想不出来高产“卫星”的放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想放恁大个‘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弄到一齐打。”

钟清德一拍掌,说:“对呀,弄到一齐打不就中了吗?”

我说:“那不是哄人吗?”

钟清德看了我一眼,说:“玉娥,你这思想跟不上趟呀,没看如今啥形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哩,你还慢慢腾腾地走路。再说,这是为党争光,为人民公社争光的事,吹点有啥?要考虑政治影响。”

他这一说,大伙没人说话了。那年头,一提政治影响就吓人。最后,梁友仁说:“要是传出去咋弄哩?”

钟清德严肃地说:“你们分头开个会,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在三天之内不得走亲戚串朋友。谁传出去这是假的,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就是败坏咱们人民公社的名声,就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那天夜里,等村里群众睡了,我们就组织十多个人连夜收打小麦,把附近几块地的麦子也割下来运到场里,等天明群众起来下地割麦,试验田的麦子正套牛打场哩。我们几个积极分子在群众中造舆论,这回非打二三千斤不中。群众心里有数,知道是假的,可谁也不敢吭气。这一打,小麦高产“卫星”就放了出来。

大科学家的惊世论证

“卫星”上天以后,全国各地组织参观团到查岈山人民公社参观,纷纷打电报或写信表示祝贺。参观的人看罢麦堆、麦地,都从麦地里挖一把土,包一包,说是带回去研究研究。甚至不少农业科学家也前来参观,对放高产“卫星”大唱赞歌。

此时,全国各大报纸也大量地吹起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陈毅撰文宣传自己亲眼看到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论证,如果植物能利用辐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4万斤。《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宣称: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
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安徽、河南等省的报纸争相宣布自己已是人均粮食上千斤的省了。据《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发射的早稻高产“卫星”,亩产36900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花生亩产1万多斤。

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发射”的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量高达13万多斤。

全国处在一片疯狂的吹嘘海洋之中。岈山人民公社的3853斤“卫星”只好望洋兴叹了。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1958年的秋天似乎耐不住性子早早地就到来了,不几天,高粱滚出红米,玉米甩出红缨,大豆不甘寂寞地摇响了金铃,红薯迫不及待地拱出胖胖的身躯。山民们早早地牵牛造场,磨好了镰刀,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岈山里早已是一派嗷嗷叫的跃进浪潮,似乎有了3853斤“卫星”壮胆,人们对于秋庄稼放“卫星”仿佛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事。老天爷算个鸟!我们想让庄稼打多少就打多少,正如民歌里唱的那样:“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们就是玉皇,我们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遂平县委一班人也为这壮丽的前景所陶醉,在秋田管理时,就早早地预言:秋季丰收已成定局,大部分作物均有“元帅升帐”,“卫星”亩已普遍出现。于是就盲目估计产量,说,水稻预计亩产3万斤以上的12416亩。一向易涝怕旱的芝麻,预计亩产2000斤到3000斤的26937亩。平常年景亩产仅几十斤的棉花,被预计亩产皮棉千斤以上的也有1816.7亩。

悠悠40年过去,如今我们用了不少先进科学措施,也没能使庄稼赶上1958年亩产的十分之一。难道当时人们都发疯了不成?

人们是发疯了。遂平县委在盲目估产以后,便以为真的高产“卫星”普遍出现了,秋庄稼将成群地放出“卫星”,就以此大谈起丰产经验来,说遂平县秋粮之所以获得高产,其经验主要是:遂平县委在夏种基本结束后,立即号召全县开展了秋田管理一百天的运动。

县委盲目乐观的姿态也影响了乡、社的干部,人们都跃跃欲试起来。文城乡五星公社红旗大队有21.1亩芝麻,人们根据芝麻生长情况推算,每亩种4000株,每株若有7个杈,每株可收14两芝麻,每亩就可打芝麻3700斤。这是平常年景芝麻产量的30多倍呀!

和兴乡钢铁第一大队培育的42亩棉花长势良好,地头上有一位群众在估产,每亩平均4000棵,每株100个棉花桃,按100个桃拆1斤棉算,每亩可收皮棉533斤。

就在此起彼伏的高估产声浪里,成熟的秋天来到了,伴随着开镰收割的欢笑声,高产“卫星”乒乒乓乓地放开了,县委及时发出号召:“比比谁的‘卫星’大,看看谁的产量高。”这无疑给人们狂热的头脑中注入了兴奋剂,于是高产“卫星”成群飞上天空。

不少老同志回忆1958年放“卫星”的经过,都深有感触地说:“那时候,人们都怕产量报低了,谁报低了,就打谁的右倾。要说,谁心里都明镜一般,知道是假的。可是大家都想,反正都是假的,吹牛皮,人家都能吹,咱们也会吹,就是将来吹出事来,法不责众,能把人咋着?”

1958年曾任公社书记的离休干部李丙炎说:“那时吹牛皮,我觉得是政治需要,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看不起我们,我们就得自己给自己壮胆,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于是就放心地放起高产‘卫星’来。”

1958年曾任遂平县副县长的周玉莲回忆说:“那时的行动口号就叫人热血沸腾,如乘风坐电,超火箭,越卫星,气吞宇宙,排山倒海,保证亩产千斤县,跃进声势冲破天。”

牛皮太大太大了

“卫星”上天了!其辉煌壮丽的景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今天的科学家在按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点火装置时,也禁不住自叹不如了。

深夜,第六基层社二大队党支部书记马清家里,灯光闪烁,灯光下,马清和生产队大队长徐铜锤、农技站技术员董长运在秘密交谈。马清发愁地说:“看来今秋这形势逼人哪!咱要不放颗高产‘卫星’,怕上级不愿意哩。”

徐铜锤说:“那咱就放他一颗,奶奶的,牛皮也不是光兴人家吹,咱也兴吹吹。”

马清问:“董技术员,你觉得这水稻亩产能打多少斤?”

董长运沉吟片刻,说:“最多打个600多斤,虚报一点也只能打800多斤。”

徐铜锤说:“800多斤不中,人家小麦还亩产3853斤哩,我看要放就放大点,在800斤前面再加个8就行了。”

董长运吓得一激灵,说:“乖,8800斤的亩产呀,别打渣子了,牛皮太大了,太大了。”

马清吸着烟,思虑了一会儿说:“我看就这样定了,就说水稻亩产8800斤,放出去再说。”

于是,秋季水稻第一颗高产“卫星”上天了,亩产8800斤,在此监视收打的有团委书记冯道中、农业站技术员王新斋,证据确凿。好个“证据确凿”!

第十一生产队的水稻高产“卫星”一放,把邻近的第十生产队的干部群众吓了一跳:奶奶的,亩产8800斤这么大的“卫星”就在枕边硬是没发现,真是瞎眼了!想想,第十生产队的干部群众还挺生气:你他娘的第十一生产队真不够意思,放这么大个“卫星”也不透个口风,这不是明摆着让我们难看吗?你能放,哪个龟孙子不敢放!

放!放个大“卫星”让十一生产队看看!十生产队的干部群众群情激奋,摩拳擦掌,生产队队长李西庚自告奋勇,说:“就放我种的那块试验田。”那是一块玉米地,仅有1.2亩,玉米也确实长得不错。可“卫星”放得更不错,亩产5400斤,而且又是经团委书记冯道中监视收打的,准确无误。

十队的人们心里平衡了,出气了。

谎言的野火很快把人们的心烧野了,处在一个可以任意胡说八道的环境里,人们很快就忘乎所以,肆无忌惮了,谎言说过100遍就会变成真理。

为了表彰人们移山填海放“卫星”的冲天干劲,遂平县委及时编发出套红的号外,专门登载“卫星”奇迹。

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第二基层社第二生产大队实现水稻亩产万斤,是该生产大队支书梁玉坤、大队长徐启山、技术员王臣创造的,在收打过程中,该社社长郑广毛亲自监收过秤,1.2亩的水稻试验田,竟打了16500斤,折合亩产13750斤。

这一下子把8800斤的“卫星”甩得太远啦。

群众放“卫星”,干部怎能无动于衷呢?于是第六基层社的党委书记徐本元终于按捺不住了,他也要放“卫星”,让人们知道,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群众。他和团委书记冯道中一商量,就在自己种的1.1亩水稻地里放出亩产万斤的水稻“卫星”。

干部带了头,群众争上游,该社第一大队第二青年队队长吴新亭、左德富一咬牙,放了颗谷子高产“卫星”,亩产1864.9斤。

刚开始,人们在放高产“卫星”时,还有点顾虑。左顾右盼,想等别人放了自己再放。再说,谁也拿不准这高产“卫星”到底放多少算高产,看看人家,一比就心中有数了。可是谁知这放“卫星”也得抓紧时间,等人家乒乒乓乓放得满天都是“卫星”时,那些等待观望的人们才恍然大悟,放得越晚越被动。为了表示立功赎罪,“卫星”就往大处放,越放越大,越放越高,人们仿佛吃错了药,得了“说谎症”,一个比一个地撒起了弥天大谎,而且一个比一个说得理直气壮,一个比一个说得堂而皇之,说得脸不红心不跳,说得毫不羞耻,说得气冲霄汉,说得天翻地覆慨而慷。人人都知道是在说谎,人人都拼命地说谎,人人都装出十分相信说谎,不是逻辑发生了错乱,而是说谎为美、说谎为荣的环境改变了人。

遂平县委为了大张旗鼓地宣传“卫星”上天,专门在县委的红头文件上开辟了“卫星榜”以助声威。于是,更大的高产“卫星”直冲云霄,使银河系更加灿烂,让人瞠目结舌。

高产不在地好坏,谁说劣地不打粮。岈山人民公社又放出一颗亩产31403.33斤的水稻大“卫星”。一亩水稻3万多斤,这在遂平县高产“卫星”史上是第一次。

深秋的一天下午,岈山管理区第六大队水稻营营长赵书祥发愁得没吃中午饭,一个下午总是在稻田里转来转去,害牙疼似地哼呀嘿的。驻队干部王富合也蹲在地头,不住地唉声叹气。他们怎么能不发愁呢?上午公社来电话,催问有没有高产“卫星”,听口气十分不满意,说人家生产队大大小小的都放了“卫星”,就你们第六大队,连个“卫星”毛也没有,真的想当小脚女人啦!

赵书祥心里着急:哪个龟孙不想放“卫星”?看着前前后后的生产队都争着放“卫星”,他心里实在是担心。有心放一个“卫星”吧,老少爷们儿谁不知道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他们会指着自己的脊梁骨骂得狗血喷头,可是不放“卫星”吧,上级饶不了自己,弄顶右倾的帽子戴戴就坏事了。正当赵书祥剪不断理还乱的当儿,公社催着放高产“卫星”的电话又来了,这如同火上浇油,搞得赵书祥六神无主。

驻队干部王富合心里也不好受。他是上级派来到史庄蹲点的,一个秋天风里雨里也没少干活,累得黑瘦。可是庄稼怎么打也放不出高产“卫星”来。这让一贯老实本分的他心里直发毛。他心里很明白,高产“卫星”放不出来,他是甭想给上级交差了。轻则弄个右倾,重则丢了饭碗。可是,王富合打心眼里不乐意说这个谎话。事到如今,这个谎话不说又不中。

两个老实人被逼急了,一咬牙,叫来了副大队长秦满盈、团支书秦守建。赵书祥黑着脸把上级要放高产“卫星”的指示向大伙讲了一遍,说:“大伙看看咋办?”大伙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说话。王富合看看大伙说:“唉,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俺也知道说瞎话亏心,这个心咱就亏一回,放个高产‘卫星’。”

赵书祥咬牙切齿地说:“奶奶的,这回咱不放则已,一放就放个最大的。让他们都知道咱史庄的人不是熊包。”

人们忙问:“营长放多大的?”

赵书祥一拍大腿说:“放他个水稻亩产3万斤,大就大狠点。”

人们都吓得浑身一哆嗦,说:“咦,放恁大?”

王富合也恼了说:“再加1000多斤的零头,才像哩。”

1958年9月25日,公社农技站站长董贯林、县报记者郑道群,亲自过秤监打,完全属实,水稻亩产31403.3斤。
...... ......

四海来宾出尽风头

伴随着深秋的金风,岈山人民公社的名声越传越远,终于名扬天下,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全国第一个高产“卫星”把岈山人民公社推向了辉煌的峰巅。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参观团,前往岈山参观学习,仅一个月时间,参观团就达29个,参观人数达常保福埃叭恕1本┑拇笥遗烧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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