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月刊三月号内司马璐先生的《张国焘武汉出逃经过》十分精彩，惟文中“中央红军依计划到达陕北”一句，恐与史实有出入。请容笔者借《开放》一角，略叙一二。
中共的红军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不错，但那不是依照计划去的。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因而目的地多次更改。最后一次改到了陕北。而无一次更改与“北上抗日”有关。
从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红军屡次受挫。一九三四年四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六月十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１〕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秦邦宪【原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党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党内多称秦邦宪为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特、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时任红军总部代参谋长，因不满于红军绑票勒索残害百姓，尤其是长征前夕大规模杀戮同志，于一九三五年一月脱离中共】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秦邦宪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２〕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秦邦宪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３〕
不过，若无秦邦宪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秦邦宪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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