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海是一名精神病科医生，在北京为迎接奥运会而大兴土木的过程中，他与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一样，面临政府公权利对个人私权利的无情压迫，他现有三间住房在强制拆迁之列，当局的补偿是26万人民币，这笔钱在城买一间房都不够，他们只能被迫迁到远离北京的郊区，这对徐永海一家的生活造成的冲击是可以想像的。他循“正常”管道抗争过，他甚至与一些有同样经历的市民找到中南海，企图“告御状”；他也曾四处投诉，希望维护自己及一家人的基本权益。但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正面的回应，他等到的只是一张强制拆迁通知单，冷冰冰地宣布：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徐永海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平时连讲话都轻言细语，但这一次他走投无路了，他已经在家准备好了汽油和石油液化气体，准备一旦强制拆迁，就与自己的家一起消失在烈火中。他的妻子也决心与丈夫一起付出生命。
类似徐永海这样的在拆迁过程中产生的官民冲突，在北京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老百姓的权益视之若草芥，很多人只能选择以死抗争。以我在北京的居所一地为例，近年就已有两起为拆迁而自杀事件发生。相信在全北京为此而自杀的人数，不会少于因SARS而病死的人数──真正的“苛政猛于病毒”。当局为了市政业绩，个人生命早已不屑一顾，这就是所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识形态的自然结果。
自焚当然打不动中共的心，他们从来不在乎生命。要阻止徐永海一类自焚悲剧的发生，只有从体制上对中国的现行制度进行根本改组，建立起一个尊重人权与生命为基本理念的宪政民主制度。
(苹果日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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