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作者：《中国民主论》(6)

世界的格局在变，中国的结构在变。在这种多变的政治形势下，中国是否能在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已经成了人们共同关心的一个大问题。通过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观察，我们看到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在中共的高度集中的政策领导下，在一切都必须时刻听从党召唤的思想原则下，她的国民已经面临着官员严重腐败、工人大批失业、子女大量失学、贫富极端分化、疾病无钱医治、社会道德沦丧、百姓无处伸冤、黑霸有恃无恐等苦难环境，她的政府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宗教等方面潜藏着诸多解不开又无法回避的内部矛盾，她的国家存在着人权、台海、港澳、法轮功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直接困扰着中国的国际关系，影响着中国的国际形象，制约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正在渐渐地步入社会动荡、经济崩溃、人心涣散、信仰与信任危机的混乱局面，在国际舞台上正在一步步地陷入外交困境。如此下去，整个中国将时刻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国家分裂、瓦解与人祸的灾难极有可能降临在中华大地上。然而，中国并非是无路可走，解决当今中国这些错综复杂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废除中共的“一党专政”，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制度（即中国民主制度）。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

一、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对全面清除腐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毋庸置疑，中国的腐败，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制度性腐败。对于这种传统式的制度性腐败，靠中共“一党专政”的力量来自行反腐，显然是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的。

事实已反复证明，中共“反腐败”只是拍拍“苍蝇”而已，对一个腐败大案“反”到一定阶层就“反”不下去了。而且，全国这么大，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有这么多数不胜数的各类腐败分子或腐败集团，就那么几个纪检、审计人员，累死也干不过来，如果再受各种因素干扰什么的，就很难说都能够尽职尽责了。就算中共的各级纪检委员会都能尽职尽责地完成上级党委所布置的“反腐败”任务，腐败分子都能得到不同程度行政警告、记大过、降职、撤职等处分，甚至移交司法部门处理，那也仅仅是“治表”而已。

在资产国有党国不分、权欲膨胀、贪欲十足、权法一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旧的腐败分子还没来得及全部“查”出来呢，新的腐败分子则会以新的形式像雨后春笋一样“蹿”出来，让你反不胜反，防不胜防。况且，腐败分子们个个都“狡猾”得很，以中共纪委目前“守株待兔”的反腐办案形式来看，就很难说能揪出几个重量级腐败分子，恐怕连查几次都查不到人家的点子上。因此，中国的腐败分子才越反越多，中国的腐败范围才越反越广，中国的腐败金额才越反越大。

制度性腐败的根基，在于中国的“党领导一切”的集权体制。这种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运行机制。让你有权，你才有施展才干的机会；不让你有权，你就永远没有这个的机会。让你发言，你才有发言的权利；不让你发言，你就不能享有这个发言的权利。让你监督，你才有监督的对象；不让你监督，你就不许寻找被监督的对象。依次类推，让你腐败，你想不腐败也不行；不让你腐败，你说你没有腐败也没人相信。

在这个缺乏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的环境下，各地方、各领域的大小诸侯都能独霸一方，完全可以做到“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些诸侯们，在政界是指挥一切的“巨头”，在商界是控制一切的“老大”，在军界也是少不了的“嘉宾”。这些诸侯（包括其子女）们，在百姓面前总是显示出贵族的荣耀，在下属眼里总是放射出老爷的光芒，在记者笔下总是展现出形象的完美。这种“优越”的社会制度，这样“良好”的土壤环境，不是贪污腐败的乐园又是什么？

由此可见，中国如不废除“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就不能有效地根除全国范围内的腐败基因。只有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才能有效限制中共各级官僚们的无边权力，才能有效监督中共各路诸侯们的一言一行，才能有效保证新闻舆论发挥针砭时弊的作用，才能有效维护平民阶层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这样的一种民主制度，可以对腐败分子造成巨大压势，以达到及时严惩和预防腐败的目的。所以，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将对全面清除腐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将解决中共靠自身力量根本解决不了的腐败问题。

二、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可以排除实现“统一”大业的种种障碍

台湾问题，五十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已成了当今中国的一个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也成了整个国际社会都非常关心的一个棘手问题。这个问题，若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对国内国外都是一件“有益当代，福及子孙”的大事。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够得到和平解决，那么对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将要造成一场重大的历史性灾难！

多年来，海峡两岸一方面在寻求对话，另一方面又在扩军备战。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分别通过“海基会”和“陆委会”这两个窗口，尽管进行了多年的反复接触或磋商，但是每次会谈都没有取得什么大的进展。甭说什么“统一”了，就连对两岸通商都有利的“三通”，实现起来还有许多难题。“统一”的症结究竟卡在何处？现实已经给了我们最准确的答案：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差别太大！目前，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仍是“一党制”社会主义制度，而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建立起了“多党制”的民主制度。

众所周知，“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已经臭名昭著。这一点，就连中共党内也不得不承认，“硬着头皮撑着”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已是“只可会意，不可言传”的内参内情了。所以，在万般无耐的情况下，才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搞“回归”。否则，以中共“宜将乘勇追穷寇”的个性，还能让“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共存？用“一国两制”的方式统一中国，那是中共迫不得已才异想天开发明出来的“拙着”。谁人不晓，中共是一个独断专行的头号政党？对于这方面，台湾朝野和湾区百姓是十分清楚的，现在港澳特区人民已经深有感触了。就整个世界的民主潮流来分析，台湾“多党制”的民主制度不可能在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下共存，因为中共一系列“出尔反尔”的不守信行为，实在令世人望而生畏！

中共在台湾问题上一再放话：“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台湾方面也一再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号是‘中华民国’。”这张皮扯来扯去，其结局不是“分裂”就是“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分裂”与“战争”的两种结局都很悲惨，“分裂”是痛失国土，“战争”是人类灾难。这样的两种结局，除了一些为了“一己之私”的中共独裁者能够一相情愿，相信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民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问题，到了今天，已经别无选择。那就是：以全新的民主制度统一中国。就是说，只有在一个全新的民主制度下，才能是各地区、各党派、各阶层的意见达成共识，才能让“统一中国”这句喊了半个多世纪的口号变成现实。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全新的民主制度，可以排除实现“统一”大业的种种障碍。因为民主制度，能够体现出全体国民的意志，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统一”大业的全力支持。这样，既可以对中国“两岸三地”的制度实现统一，又可以顺利地解决台湾问题及有效地防止民族分裂，还可以遏止两岸无休止地大搞军备竞赛，避免“台海战争”的发生。这种只需政治制度改变一下，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政治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做法，不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是从“亡国论”转向“强国论”的必由之路

当代中国，一个最大的讨论焦点是“亡国”还是“强国”的问题，在政界与学界出现了“亡国论”与“强国论”之说。从表面上看，持“亡国论”观点者，对中国时局的评判似乎有些悲观。但是，对于那些熟悉中国社会内幕的人士，很可能会得出“国之将亡”的结论，进而大声疾呼：“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是的，中华民族也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当今的中国大陆，人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危机感”。我们这里暂不讨论近些年来中共为什么反复号召中国人树立“危机感”，而着重分析一下中国人的“危机感”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通过对大陆近年来的社会现状观察，并综合各个方面的因素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人的“危机感”主要体现在“三信危机”上，即“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和“信心危机”三个方面：

一是“信仰危机”。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一个个消失，共产主义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崩溃，在“无神论”的枷锁束缚下大多数中国人出现了“信仰真空”。一个完全丧失了“信仰”的人，他的精神世界是完全无序的，其结果必定由“心态失衡”演变成“道德沦丧”。这是导致当今中国社会混乱的直接原因，其根源就在于“信仰危机”。

二是“信任危机”。这种危机的起因，与中共的“宣传机器”有直接关系。中共垄断着全国的各类报刊杂志、新闻媒体，在各种形式的宣传中靠“编造事迹”、“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断章取义”等手法，一次次蒙骗中国百姓。老百姓在这种“宣传的欺骗”面前，自然产生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中共的“宣传教育”也就成了“弄虚作假”的代名词了。久而久之，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与企业、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百姓之间、企业与工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等等，都学会了制造骗局的手法，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也就从此开始了。

三是“信心危机”。也不知道何年何月，中共开始一改过去的“吹牛皮”的文风，让中国人树立了一种“自卑感”：什么“中国人素质差”了，什么“发展中国家”了，什么“天然资源匮乏”了，什么“中国贫穷落后”了，什么“落后就要挨打”了，等等。也不知道让中国人树立了这种“自卑感”，中共官僚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反正现在的中国人被误导得对国家、对社会、对自己几乎都没什么“信心”了。就是说，当今的中国人对什么都不会有足够的“信心”了。

上述所称的“三信危机”，是构成中国出现“社会危机”的三大要素。由于中国大陆“三信危机”的存在，使这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社会，今天才出现了惟利是图、善恶不分、道德沦丧、相互欺诈、等炎凉世态，以至于面对官员非法施政和歹徒公开施暴的行为都持以麻木不仁的态度。这种历史罕见的社会状态，出现在当今的中国大陆，确实是一个“亡国”的信号。所以，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以及我们的国民就这样沉沦下去，我们要打破现在的社会制度常规，在中国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民主制度。

在这种全新的民主社会制度里，每个人、每个社团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自由，任何信仰都会受到法律保护，任何权力都不可以任何借口加以限制和迫害；在这种全新的民主社会制度里，任何组织、任何个人的任何谎言与欺骗都会及时地见诸于媒体或报端，任何企图隐瞒事实、诓骗世人的做法都会受到无情地揭露乃至惩罚；在这种全新的民主社会制度里，全体中国人而不仅是一些人，能够尽快地融入国际社会，可以总揽世界形势，把握时代脉搏，让中国百姓毫无障碍地听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声音，同时也让全世界各国人民倾听中国百姓的声音，使中国的老百姓体会到中国人在世界中所占的分量。只有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我们才能改变目前这种无序的社会状态，才能走出“亡国论”的困谷，才能使中国摆脱贫穷的困扰，从“病入膏肓”走向“强国之路”。只有到了那时，在中国的论着中，才有资格理直气壮地写上“强国论”三个大字。

四、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将打破第三大国“四面楚歌”的孤立怪圈

由于中共政府对外对内的政策出了偏差，使当今中国在国际领域里的前景较为暗淡。中共政府的极端政策，不但使本国人民感到厌恶，而且让世界上一切爱好民主、自由、和平的国家也很反感。他们对内大搞高压政策，使老百姓对各种政令、法规、条例、文件等不敢说半个“不”字；对外大搞野蛮政策，与一些臭名昭著的“流氓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北朝鲜、古巴、利比亚、叙利亚等）勾搭在一起，丢尽了这个号称世界第三大国的脸面，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严重受损。

就目前的国际形势看，中共之所以与那些“下三烂”的几个邪恶元首一起鬼混，只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集团的利益，因而才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共独裁政权为了“一党之私”，不顾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竟与世界上的所有的独裁国家滚在一起，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相对抗，一有风吹草动，就跳出来喊打喊杀。正是中共独裁政权一次次的妄为举动，才使中国一步步地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

对于一个把统治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专制集团来说，它们视国家机器为保护伞，视人民大众为奴仆，根本不会把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今中国被这样的一个国家政权所控制，注定要走上“内外交困”的道路，最终必将是“穷途末路”。因此，作为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爱国同胞，都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瞩望中国的未来，必须担负起历史变革的重任，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全新民主制度的开放国家。

中国陷入“四面楚歌”困境的原因，主要是中共与当今世界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如果中国继续掌控在中共的“一党专政”手里，不能建立起一个全新民主制度，那么她的思维方式是难转变的，中国必将堕入越来越孤立的深渊。反过来说，如果中国能够变成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她的决策就会完全遵从民意，执政者就不至于独断得敢与天下人为敌。

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她可以毫无阻碍地同西方民主国家进行各种合作，西方民主国家也会毫无顾忌地与中国交往，甚至可以作为盟友在各个领域进行通力合作。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人才能自豪地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五、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能够踢开政治制度制约经济活动的“绊脚石”

有人说，中国大陆目前出现了“经济危机”，似乎没有多少人相信。但是，如果留意观察一些奇怪的现象，就会发现中国大陆已经发生了“财政危机”。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经过改革开放，在东南沿海、中心城市等地兴建了许多高楼大厦，在一些中心城市之间架起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航空通讯网，表面上看起来很“繁荣”，经济好象即将“腾飞”了。不过，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大陆的财政资金非常紧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统计数据，是经不起核实的“泡沫型经济”。

一个公有制的国家，一旦“经济繁荣”了，国家应该“先富起来”，然后才是“一部分人”，最后才是大部分人。然而，在中国大陆工业生产中，有大批工人“下岗”、大批青年“待业”，有效益的企业大批员工“买断”，大批国企廉价“变卖”，全国实际失业率达15%以上，等等，说明国家已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扶植国有工业的发展了。在中国大陆农业生产中，大批农民的农业投入与收入的比值失衡，纷纷背井离乡外出“打工”；遇上洪涝灾害之年，政府部门纷纷动员或指令各地群众“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号召各地受灾群众“生产自救”；农村搞“包产到户”，农民完全靠自食其力，政府非但不给予资金扶持贫困山区，反而还增收各种苛捐杂税；农村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国家无力投入大量资金解决农业问题，九亿农民的吃饭问题只有靠农民的“笨重工具”来维持。所谓的“经济繁荣”，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了？

另外，从中国大陆靠借贷过日子，也能看出经济已经出了大问题。国家兴办新型企业靠贷款，上大型工程项目靠贷款，购买先进设备靠贷款，就连从国外购进军事武器装备也得靠贷款。在万般无奈的情急之下，大陆政府突然想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受益者－－大陆富豪的纳税问题，靠查富豪们的漏税还能解一解“近渴”嘛。这只不过是短期行为，以后严重的“经济危机”还是要发生的。

追根寻源，中国大陆的“经济危机”问题，与中共所控制的社会制度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起初见到了一些成效，但改革到了经济核心问题时，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阻力，这与前苏联的情形很相似。政治体制不改革，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就会明显滞后，就会严重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中国要想真正地实现经济腾飞，现在已经到了政治变革的最佳时机了。为什么说是政治变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呢？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迈得较快，而政治体制改革欠账太多，中国已经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期。这个结论，从最近党内的权力斗争加剧、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贫富两极日益分化、国民大批失业和全国范围内管理混乱等状况，便可以“窥其全豹”。

在中国大陆这个关键时期，如果不痛下决心进行“民主变革”，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让十三亿中国人的民意作为主流，那么“经济危机”将导致中国大陆的彻底崩溃，中国社会将变成分崩离析、群雄割据、弱肉强食的混乱社会。只有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才能踢开政治制度制约经济活动的这块“绊脚石”，才能理顺官与民之间的经济工作关系，才能突出民众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才能真正把中国经济融入到国际社会，使中国经济发展畅行无阻。

六、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彻底解决政治“颠倒颠”所造成的“冤假错案”

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凭借于权力争斗来决定“雌雄”的政治制度。在一场又一场的权力争斗中，总是以“胜者为王败者贼”的结局而告终。每次结束政治权力斗争之后，“人民内部矛盾”都必然转化成“敌我矛盾”，获胜的一方所采取的一切决策都是“伟大、光荣、正确”，而失败的一方可就悲惨了，不是“坐监牢”就是“丧失人身自由”。这种“颠倒颠”政治制度，任由一个个的独裁者残酷地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冤假错案”，各种“冤假错案”只等到下一个独裁者或“翻案”、或“平反”、或“昭雪”，“平反”后的独裁者再重新制造“冤假错案”。

自中共建国五十多年来，全靠“政治运动”与“政治迫害”的“一党专政”体制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在连续不断的花样翻新的“政治运动”中，许多无辜者都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有的竟含冤惨死在监狱里。中共利用“冤假错案”的制造，平反，再制造，再平反，再重新......，这种“死循环”的政治运动规律，对中国人人身权利与个人信仰进行了反复摧残。中共所搞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与“政治迫害”，给中国大陆人民的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

中共制造“冤假错案”的手段很简单，就是用各种手段实施“政治迫害”。对所谓的“政治犯”采用秘密枪决、终身监禁、有期重刑、驱除出境、终身软禁、劳动教养、停职停薪、降职降薪等迫害形式，让他们付出生命、人身、精神、经济上的代价。中共对异见者的“政治迫害”，是对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最大侮辱，是对当今世界文明的肆意践踏，是人类发展史的一大倒退。然而，对于现在的中国大陆来说，要解决“政治迫害”的问题，就必须结束“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让“颠倒颠”的政治循环不复存在，让一切靠制造“冤假错案”来维持权力的独裁者销声匿迹。

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通过“多党制”、“三权分立”、“两院裁决”等议政方式，以及在自由、开放、庞大的新闻媒体和舆论监督等社会环境下，某个人或组织团体，若出于某种目的想别出心裁地制造一场“冤假错案”是很难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全新的民主制度里，一个人或一个党要获得执政权力，不是凭借把对手置之于死地的“阶级斗争”手段来实现的，而是信靠民心、民意、民权的实力来争取的。以这样的民主制度选出的国家领导人，是决不会搞出什么“政治迫害”之类的事件。否则，不是遭到弹劾甚至罢免，就是遭到人民大众的公开谴责和抗议，这也是在民主国家见不到“政治迫害”事件的根本原因。

所以，在中国建立一个全新的民主制度，可以彻底解决“颠倒颠”的政治上翻“烧饼”、权力上见“生死”，人身上搞“迫害”等问题，防止在中国大陆一次次地出现政治上或刑事上的“冤假错案”。要是有了一个全新的民主制度，中国是不会再轻易发生“冤假错案”了，中国人再也不着一批批地跑外国去寻求政治庇护了。到那时，中共还有胆量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对异己分子搞“政治迫害吗？政府还有必要花巨资阻止“反华势力”（实际是“反共势力”或“反共独势力”）搞“和平演变”吗？大陆还有必要把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流放人家国外去吗？

y七、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让中国人民从野蛮的社会中“解放”出来

中国大陆经过十年“文革洗礼”和二十年“腐败侵蚀”，到如今几乎已由一个近于文明的社会堕落成一个野蛮的社会。

从中共高级官员到普通干部，一脱稿讲话就时不时地冒出几句“脏话”，有时甚至在大会小会上发疯似的高声“叫骂”。中共自“兴邦定国”那天起，各级官员就养成了这种“痞子”习气，“文革”时更是以“大老粗”的美称自居。在大官们的“熏陶”下，小官们也不甘示弱，不管人前人后还是会前会后，他们总是“屁嗑”不断，有些语言下流得简直让人不堪入耳，那句“他妈的”整天长在这帮人的嘴边儿上。在这样一个“领导集体”的带动下，大家试想一下将会营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呢？

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被中共选派的工农兵“大老粗”们管了好长一阵子，全国各个角落完全被折腾个底朝天，整个社会几乎成了一个“野人世界”。到了八、九十年代，尽管一大批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舞台，但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中国大陆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腐败”现象，其严重程度超过中国任何一个朝代。在全国铺天盖地的“腐败”风潮影响下，各行业、各部门都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招术，变着法地把国家或人民的钱财聚之于“私囊”。大小官吏凭借着高于百姓的“聪明智慧”，采取“公事私办”、“私事公办”的非常手段，贪婪地把人民的血汗钱以及纳税钱据为己有，真是“一个人得官道，全家族发大财”。请大家看一看，在这样的一个“弱肉强食”的野蛮社会里，中国的老百姓该如何度日呢？

毛泽东曾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那么，在一个倡导暴力加专政、文盲加流氓的专制国家里，只能建成一个无赖横行的野蛮社会。所以，中国大陆真正要想“经济腾飞”，要想“社会进步”，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进行一场全方位的社会文明变革。这种全方位的社会文明变革，就是要在中国大陆建立起全新的民主制度，只有如此，才能让一个文明的世界真正降临到中华大地。

流氓、无赖、野蛮、暴力，是一种丑恶或犯罪的社会现象。当这种丑恶或犯罪的社会现象被掩盖、庇护、转嫁时，这样的国家就是一个践踏世界文明成果的国家。当这种丑恶或犯罪的社会现象被及时揭发、披露、曝光、纠正或法办时，这样的国家就是一个保护世界文明成果的国家。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在当今世界上，只有民主国家才能保证新闻、舆论、媒体的自由，才能对社会丑恶现象及时曝光并加以纠正，而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却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不但有益于当代中国的文明与发展，而且对世界文明也是个重大贡献。

y八、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还中国百姓以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

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世界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一个国家有没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对这个国家的人权保护、社会文明、道德素养、文化繁荣等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中共掌管大陆政权后，一改中华民国统治时期中国公民享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宽松政策，对不同信仰、不同宗教人士或民族进行了大肆清剿、镇压乃至屠杀。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共政府人染不敢让大陆百姓公开从事各种宗教活动，动不动就用下发各种“内部规定”的形式，限制、干预那些崇尚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的活动人士或团体。同时，中共政府迫于国际人权组织的压力，对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问题大耍“两面派”。在联合国召开的国际人权会上及其他国际场合，中共政府一再表白中国人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可是回到国内就对异议人士和宗教人士“大打出手”，纷纷对那些异己分子进行监视、恫吓、骚扰、遣散，直至逮入大牢。

尽管中共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于一九九七年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公约》，一九九八年又签署了《国际民权和政治权力公约》，中国人大常委会经过长时间的审议后，于二○○一年批准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公约》，只是不允许公民自行结社或成立工会组织，对其他权力条款并未作保留意见，但是中共政府从未向国内公民宣传过任何有关人权公约内容，未能履行《国际人权公约》，并擅自撕毁自己所签署的各项条款。

自中共政府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后，对国内民间活动的限制更加变本加厉，对中国公民的镇压手段变得更加残酷，其波及范围之大，涉及人数之广，已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之最。一九九八年全国各地异议人士被投入监狱，一九九九年对法轮功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打压行动，二○○○年限制公民使用互联网的自由以及拘押家庭教会宗教领袖，二○○一年大规模拘留关押组织下岗工人抗议活动的工运领袖、镇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穆斯林，二○○二年许多异议人士和宗教人士遭秘密绑架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大部分公民被秘密拘押或绑架，几乎总是拖到很长时间才通知家属探视，而且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便把他们送去劳改。

为了保证中国人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中国大陆急需建立一个全新的民主制度，以使具有不同信仰与宗教观的公民能够进行公开活动。全新的民主制度是一个以中国公民权力为权力，以中国公民意志为意志的开放制度，它完全可以解决许多靠集权制度根本解决不了的公民权力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公民权力问题始终得不到妥善、合理地解决，不但会给全体公民带造成信仰上的缺失，也会使这个国家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之中，从而给国民带来永无休止的灾难。因此，中国大陆必须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民主制度，让全体国民自由自在地公开从事各种宗教活动，以填补因“共产主义信念”崩溃而出现的信仰真空。

在中国大陆建立民主制度，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可选择的出路。否则，中国各个方面的严重问题将越来越多，各类错综复杂的矛盾将越来越难以解决，中国社会将长期陷于“动荡”状态，中国政府肯定会被国内国际许多解不开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中国民众的心态会变得更加失落、失衡和失信，中国大陆必然会走向“崩溃”的边缘。所以，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民主制度，不但对中国与世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待续(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