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遭到软禁的五天

2003年3月3日，上午上班后，单位通知开会。会议进行到10：30左右，刚调到单位里不久的头宣布，由她带队，包括我在内，一行四人外出考察学习几天（我记得她没有说出具体出去几天）。她没有讲到哪里去，去向是另外一个同事告诉我的。在走廊里，他神情十分严峻地跟我说，我们将到汉川、仙桃等地考察。我向头提出需要回家拿换洗的衣服，她回答，没有必要最好不要回去，中午一起吃饭，吃过饭就走。感觉告诉我，有点不大对头。以前每回外出，一般都提前半个月预作安排，从没有如此仓促的，还有，这次出去的除了一个司机，只有我们两个成员，为什么另一个早就知道行程而我却不清楚？很自然地，我把这个仓促的差旅与头一天的事联系起来了。就在这天的头一天夜间，几个一起吃饭的朋友告诉过我，国保大队的吴队长曾经找我的单位和我居住的环保局了解过我的情况，时间在春节之前。莫非与我准备前往北京上交《公开信》的声言有关？我满腹狐疑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独自呆了一会，我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个不祥的预感这回真的变成了现实，如果此行的前路是监狱，该怎么面对？我没有感到丝毫的震惊或惊慌，只是感到无奈。为了防止不明不白无声无息地“进去”或“消失”，我决定要设法把此行告知朋友们，起码也要让朋友们知道，在此期间我不可能为声援刘荻担起进一步采取行动的责任了，让大家有个准备。我果断地走进主任办公室，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头说：要回家取换洗的衣服和袜子。她笑着说，等会让车子弯一下顺便去拿就是了。我强调说，离下班时间还早，完全有时间回去。她终于同意了。回到家里，我赶紧上网，把自己面临的实际情况不添油不加醋地向有关的朋友作了说明。我嘱托朋友们关注相关网站：如果在外出的这段时间里见不到我，则说明我的处境不妙。

在去汉川的车上，聊天的间隙，我提出来到达目的地后要上网。头马上接口说，出来后不能单独行动。我说，如果我不上网，会弄出国际笑话的。另一个同事便说，你上网把我带上，让我也学学。

在汉川市的餐桌上，当陪我们吃饭的副市长先挽留未果，后几次询问我们是回去还是到哪去时，头一直支支唔唔，没有从正面回答。下一站去仙桃我是在车上得知的。从汉川到仙桃的两天里，头经常与我们保持很远距离接打电话。她是女性，又当着个官，通话让我们听到，可能也确实有所不便。我尽量把事情往好处想，同时，在与同事们相处时，我始终谈笑自若。我自问未作任何亏心事，光明正大，自然不会心事重重。

告别仙桃市后，下一站到哪？考察什么？我发现头并没有计划。因为我搞医疗保险时间较长，最后还是我提出的意见得到通过。前一天下过雪，宜黄高速公路上的车子都不敢放胆加速，我们的车行驶30多公里后，时间大约是上午11点，同事的电话响了，是我家里打来的。我不喜欢用手机，怕吵怕烦更怕打断思考。电话里老婆的声音十分焦急。她问我是不是安全的？我走之前用电话跟她讲了，要出差一周，并没有说什么其它的，她为何如此慌张？她告诉我，这一天她是下夜班，应该休息----她在医院里上班，经常倒班----但这天的早上突然接到医院里的电话，强行要她上班，到了班上发现，当班的那个同事并没有什么事情，是副院长安排回家休息好让自己来的。班上并没有什么急事，才6个病人。到了快下班的时候，科室主任却不让她回家，说是请她和其他同事一起吃午饭。老婆还说，同事们看她的眼神都是怪怪的，与往日不同。她问原因，大家也不说。电话中，她反复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从11点到12：30，我与老婆总共通了5个电话。第四个电话是我主动打过去的。我要她不顾劝阻，尽快回家看看。最后一个电话我是在餐馆外面打的，她这才相信我确实是自由身。我也知道并没有发现有人到我家里搜查过的证据。但是，我回来后得知，就在3月5日上午我妻子被强行要求上班的同时，在我居住所在的环保局当守门人的岳父也被带出去参加社会治安会议了。这是他自从被我安排到门房里上班7年来第一次参加会议，同一街区的门房这一天也享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在同一时间里，四个人都不在家，其中上学的孩子和外出的我可说是正常的，妻子及她父亲却十分异常，这说明什么？我佩服办事的人把活做得干净利落，没留下任何把柄。但我仍然相信，就在这天的上午，从8点到11：50之间，我没人的家里肯定发生过什么。

在荆州的第一天，3月5日白天，在车上大家已经同意我提议的下一站到襄樊。夜间，我在同事的陪同下上网。此前，在汉川我是趁他们与接待方面正谈着话溜出去上网的，在仙桃，当我一个人溜到网上没5分钟就被同事给找回去了。我在天涯网的关天茶舍上贴了一个“寻找荆州襄樊网友”的帖子，并在有关网站上言明我的下一程，3月7日将在襄樊。在3月6日中午，我却被告知，不去襄樊了。下午我们不工作，就地游历荆州古城。第二天转道到洪湖市。3月6日晚上我们商议此行考察的收获，各地的特长和值得效法的地方，直到深夜11时多才得脱身去上网，地点是荆州宾阳宾馆南50米的白云网吧。到了12点，网络断线。网吧的女老板告诉我，从头一天起，即我到达荆州并上网的3月5日，整个荆州的网吧一律从夜间12点起断线，电信部门的理由是不许深夜上网。主观上我不能把影响面如此广大的行动与自己联系起来，我还没有那么重要，不够秤，但在客观上，却是如此巧合。可惜我没有记住那个网吧业主的电话，否则，我一定要再打个电话去问问，今天夜间的情况如何。

7日晚上我安全地回到了家里，原定的于这个时段前往北京或向北京寄送签名信的行动全部延误。在此，我要向所有信任我和我的朋友们的朋友，向所有签名的朋友，向为签名付出过巨大劳动的高寒茉莉等义工们表示感谢和歉意！向狱中的刘荻表示歉意！我没有能够在确定的时间里按照计划完成递送签名信的工作。

我不怎么仔细地检查过电脑，家里的一些地方和我自己的办公室及办公室里的屉柜，没有其它异象。应该向这些活干得漂亮的专业人员表示敬意，也应该为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工作的专业水准层面替他们请功。然而，来自朋友们和邻居们的信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就在我外出的这几天里，我的住宅，我的办公室都曾有不速之客光顾－－为了保护好心的人们不受牵累，有关的细节我不便在此一一挑明。尽管搜查的人们千叮咛万嘱咐不得对第三者透露风声，但与他们意愿完全相反的是，人们把实情告诉了我，因为他们同样厌恶秘密警察，因为他们知道，我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是在冒着风险为底层说话。

这五天的经历交待完了，下面，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公开声明几点：

第一、我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全部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我没有违法。相反，国保部门的秘密搜查行为是违法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公然践踏！我特别提醒党和党的专政工具注意：不要草木皆兵，不要把守法的公民当作敌人，不要乞灵于恐吓手段维持权威。我们不应该生活在一个秘密警察横行不法的时代里。面向国民的恐怖主义统治是不能长久的，因为它的敌人将是13亿人，而不再是哪一个。我要奉劝当局，既然向国人和国际公开承诺推进政治文明进程，就一定要谨防重蹈斯大林、皮诺切特、朴正熙、米洛舍维奇、萨达姆、藤森等邪恶政权的覆辙。

第二、我迄今为止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也不会参加任何旨在借助暴力革命手段推翻共产党统治的组织。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只是一介平民百姓。有什么事情，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管道沟通和对话，用不着拿纳税人的钱财来兴师动众。

第三、我在国外发表文章并不代表我要以背叛祖国作代价谋取个人名利。我的文字之所以不在国内出现，原因是大陆仍然实行腐朽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这个责任不在我的身上，而实际应该承担责任的方面更不能以反文明的措施来扼杀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

第四、我并不反对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共产党人也是国家公民，他们也有同等的获得政权的权利。我反对的只是不经过人民以公正的程序用选票同意的执政者。我批判某些政策，某些思想，某些法律，某些政治人物，这是在履行一个公民的权利，不是罪恶。主观上我认为自己不是共产党的敌人，我认为自己可以是共产党的朋友，只要当局真心实意把权力交还给人民，只要当局真心实意地推进民主化进程，我愿意合作，做一些帮助性的工作。

2003年3月8日于蒲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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