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大、清华的爆炸事件看人性的距离

中国人有个惯性，对于他人的危难具有行动上的避让和心理上的幸灾乐祸。当然这还不是最糟的。当我们对一人群有先入为主的嫌恶时，在这一人群身上发生的祸事，就成为调节我们枯燥生活的娱乐新闻，恰如“9．11”。只是没有想到，当祸事切近自身时，我们仍然可以如此兴奋。

今天，在中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先后发生了食堂爆炸事件，造成在场的9人受伤，所幸并未有人死亡。据初步调查，爆炸物是自制的黑色炸药。这事件是人为制造的。

身为北大学生，我并未亲历爆炸现场，但却亲历了爆炸带来的轩然大波。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半信半疑，继而爆发一场持久不衰的兴奋感：所有人都在谈论；大多数人在分析整个事件的起因、结果；更多的人不厌其烦地将所有道听途说讲了一遍又一遍。面对一件危及我们自身的恐怖事件，我们中很少有人产生极大的恐惧感：生活在继续，除了因农园食堂关闭而引起的不便之外，似乎没有任何影响。

人们如此平静，甚至把它视为娱乐的一部份。ＢＢＳ上调笑的言论多如牛毛。有人很兴奋地发帖：“炸了，终于炸了！”几乎没有多少人表现出深深的担忧和对受伤者的关心。当然，我们对于有没有死人还是给予了十二分的关注的！这样说并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就是我自己，也兴冲冲地去看现场，参与了可以参与的每一场讨论。然而，当暂时摆脱掉与生俱来的幸灾乐祸心态之后，理性促使我们对于在这场亲历的恐怖之中人性所占的位置进行讨论。

据北京大学公布的消息，伤者有三：两名是工作人员，一名是海淀走读大学的学生。也许就是因为没有北大学生伤亡，北大的学生对此抱着完全旁观的心态。素来，北大被认为具有很强的参与意识，当涉及到学校或同学自身利益时，常会爆发较大的争论。但是同样，我们作为社会的个体，对于人性的缺陷无法回避。不关注人的生命，就等于是纵容了冷漠，就相当于加重了整个民族本就严重的旁观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在这一事件中所产生的影响。作为新闻传播并不发达、自由的地带，媒体的缺位常常会造成更大的恐慌或误解。在9．11”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媒体罕见的中立态度：对于事件不评价、只放录像，看似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准则，从某种程度上，却丧失了其引导人们正确对待问题的职能。要知道，媒体不能操纵社会，但不能不指导社会文明的发展，消极客观早已不再适应历史赋予媒体的任务。于是在“9．11”之后，中国人的言谈中充斥的不是对于恐怖主义的分析和反抗，而是简单的嘲笑和漠视，将之视为百年罕遇的大新闻，而且仅此而已。面对死亡，和我们一样的人的死亡，我们的文明让位于心灵的狭隘。

遗憾的是，媒体并没有对此作出检讨，而是继续扮演自己的末位角色，遗忘了真正的职能。在这次爆炸事件中，媒体对于整个事件的报道始终处于慢半拍的节奏，而其报道内容又十分有限。当然，这不能完全责怪媒体。这与当前的新闻政策和新闻封锁有很大关系。比较夸张的是，对于清华方面的被炸情况，至今都只有一句话的消息，虽然事情已经发生了10个小时。应该说，媒体不但没有带给人们应有的指导枣即更多地关注人的生命，并且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恐慌，而且还在有意无意地渲染恐怖气氛。关于破坏情况的反复渲染，造成学生家长人心惶惶。

如果从新闻理论的角度分析，作为恐怖主义行为，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处于两会前夕，地点是政治敏感度很高的北京，是不设防的最高学府，是中国民主运动传统最悠久的北京大学。这一系列因素应该说都造就了极大的新闻价值。审视境外媒体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差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新闻素养的差异，而是新闻责任感、甚至、是一个社会个体的责任感的差异。对于自身角色的低位化，使中国媒体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不能履行其应有的职能。这对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阻碍。

深处恐怖之中，我却不能体会恐怖。因为在这个环境中，我们与心目中的人性产生了一道鸿沟。这是媒体的缺位，严重一些说，就是道德的缺位。我们虽然没有必要要求人们都怀有佛教徒一般的慈悯，但至少，应该具有对于同类的、起码的怜惜。
　
2003.3.2 日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