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大势已去 --兼谈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

第一个是话语的优势。话语的优势,用平常的话说,就是谁说的更在理。用中共的术语,就是思想路线。要想赢得权争,你必须表明你比对方更正确,更有道理。你需要有响亮的口号,鲜明的旗帜,和能够吸引人的(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有凝聚力的)概念。邓小平击败华国锋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为突破口的。在赢得"核心"地位之后,邓又改革开放的旗帜取得了不容质疑的话语优势。人们可能会就改革开放的具体内容有不同意见,但对于改革开放本身,几乎不会有任何人提出或敢于提出异议。改革开放这个词就和革命这个词在毛泽东时代一样,几乎成了正确和真理的同意词。在这种压倒性的话语优势面前,挑战邓小平的权威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江泽民的情形却不一样。江泽民本身是靠邓小平扶植上台的,在他执政的初期,也多少借助了邓小平的话语优势。然而时过景迁,在不触及中共体制内核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了尽头的今天,改革开放这一本来就不专属江泽民所有的旗帜,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光彩。江泽民自己推出的所谓三个代表,又远远谈不上取得了全党的共识。加上江泽民试图以军统政,违背了中共自己的党指挥枪的传统,使自己在新一轮权争中在话语方面置于非常尴尬的地位。而在另一方面,中共的新总书记胡锦涛通过强调宪法,反腐败,艰苦奋斗等口号正试图夺得话语的优势。需要注意的是,中共建国以来几次对思想理论界控制的松动,都是在有人试图挑战最高权威时出现的。为了打破当权者的话语优势,需要借助一定程度的"百花齐放"。如果在不久的未来胡锦涛容忍甚至鼓励一定程度的"自由化",笔者将不会感到奇怪。

第二个是人事的优势。人事优势指的是任命自己信任的,忠于自己的人到一些重要的岗位。中共的人事变动通常是逐渐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是在上层权争的结果大局已定以后才进行的。所以人事优势本身似乎更多的是权争已分胜负的结果,而不是胜负的原因。从理论上看,通过逐步换上自己的人来取得权争的胜利似乎是可能的,但从中共内斗的历史看,似乎很少有这种情形。人事变动更多地是属于巩固已有的胜利成果而不是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笔者并不是十分清楚。可能是因为中共的集权性质,上层权争通常只涉及到最高层的少数人,所以支持者的多寡对斗争的结局并没有多大的直接影响。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在上层权争摊牌时,所谓某某的人并不一定总是会支持某某,他们会权衡自己的利益得失。在这方面,江泽民虽然在政治局常委中插进了被认为是江派人马的人,但并不能保证他们会总是唯江泽民的马首是瞻。而且,胡锦涛以总书记的职务之便,安插自己人到关键岗位已是名正言顺,在人事安排上取得优势并不是很遥远的事。

第三个是程序上的优势。拥有程序上的优势人可以决定开不开会,什么时候开会,讨论什么议题,哪些人可以参加等。利用程序上的优势在中共历史是很常见的现象。毛泽东曾经把党的9大推迟很多年。华国锋当政的时候可以召开不包括四人帮成员的政治局会议(尽管四人帮当时都是政治局委员)决定逮捕四人帮。邓小平更是充分利用程序优势的高手。如果估计政治局常委会得不到他希望的结果,他就召开常委加退休老人的会议;如果政治局会议可能得不到他希望的结果,他就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如果中央全会可能得不到他希望的结果,他就召集中央工作会议。6.4的时候,赵紫阳的支持者们想要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却不得其门。在中共这种制度化程度低的体制下,程序上的优势在决定权争胜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前面说到一般而言人事安排在上层权争中并不十分重要,但有些与程序相关的职务如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长等却十分关键。从16大以来的情况看,江泽民似乎并不具有明显的程序上的优势。象邓小平时代那样政治局常委到江的住宅去开会在目前似乎是不可想像的。胡锦涛刚上台就决定政治局和常委会议公开报道可能是他争取程序上的主导权的一个步骤。他的下一步应该是逐步把一些关键性的程序性职务换上自己的人。

第四个是心理上的优势。心理上的优势相当于严家其先生所说的谁怕谁的问题。政治学中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一个人为什么要服从另一个人?卢梭曾经指出,强制力并不足以保证人的服从,因为一个人无论多么强壮,他都不可能随时随地强制另一个人,更不用说强制很多人去服从。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化"他的强制力。这种使强制力制度化的机制大概就相当于韦伯所说的权威或合法性的三个来源:传统,法理和个人魅力。按笔者的理解,这三个来源说的是人们心甘情愿地服从的原因。但是现在笔者关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并不愿意服从某个独裁者,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不得不服从的呢?答案是组织以及于组织相联系的心理预期。独裁者通过某种形式的组织(国家,政党,军队,企业,黑帮甚至非正式团体)使他的强制力制度化。而组织之所以能起这种作用是因为人们预期组织中的其他人会服从该独裁者。独裁者自己通常不可能光靠自己实现对一个人的奖赏或惩罚。对一个人的惩罚或奖赏必须通过其他人的服从来实现。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不情愿地服从,是因为他预期其他人会服从。正是这种心理上的预期或惯性,导致一些很不得人心的独裁者仍然能够久据其位,因为人们并不知道其他人也早就对该独裁者心怀不满。而独裁者本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必然不允许公开的反对者,不允许下属的相互串通,以维持自己仍然有很多支持者的假象,因为一旦有人公开挑战他的权威,一旦人们可以自由沟通,很可能就意味着独裁者的末日来临。齐奥塞斯库等似乎不可一世的独裁者们一夜之间众叛亲离,突然垮台就是例子。江泽民能够在中共的最高职位上稳坐13年之久,并不是因为他有特别的才能或个人魅力,而是因为中共内部对最高权威的服从预期。与毛邓等习惯于占山为王的老一辈不同,对江和胡等第三代第四代中共干部来说,官场游戏的最主要的规则(如果不是唯一的规则的话)是赢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他们所习惯的争斗是围绕着讨好上级领导进行的。他们也预期其他人会同样服从党的最高核心。然而,16大以后,中央出现了两个核心,这些只知道讨好上级领导的中共官员们发现他们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这种选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法确定其他人会支持谁,或者说,谁的势力更大。胡锦涛在这种时候采取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行动,这就是召集退休老人和民主党派的人士座谈,让他们提意见,并表明对他们"不设禁区"。中共体制下的一个特点就是退休的老人最敢说,因为他们不再患得患失。而让这些人没有禁区的自由批评,无异于把江老核心放在慢火上烤。前面说过,独裁者一旦面临公开的挑战,往往就意味着其末日来临。这些退休老人和民主人士的批评,尽管没有实际的作用,但对于打破江核心不可挑战,不可批评的神话,打破中共官员的服从预期,造成有利于新核心的心理氛围却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再考虑到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说胡江权争中心理优势在胡锦涛一方应该不会太错。

简言之,在目前中共上层权争中,胡锦涛在各个方面正逐渐取得优势,江泽民大势已去,垂帘听政的日子可怕已屈指可数。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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