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后来,大了些,公私合营了,爸是修理工,不出差了.可搞运动,爸还是很晚回来,因为爸的车作价1380元,是资本家成份,加上爷爷在农村被划地主给斗死了,爸爸自然成了运动对象.偏偏爸又没文化,倔,一挨斗就不说话,所以又是顽固份子.每每看人家吃晚饭了,我就靠着妈,妈隈着弟弟,黑着灯,数着钟点等爸爸.自行车一响,就是爸回来了,我会第一个冲出去接爸.如果爸说话:怎么不开灯? 你妈呢? 那就是没挨斗,于是全家人的心也随灯亮了.如果,爸闷声不响,那就是又受气了,只有妈低声下气地安慰着:想开点,孩子大了就好了.这时候,我似乎也觉得,我大了,就好了. 上大学的第一年,我除了学习,就是想家.好容易放寒假了,我拿回家的唯一`礼物`是拿粮票换的三两花生油.第二年的春节,我没回家,因为买不起从北京到沈阳的半价火车票:六元三角五分钱.那年爸也不在家,他戴着:内控反革命份子的帽子被派到石家庄`支援`建设去了.弟弟来信说:哥,你和爸不在家,我和妈也没过年,大年三十,我们给人家穿了一夜糖葫芦……咳,人哪,真是的,那时候的家又小又破又黑暗,可离开了,又总是那么想,那么放不下.
快四十年了,鬼使神差的我居然流浪到美国整六年.妈想我想得先走了,爸也浑身是病的挨日子.每打电话总是那句:儿啊,快回来了吧?我真是又想又怕打电话,最怕回答那句话.
面对羊年,我仿佛又有了小时候等爸爸下班的感觉:即使是昏黄的15瓦的灯泡,也舍不得点,小屋里黑暗中我靠着妈,妈隈着弟,充满不安,温馨,和期待.
望着镜中鬓白的我,唯有闭上眼睛祈祷:爸,别走,等我,我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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