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打工14天失去左腿

今年3月,15岁的河南少年李浩然在姐姐的带领下,来到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曹碾村的得天毛线厂打工。仅仅干了14天,他的左腿就在一次工作事故中严重受伤,经医院紧急抢救后被截肢。为了向厂方讨回公道,李浩然的父亲将毛线厂告上法院。出人意料的是,毛线厂厂长在开庭时语出惊人:李浩然根本没在该厂打过工……

“小浩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我一点都不敢想,他还能干点啥呢?”18岁的李艳丽是个朴实的农村姑娘,来北京打工已经一年多了,浓重的河南口音透露出深深的悔意。她身旁,坐着弟弟李浩然,他似乎没有听到姐姐的话,只是茫然地看着自己陌生的左腿。直到现在,这个还不满16岁的少年依然不能习惯刚刚安装的假肢。

悲剧发生

昌平区北七家镇曹碾村是一个很普通的村落,在一片杂乱的农舍中,得天毛线厂毫不起眼,以至于许多当地农民都无法准确指示它的方位。然而,就是这家小小的私营企业,曾经是李艳丽姐弟的全部希望。

“虽然挣得不多,但总比在家里种地强。”李艳丽说,她家在河南省郾城县,靠种4亩薄田为生。每年卖几头猪,再加上父亲在农闲时打打短工,根本无法让这个家庭摆脱贫困。而李艳丽在得天毛线厂干了一年,就往家里寄了2000元。“在我们那儿,这可是笔大钱。”她说。

于是,李艳丽决定把刚上初中的弟弟也带到厂里一起打工。“我寻思着,他不爱读书,以后迟早也得出来。”征得了父母的同意后,今年春节一过,姐弟俩便双双启程北上。

由于年纪小,弟弟在厂里被安排的活儿不多,主要是打扫厂区卫生,其中,三台梳毛机是打扫的重点。这是一种加工毛线原料的机器,必须定时清理,按照正规程序,全部清理完毕之后,弟弟应该离开机器,由工人开机试车,以检查清理效果。

“真正干活的时候没有这么严格。”弟弟李浩然告诉记者,“那样太耽误时间,一般都是我一边清理,他们一边检查。只要不在同一台机器上操作,就不太可能出事。”

但是,不太可能的事偏偏就真的发生了。

今年3月19日,是李浩然来京打工的第14天。那天很冷,姐弟俩一如往常地忙着手里的活儿。下午6时35分,李艳丽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抬起头,发现工友们都纷纷跑向那三台梳毛机。“当时,我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李艳丽说,“我知道,小浩正在那里清理机器。”

她急切地扒开人群,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弟弟躺在地上,脸色蜡黄,血肉模糊的左腿上面压着一台梳毛机。原来,那三台机器的开关排列在一起,当天的操机工人在检查一台刚刚清理好的机器时,不小心按错开关,启动了李浩然正在清理的另一台机器,于是,悲剧瞬间发生了。

“大家怎么把机器挪开,怎么把小浩抬出来,怎么叫的救护车,我全记不得了。”李艳丽回忆说,当时她的脑子一片空白,只有眼前晃动着的嘈杂人群和弟弟的一件被血浸透的衣服。血色鲜红,刺得她几乎睁不开眼。

直到把弟弟送进急救室,李艳丽才恢复了些神智,坐在医院走廊的长凳上,她突然悲从中来,大哭不止:“我回去怎么跟爸爸妈妈交待呀?”

她就这样坐着,直到第二天凌晨。

悄悄截肢

李浩然住院的那些日子,正赶上北京武警二医院床位非常紧张,以至于最初几天,他的床位不得不被安排在走廊里。

“小浩,姐姐来看你了。”那几天,李艳丽在医院和厂子之间来回奔波,每次看到弟弟因为失血过多而苍白的脸庞,她就难过不已。在为弟弟掖被角的时候,她有意地看了一眼弟弟的左腿,被白纱布厚厚地裹着,看不出有什么异样。“我想,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落下残疾就好。”

然而,她没有想到,这点微薄的希望也落了空。过了一会儿,厂里负责处理这件事的人把她叫到一边,神情严肃地说:“艳丽,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弟弟的腿已经被截肢了。”

李艳丽又一次惊呆了,愣了一会儿,她飞快地跑到医院办公室,要求查看弟弟的手术同意书。她想知道,出事那天她一直在场,为什么没有人征求过她的意见?

替她在同意书上签字的是毛线厂的厂长李长寿。他告诉李艳丽,当时怕她受不了这么大刺激,所以当医生征询意见时,他没有透露李艳丽的身份,而是代她做了主。

“从病人当时的伤势看,截肢是惟一的办法。”李浩然的主治医生叫张军,今年10月18日,他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他介绍说,外来打工者受伤做手术,由所在单位领导代为签字的情况非常普遍,“一般而言,他们的伤势都比较严重,如果等家属来北京,就会延误治疗。”但他同时强调,如果家属就在现场,单位领导自行代签肯定是不合适的,这至少是对病人知情权的不尊重。

无论如何,弟弟已经失去了左腿,李艳丽欲哭无泪。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重新回到弟弟的病床前,突兀地在他耳边用坚定的语气说:“小浩,相信姐姐,咱怎么走来的,咱还怎么走回去。”

弟弟无力地睁开眼,看着她,点了点头。

一份声明

6月2日,事发后的第74天,李浩然的伤终于养好了,开始尝试着适应假肢。直到这个时候,李艳丽的父母才在女儿打来的电话中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不是我不打电话给他们,厂里天天有人跟着我,不让我打。”李艳丽说,厂长总是劝她,李浩然的病还没好,父母来了也帮不上忙,只能干着急。就这样,时间从春天走到夏天,二老才知道儿子究竟出了什么事。

怀着悲愤的心情,父母连夜赶往北京,一家人抱头痛哭。他们恨厂长,更恨那个开错机器的人,可是,怨恨又有什么用呢?“他还这么小,今后怎么办?”李父忧虑地对记者说,“我们农村人没文化,找工作本来就难,小浩现在又变成了残疾,这更是难上加难。”得天毛线厂是个私营小企业,职工都没有上保险,尽管李浩然的医疗费和装假肢费是由厂里出的,可是以后的费用呢?这始终是父母的一块心病。他们算了算,儿子70岁以前换假肢的费用是25万,“我觉得,毛线厂应该拿这笔钱。”李浩然的父亲语气坚决。

由于双方就这一问题达不成协议,李浩然的父亲便把毛线厂告上昌平区人民法院。

让李家人没有意料到的是,毛线厂厂长李长寿在开庭时语出惊人:李浩然根本没在该厂打过工,所以他们没有赔偿义务。为证实这种说法,他当庭出示了一份由李艳丽亲手书写的声明:弟弟不是得天毛线厂的职工,而是由她带着到北京玩的。

“这份声明我是被迫写的。”李艳丽气愤而痛苦地说,她记得很清楚,今年4月25日,李长寿把她从晚上10点一直关到凌晨两点,逼她写这份声明,否则就不给李浩然安装假肢。“我知道他为什么要我写这个东西,但我没办法呀。”李艳丽说,安装假肢要两万余元,以她家的经济条件,是负担不起这笔费用的。她当时天真地以为,如果真要打官司,厂里的工友会为她作证。但是,开庭那天,她惊讶地发现,即使是最好的朋友,也都站到了厂长这一边。

目前,这起官司仍在审理之中。10月30日,法院将再次开庭。

人去楼空

10月18日,记者耗费数小时赶到昌平时,发现毛线厂已人去楼空。

“他们早就不开工了。”当地一位老农指着毛线厂虚掩的大铁门,对记者说。推开门,只见院子里杂草丛生,厂房基本上都空了,偶尔能看到一两个落满尘土的破柜子,整个厂区一派寥落景象。

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人从一间平房里走出来说,他是留守人员,毛线厂已经停产两三个月,厂长李长寿也很久没露过面,至于什么时候能来,他说不准。

离开毛线厂后,记者马上拨通了李长寿的手机,想进一步了解情况。听明了记者的意图后,李表示他正在外地办事,不方便说话。此后,他的手机就再也拨不通了。

返回市区,正好是学校放学时间,一路上,很多学生轻快地穿梭于这座城市。而在河南的一个小山村里,一个同龄男孩却在为自己的伤腿痛苦不堪。什么时候,他也能像眼前的孩子一样快乐呢?


(《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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