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麦：人物、社会、历史随笔(之五)---烈火干柴

那时候，人们的政治立场和水平，以歌颂毛泽东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官方民间一唱一和、持续升温：林彪提出“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统帅、领袖、舵手），民间就说“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而且“永远不落”；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百姓就说还是“粮食、武器、方向盘”；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下面接道“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不一而足。其它被指为文革阻力的刘周朱陈邓等直到中下层干部则不是伴奏就是合唱。全社会有了“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共识，毛泽东想打倒谁、想做什么，不就是一句话的事了吗。这是开展文革的最坚实的社会基础。

这个趋势文革前就开始了，源头则不远于延安的窑洞。“多样化”的意识本不出自中国，即使西方也是近些年才清晰起来的。过去，人们只知道“齐心合力、万众一心”好办事。搞政治的人自然深知统一意志是成功的前提。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通过整风在党内树起绝对权威，对抗国民党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先是打了胜仗，夺取了政权，后来又以他的名义发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政治运动，也有所成。于是，政治挂帅就成了常规武器，事无巨细地用了起来。

正好，中国文化中有企盼圣主明君的传统和百姓普遍谦卑的民情，实行个人崇拜、划一价值观念既顺理成章又水到渠成。诚然，工农群众崇拜的说到底只是毛泽东头顶上的真理和正义，而不是那个“兼有虎气和猴气”的人。他们之心甘情愿地一致归顺，是希望聚散沙为铁塔，撑起民族背脊合力振兴中华。而共产党的宣传、教化确与先前的宗教、主义不同。在百年积弱、屈辱、落后、彷徨的背景中，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对那时候的中国人有过柳暗花明、振聋发聩的刺激。它的宣教、组织、行为，对各自为政的小农散户而言，提升了他们的境界，肯定了他们的身价，寄予他们以重托。一时间，不论虎头山上耕种，还是钻井台上采油，好象都关系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而使命感最能激发人负起责任、做出牺牲。当亿万人民满怀崇高理想寻求贡献的机会之际，毛泽东给了他们施展的舞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实际的情形也够戏剧性。1966年前后，对于无论什么政治身份、什么职业、什么地方的人，都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的尊严、驱使他去受苦、让他奉献精力时间。虽然每个人的政治觉悟高低不同，跟随“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置”的步伐快慢有别，但是都承认应该那样做、恨自己做得不够，即使不情愿也只是自愧不如，鲜有例外。就连那些受到批判的人，也都自责确曾违规，辩解则仅限于“错误的程度和性质”。同在“牛鬼蛇神”之列，还要互相攀比－－他们是真的反动，而我罪不至此－－同彭德怀关一处关押的罗瑞卿曾经对女儿道：“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和他比？”疑惑乃至质疑现行政策的，也无一越过“真假马列主义、执行政策、理解毛主席指示正确与否”的界线。因为中国历史的那一段正由意识形态主宰。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方式建立在毛式马列主义基础上。就象人们常说的：无人能够超越时代。

与目前相反，那是一个政治敏感度极高，生活水准极低的时代。幸亏精神能够变物质，用现在的标准看，文革前后中国社会政治与生活的关系，有点象青藏高原上的喇嘛教之于牧民，没有精神寄托、注意力转移和对未来的期许，简直打熬不下去。改善物质生活几乎无法可想，一切只是为了革命事业。一旦有人指出：某某人吃喝公款、某某人宣扬封资修、中国一复辟日子会比现在还苦云云，能不一哄而上，“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所以，文革初期才呈现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上面发号施令，“亿万革命群众”在基层推波助澜的的轰轰烈烈。群众的政治兴奋点低得像是散落在地的干柴，毛泽东的启动令便是烈火，顿成烽火燎原之势理所当然。所以，平心而论，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之兴是上下呼应、互相启发、志有一同、各取所需的天缘凑合。

爱情心理学上有一则定律：真正的爱与迷恋首先在深度上是不同的，浅深的标准端看持续的时间。群众政治信仰与此类似。狂热的往往短暂，因为，维持政治信念需要利益浇灌。但是从解放到文革，各族人民没有从毛泽东、共产党那里盼到多少雨露甘霖，“红太阳”烧烤之下禾苗很快就成了干柴。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并没有如毛泽东许诺的那样，使干柴升华为翠叶嫩枝、茁壮成长。有人指出，辛苦这些年的结果是“国富民穷”。而平民百姓的献身精神毕竟有限，总没有收获就不再付出了。所以，干柴易燃，易烬也易折。偏逢“林彪事件”信念更加受挫，政治热情逐渐冷却，任毛泽东、四人帮怎么煽风点火，后期文革还是气息奄奄。虽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都说得意义非凡，怎奈大众已经不再在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意义，他们的价值观念慢慢改变，转到安排日常生活、搏取物质利益上去了。“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性的信仰危机、纸醉金迷，实肇始于文革后期。

失去与共产党观念一致的社会基础，政治运动就不活跃、无声势。文革之后，中共试图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都无甚可观，也是一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