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副实的所谓义务教育

一直没整明白到底什么叫做九年制义务教育。
　　
　　翻了翻冠冕堂皇的《义务教育法》及其《实施细则》，才知道原来所谓的“义务”似乎应分为两方面：一是家长或者适龄儿童的监护人有义务让子女或被监护人就学；二是政府有义务为全体适龄儿童提供受教育条件。
　　
　　在中国社会，法律文本和现实情况经常是两张皮，放在“党中央一直极为重视”的义务教育领域亦然。凡事说得最多、唱得最动听，也无非只有成效最不显著这一种结局。这就好比三令五申的反腐倡廉，到如今，我们只能对此绝望到几乎不能呼吸一样。
　　
　　在一向重视教育的中国民间社会，第一种义务本来就无需施加法律上的强制性。试问普天之下的父母，只要是心智正常，有谁真的忍心让子女辍学？而针对各级政府的第二种义务又属法律上的重复规定。就政府的基本职能而言，搞好该国的国民教育事业尤其是中小学初级教育实属责无旁贷，这也就天然地包括了一届政府采取各种行政措施，调度国家的各种资源，为国民提供适当的受教育条件这一份内的要务。
　　
　　有关义务教育的实质问题就是教育收费问题。舍此而谈其他问题，都是伪问题。义务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完全免费的教育。如果它还应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就是要硬性规定父母或者监护人必须无条件让其子女或被监护人接受政府以国家资源为实施保障的完全的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
　　
　　则义务教育法的重点，就应从主要强调家长供养子女的义务调整为，为确保年幼的国民接受免费教育，而规定法律主体各方所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
　　
　　再来看看现行法律文本是如何规定这个实质问题的。1986年7月1日实施至今的《义务教育法》第十条规定：“ 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第十一条进一步规定“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据此看来，义务教育应该是免费教育当属无疑。
　　
　　但是国务院发布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又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这就是我所称的有关义务教育实质问题的法律根源。
　　
　　那么，究竟何谓杂费？中小学的各项收费，又怎一个“杂”字了得！
　　
　　请恕笔者不能提供统计数据，来说明中小学普遍的收费情况。同时，我下面所举的例证也不能保证具有全国范围内的代表性。
　　
　　笔者十一岁的外甥女，今年小学毕业，通过公开考试后，就近升学到湖南省涟源市一中初中部。一开学她父母，也就是笔者的姐姐和姐夫为她一次性缴纳了各项费用共计1100余元。这当然只是一个学期的费用而已，不含寄宿费和生活费。学期中是否还有其他临时性收费，尚不得而知。该校并非所谓的贵族学校，它只是历年平均升学率较他校为高而已。升入该校的门槛是高的，入学考试合格率是低的，而入学费用也是可观的。然而，这就是所谓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吗？
　　
　　此外，我能提供的另外一个例子是，笔者的妹妹就任于笔者家乡附近一所乡村中学（初中）教师，据她提供的数据，自几年前以来，该校初中各年级各项费用每学期也已经逐年攀升到现在的300元以上。300元是什么概念？笔者相信老家大多数父老乡亲年均纯收入不会超过600元。注意，这里说的是扣除三提五统、扣除教育附加以及其他苛捐杂税后的人均纯货币收入，而不是各级政府鼓吹的泛泛的所谓人均收入。
　　
　　这就是义务教育法实施16年以来的真实现状：一方面《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学费”全免，一方面《实施细则》又给“杂费”以收费许可。在不规定具体的杂费收取范围和收取标准的情况下，我实在不能想像各地中小学校动辄收取人均成百上千元义务教育“杂”费所为何来。
　　
　　所以，当笔者偶然翻到2001年4月间发生的一则旧闻，说的是湖南沅江某地乡政府代该乡40余名适龄儿童状告其家长义务教育侵权一案时感到啼笑皆非。莫非家长们实在无力承担高昂的义务教育学杂费的情况下导致孩子辍学，责任倒全部落在家长身上？一届政府倒不去想想学杂费为何居高不下的道理、倒不必采取开源节流的实际措施以扶持教育事业，倒可以从容不迫地祭出法律利剑来，以冠冕堂皇的判决和法律强制力，给尴尬无奈的父母们再次锥心的伤害？
　　
　　大道理是无需多讲的，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就都是口吐莲花大讲特讲人间道理的高手。我们有五次修订的共和国宪法，有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改革开放20年的巨大成就，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但我们也有堪称最为昂贵的义务教育。
　　
　　到此，名不副实的所谓义务教育，终于可以休矣。笔者建议还是改称收费教育，或美其名曰义务教育产业为好。那样虽然不能使得情况变好，但起码有助于降低弥漫在目前中国社会里的虚假空气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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