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林昭(上)

林昭和我是嫡亲姐妹。她原名彭令昭,父亲给她取名令昭是要她效学班昭。她起先用林昭为笔名,后来才正式改名为林昭。母亲为此感到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姐姐与家庭疏远的一种表现。

姐姐是长女,有一段时间家中只有她一个孩子,即使父亲喜欢男孩,姐姐还是得到许多优惠和专利。加之她天资聪慧,对文学有特殊的颖悟力,很小就投稿,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曾有类似“神童”的称号。另外她身体娇弱多病,是外婆的掌上明珠。母亲曾告诉我,姐姐和小舅舅吵架,能使小舅舅气得只会哭。反正她是家中一个“宠坏”的孩子。我和姐姐都喜爱文学,但有不同的偏爱,她喜欢鲁迅,我喜欢巴金;她喜欢马雅可夫斯基,我喜欢莱蒙托夫;她喜欢狄更斯的《双城记》,我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她喜欢华彦均的《二泉印月》,我喜欢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她喜欢杜甫,而我则喜欢李白。她喜欢哭,她的哭是撒娇,是愤怒,是发泄,并不一定是悲哀。我极少哭,特别是经历过种种尘世磨难后,我既没有眼泪,也体验不出哭的感情。我认为哭只能表达原始的悲哀,我的泪,流向心灵的深处。

姐姐有强烈的正义感,斗争性强,有炽热的爱,也有或许是过分的恨。这大概是革命者和英雄人物的性格。

1949年,姐姐在苏州景海中学高中毕业,那时她17岁。父母亲理所当然地要她进大学,她却暗自去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录取后姐姐坚持要去,母亲则大怒而不允。那天深夜,姐姐起来整理了一个小包裹。我当时和她同住一个房间,就问她,你做什么?她说,不许响!然后她从窗格栅栏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逃了出去,从前门出去到我们住的房间中间还有一条夹弄,要走一段路,而且大门晚上闩上门闩,不熟悉的话很难离开。等她正在夹弄里摸索的时候,我溜到外房叫醒了睡在那里的老保姆王妈。我说快去告诉母亲,否则明天她会非常生气的。王妈立即去了,母亲马上赶了出来,此时姐姐还未打开大门。于是母亲把她“捉”了回来,对她说,明天早上再谈。姐姐回到房里大发脾气,把我和王妈骂得狗血喷头。

事情并未了结,第二天姐姐仍执意要走,母亲坚决不许,于是形成僵局。最后母亲伤感地说,苹男(姐姐的小名),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以后你就不要再回来了。姐姐毫不犹豫地答道,好,我就不回来好了。这一下母亲生气了,说你口说无凭,立下契约,今后一去,恩断义绝,以后“活不来往,死不吊孝”。姐姐说,好,我就写。姐姐随即拿起笔来一挥而就。她到底写的什么,我没有看到。接着她拿起包裹,扬长而去。母亲呆呆地好几天没有讲几句话。姐姐去后,大概有两三年与家里不通音讯,似乎真的断绝了关系。到后来,苏南新专的教务长罗列曾到我家和我母亲谈了不少时候。事后母亲很生气,因为姐姐再填表时,在家庭成分这一栏里填了“反动官僚”。

以后,姐姐又考进了北京大学新闻系。

姐姐进入北大后一度很受人注目。她当了《红楼》编委,又是游国恩教授的得意门生。游老先生希望她能转到中文系,因为她的文学底子好。她在那段日子里似乎自己也很得意,那年她暑假回来,给我留下较好的回忆。有一天,她给我看一首名为《无题》的诗,我看后说,有感而发,你似乎爱上了什么人。她笑着说,小鬼丫头,你怎么知道?我答道,只是猜猜而已,讲来听听。她说,我在舞会上遇到他,他很注意仪表,举止潇洒。那天,我很随便地头戴一个由野花编成的花环,频频起舞。他请我跳了一次,他的舞跳得很好。隔了几天,我在未名湖冰场上走,他在后面引吭高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我只能回过头去和他打招呼。我对姐姐说,要是我,就不回头 ,看他怎样?她说,反正我想他是有意的。后来在《红楼》编委会上发现他也是编委之一,另一编委是山东人,对我很感兴趣,老是缠着我讲这讲那,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们交个朋友吧。我说,我们是朋友呀,他坚持要和我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说不大感兴趣。他又说,你不妨培养一下这种兴趣.《红楼》编委张元勋等贴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时候了!》,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张元勋因涉及“七人集团”欲往英国代办处政治避难而以参加反革命集团被捕。到“文革”时期,姐姐在上海因事被捕,张元勋曾以姐姐男朋友身份来上海提篮桥监狱探监。后来姐姐被“镇压”后,他重新又被逮捕,被吊打,说他是逃犯。我认为张对姐姐一往情深,而姐姐可能不大欣赏他的风度。

姐姐成为“右派”的详情,我不十分了解。她主要是支持张元勋他们的那张大字报。另一罪名是在北大“自由论坛”上宣扬“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当然还有不少理论观点。据说她并未划为“极右分子”。北大新闻系后来并到人民大学。合并前姐姐在北大苗圃劳动,一度与谭天荣在一起,他们感情不错,姐姐称谭为小弟。后来谭天荣也被逮捕了。平反后谭在兰州大学任教,他有一本著作署了林昭的名字。姐姐到人民大学后在资料室劳动,与王前同在一室。后来在学校遇到另一“右派”甘粹,甘17岁参加部队,在四川参加过土改,随后南下,在军队中成长,以后保送到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在特定的环境下他和姐姐相处得非常投机,组织上警告他们不要来往,他们非但不听,反而计划要结婚。组织上就把甘粹分配到新疆劳改农场,他以后历尽艰难从新疆回到北京,那时姐姐早已被“镇压”了。一直到“四人帮”倒台,姐姐平反后,在北京开了一次追悼会,甘粹在会上唱了一曲林昭谱写的歌曲《你在哪里》,粗犷的歌声倾诉了他所有的感情。张元勋会后对我说,林昭这首歌是写给谭天荣的。

姐姐在北京劳教了两年多,因支气管扩张,经常咯血,母亲去北京把她接回上海养病。母亲常为此后悔,说如果让姐姐留在北京或者不会出事,我却认为像姐姐的个性,任何地方都一样,她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姐姐不论在划了“右派”之前还是之后,她的思想是不变的。她是一个革命极端主义者,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妥协,没有调和,“不自由,毋宁死”。她的志向是要改变社会,改变不合理的制度,甚至要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即使她的思维逻辑并不完全合理,但她认为合理的制度也尚有争议之处,她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姐姐回上海不久,她在复兴公园遇到兰州大学的“右派”和另一北大“右派”,因为观点相似,往来频繁,以致后来被称之为是个“集团”。他们认为对彭德怀的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量人民死亡,深感到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因未被公允处理而强烈不平。对南斯拉夫被称之为修正主义,认为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些观点,他们写成信件寄去北京有关方面。他们似乎并未考虑到事情有复杂性,只以为陈述自己的意见是正常的行为。隔了不久,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派人去苏州将姐姐逮捕。

那时,父亲和母亲已经分居,父亲住在苏州,各有房子,姐姐在母亲家里。逮捕的那天,姐姐正在母亲的房内。公安人员进来进行了搜查,把罐头都打开来看,姐姐讥讽道:如果我有能耐将情报藏在罐头里,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恰好这时父亲闯了进来,他立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地说,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说着踉跄离去。不到一个月,我父亲自杀身亡。

姐姐逮捕后认罪态度恶劣,被判20年徒刑,其他二人则各为7年和13年。事实上她根本不是主犯,只是参与者,只因为她的态度是抗拒的。

1962年,姐姐因病保外就医,我和母亲去静安分局接她。她带了一只小包裹出来,一见我们立即往回走,并说我不回去。当时分局的人都很惊讶,大概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不愿回家的。在分局的门房内折腾了半天,姐姐对母亲说,你怎么这样天真,他们放我出去仍要抓我进来的,何必多此一举。后来公安人员说,你们想法把她带走就是了。但姐姐拖住了桌子腿执意不走,我和母亲根本拉她不动。最后由母亲请一位朋友家里的花匠来,硬把她按上三轮车载回家里。

姐姐保外后,情绪渐见好转,很喜欢讲话。总是要告诉我们狱中和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故事。我们都不想听,以免增加痛苦。但是姐姐偏要说,她说,哎,你们要不要看“杂技表演”?我在看守所反铐了一百八十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反铐了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包括洗脸、吃饭和大小便。母亲说不要瞎说。姐姐说,真可惜你们不要看我表演,因而丧失了一个机会理解二十世纪的一种特殊生活模式。她说着,空气似乎凝结了,我们都无言。

这时候,姐姐和母亲常常发生龃龉,有时为了生活细节,有时也为了经济和前途。有一天深夜,母亲数落了姐姐几句,姐姐说,你要我走,我就走好了。说完就往外跑。母亲马上对我说,快跟着她!于是我立即追着她下楼,追上了她,说什么她也不肯回来。我最后只能说,姐姐回去吧,夜深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又等了一些时候,她才慢慢地走回来。

母亲很自信,总认为姐姐在她身边不会出事,于是把姐姐带回了苏州。在苏州她遇到了另外两位“右派”,由于姐姐对“右派”有深切感情,她与他们立即引为知音,演出了一场什么戏剧我并不清楚,1962年年底姐姐再度入狱。以后,姐姐被囚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但是我们不被允许去探监。有一次一位与姐姐同禁于一囚室的人释放出来,找到我们说了些姐姐的情况,说她身体虚弱,经常咯血,但还绝食抗议,割破血管或用针刺出血写血书,她处处与监狱管理人对立,态度强硬,看样子凶多吉少。

我最后见到姐姐是在1966年年底,那时“文革”已开始,母亲已被批判,编入“学习班”。我接到监狱接见通知后,因没有钱,不能买姐姐要的全部东西。去见的日子正逢全市大游行,全市公共车辆停驶,我从早晨8时出发,走了5个多小时,才看到提篮桥监狱灰色的墙。

我递上了接见通知,那门房警卫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让我进去排队。那铁丝网分隔着家属和犯人,看守检查着送去的东西,我站在那里茫茫地等待。许多比我晚来的家属都已走了,只有一条长凳上坐着我一个在那里,我实在太累了,我似乎忘记了我还没吃中饭。到夕阳的最后一道余晖闪耀的时候,一个监狱人员走过,我就问道,还要等很多时候吗?他没有正视我,但很快地回答我,你还得等!难道等待就是我生活弥魈饴穑课蚁肫鹆诵∈焙蚩垂

本文留言

作者彭令范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