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终于在党十六大会议召开前两月公布会议日程。和过去相较，两个月前公布时程并无稀奇之处，但和今年上半年北京不断对外表明“今秋”、暗示九月将召开的议程相较，外界却不得不对其内部决策过程及所显示意义出现疑问。北京政情分析家认为，延缓召开时程，除显示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集团的权威如故外，也表明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集团能否顺利接班，仍充满变数。
今年上半年，中共高层领导包括江泽民、朱镕基及李鹏等，先后多次向外国元首表示今秋“十六大”中共政局将面临“交班换代”；事实上，早在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会见到访的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时，就明白表示总书记一职“应培育新一代”。迹象指出，江李朱等在“十六大”后退出政局第一线已是定局；但近一年来包括北京内部及海外对中共高层政局人事反覆的传言、党代表选出竟隔两个月才宣布召开日期，显示中共高层内部对许多重大决策及未来前景擘画仍存歧见。
首先，中共延缓召开“十六大”的主要原因，应是为江泽民“思想体系”定位的难产。三前年，在胡锦涛中央党校体系及滕文生、王沪宁领衔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持下，“江泽民思想体系研究小组”早已成立，由“三讲”及“三个代表”构成今年六月江泽民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已代表江思想体系的精髓。中共重要刊物“了望”稍早透露，“三个代表”将写入“十六大”党章，但江论述在中共的党内定位却在党内出现严重纷歧。“写入党章到什么程度”，成为“十六大”前中共高层角力的一大因素。
江泽民在中共党内具一言九鼎的权威仲裁者地位，但江在八九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出任总书记前是上海市委书记，当时李鹏早已是总理，李瑞环党内地位也不在江下，更别提直至今日北京民众仍认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比江当年有更大作为，朱镕基当年任市长在处理“八九民运”时的作为强过江泽民。
也因此，“十六大”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如何定调“六四”江上台以来的政绩总结。毫无疑问，碍于众多内部纷歧异见，江泽民从九七年“十五大”再提出政改精髓的“初阶论”，仍将在“十六大”藏诸名山，但“政治拖住经济后腿”的论点，会随着社会日益开放带来一股新的思潮。
然而，最受外界关注的，仍是第四代的一线领袖能否顺利真除的问题。熟悉政情的北京人士透露，截至近日，胡锦涛面对密友询问时仍表示，“上面尚未做最后决定”。党大会延后召开已表明了这一迹象。而其中蕴含的重要讯息，显然在于内部派系晋用出现摆不平现象。在这方面，曾庆红如何摆放？谁取代钱其琛为外交“掌舵”？以及李鹏的战友罗干是否进常委？乃争议主要焦点。
消息指出，即使“十六大”江全面交班，但他掌舵的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外事领导小组及财经领导小组也不会马上换班，除为江保留颜面外，也出于政局过渡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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