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粲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这首词所表达的意思太明白了，就是说别看和苏联闹翻了，但是咱中共并不孤立，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单如此，这词的字时行间还流露出自庐山会议之后，七千人大会以来对毛的无限安慰之意，意思是说别看您老人家的三面红旗失败了，但真金不怕火炼，这铁打的江山还是皇上您的，而且将来那红彤彤的地球也是皇上您的。
象“加强团结，坚持原则”这类政治口号，也成了诗词句子，是这位大文豪没词儿了吗？不是，盖因这八个字是毛皇帝搞权势斗争时常放在咀边的金科玉律，也是与苏修论战的纲领。“雄文四卷为民立极”这八个字倒是有点酸气，不过他天才创造，把那些由本是由秘书文章拼凑起来的《毛泽东选集》捧成了中国人民的天书。
若论郭沫若这类文人可耻，就可耻在他们的趋臊逐臭尝疮舔痔，仰人鼻息媚上媚俗这个丑劲儿上。《笑林广记》中有则笑话，说一个秀才死后被小鬼牵了去见阎王，正值阎王放个屁，于是秀才当即做屁赋一首：大王之气 声如琴瑟之音 味如麝兰之馨 绕梁三日荡气徊肠… …云云。郭沫若拍毛泽东马屁，其肉麻无耻，足可以和这位秀才一比高下，他竟然能在飞机上当埸为毛皇帝献诗，说是天上有两个太阳热得他汗流夹背。
中国的专制制度，何能维持上下五千年至今不衰？全仗有中国文人为统治者拍马，以儒家理论维护封建政权，为皇帝歌功颂德乃中国文人第一大传统。中国文人拍马，就象那个秀才一样，不只是为了升官发财，更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传说大诗人杜甫，当年就被逆反的军阀虏了去令他唱颂歌，他岂敢不依？于是险些获下附逆的罪名，幸亏他的马屁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才使他逢凶化吉，因为这首《赠花卿》，先前是吹捧新主子有天子福分，后来又辩解为反贼岂能自封天子？两头堵，咋讲都不吃亏，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乖戾巧伪。不过中国的文人，并不全都如郭沫若这般好运，拍马屁也是有风险的，前头那个笑话讲的秀才，后来又拍送他去投胎的牛头鬼，说牛大王您可真英俊哪，角儿弯弯，象月牙一样美丽，结果牛头鬼高兴的硬拉秀才到家，强请他吃了一顿草，又将他投胎到母牛肚子里去了，你说这位秀才不是自作自受吗？
中国文人拍毛泽东马屁，拍到马腿上被踢暴脑袋的，吴晗算是个榜样。中国的封建皇帝都喜欢忠臣和清官，毛泽东更不例外，因为忠臣和清官是封建王朝稳固的保障。但这忠字，必须是死心塌地的愚忠或大奸若忠，所以奸臣们在皇帝眼中反而常常成了忠臣。明朝的海瑞是个大忠臣大清官，吴老夫子是明史专家又是剧作家，一个文人坐上了北京市副市长这把共产党的交椅，正不知如何感恩戴德，见毛皇帝喜欢海瑞，就逢迎取巧的写起海瑞的戏来，岂知毛皇帝喜欢海瑞，是作秀给人们看的，那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贤明的君主，他眼中的海瑞，绝不是彭德怀那样的犯上大不敬。吴老先生不知就里，写了一出又一出，最后写得毛泽东脑羞成怒，竟由此为导火索引发了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吴老先生首当其冲先做了牺牲品。
“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句千古名言，也是中国文人的处世哲学。何谓识时务？就是会看形势，观风向，向暴力和强权低头让步。有了这个处世哲学，当汉奸做奴才就能心安理得，例如明朝时有个范文程，就用这门学问帮着努尔哈赤“和平解放”了边关重镇抚顺城，当上了满人的大学士。这个范文程，随新主子进关后，一路招降纳叛，用的就是这个哲学。后来孔尚任的《桃花扇》所悲愤批判的，也是这个哲学。有了这个哲学指导，大多数知识分子带头向外族强权屈服，从此满清才成了气候，用摄政王多尔衮的话说，这叫做“众望所归” 。
汪精卫也是少有的大才子，那曲线救国实则卖国的理论，正是从这“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逻辑引伸而来。在统治者看来，文人如果“不识时务” ，就是不识抬举。古时伯夷叔奇不受招安不食周粟，天天吃野菜明志，于是连老农都笑这对兄弟不识时务，实在愚蠢，讥讽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老哥俩吃的这薇菜，难道不也是周家天子的吗？这哥俩当时已经饿昏了头，想了一想也是这么回事，最后这对遗老只好绝食而死。
看官要问：时务者，时代潮流正义势力也，难道为了所谓名节，愚忠愚孝，非要食古不化拒而违之不成么？如何不知这之中的客观规律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此话是不错，一个新政权的建立，是缘于它的强大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就是优越的社会制度，人类历史的发展应该向前而不是倒退，这也是马列主义学说的宗旨。二十世纪是人类开始走向民主社会的时代，中共就是借了资产阶级民主这面旗帜，才取得了政权，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拥护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其实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这不仅是识时务，也是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因为国民党搞专制独裁，政府贪污腐败，而当时共产党极力提倡西方式自由民主，这孰是孰非最明朗不过，知识分子必然倒向共产党一边，中共正是借了中国文人们在国民党失势时，大家合力临门一脚的帮助下才得手的。
共产党用政治协商会议拢络收买了中国文人替它造势，然而它得了天下，就背信弃义搞起了封建专制，什么民主协商，什么参政议政，全没那个节目了，法三章者，话一句耳，两手一抓，老母鸡变鸭，毛主席摇身一变成了毛皇帝，却叫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统统靠边站，做花瓶当弼马温去了。这时的中国文人再拥戴共产党，就只有背弃自己的理想主义，当走狗做奴才的份儿了。事实如此，中共得了天下，它与民主党派的蜜月即告结束，那些不甘于当走狗奴才的文人，怀着与虎谋皮之心，向共产党讨民主讨说法的，先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后是“章罗联盟”， 梁漱明储安平等“资产阶级右派”，统统被“坑” 。
毛泽东五七年引蛇出洞，一口气坑了五十万右派，不过这“坑”，与秦始皇的坑法还不同，秦始皇的坑杀，是挖个大坑活埋儒生，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毛皇帝的坑杀，则是“下放”和关押知识分子。“下放”二字是共产党发明的新名词，就是流放和发配的意思，是从思想精神上消灭反对派。让你活着，但剥夺你的人权，将你贬到农村或城市的基层，强迫体力劳动，接受群众监督改造，你不是有文化有学问，不服外行领导么？从此以后叫一群文盲来管制你；关押是将政治犯判刑，在监狱劳改营里接受刑事犯人渣的监督改造，你不是有操守有良知，瞧不起共产党么？那就从此叫一群罪犯来践踏你。
中国儒家有个思想传统：叫做“士可杀而不可辱” ，就是说知识分子更要讲做人的尊严，要有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精神。秦始皇活埋儒生，至少是成全了读书人所追求的这种名节，毛皇帝偏偏要摧毁这种精神，叫你失去名节在屈辱中苟活，死硬分子不甘其辱先自己去死的，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那正中他下怀。不肯自己死的，则要自己花钱买子弹被枪毙掉，同时还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何谓“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就是人即使死了，也要丧失一切社会地位，丧失一个死人的权利，包括被枪毙时免费享用一颗子弹的权利。在中国，一个人一旦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那么不管是生前死后，他为社会所作的一切，荣誉，贡献，都被一笔抹煞，统统要被消踪灭迹，等于这个人压根儿没有在这个世界出现过，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埋。
五十多万右派知识分子，正是二战后中国发展建设急需的各方面人才精英，毛泽东以一己私见，不顾国家民族大义，釜底抽薪，打击迫害知识分子，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整整延误了二十年，还自鸣得意的称之谓阳谋，这个独夫民贼如此害民误国，真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看官不解，这五十多万右派，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若干分之一而已，如何缺了他们就误了建设国家？难道剩下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就不是人才，不是精英？再说只靠精英人才，就能完全改变世界吗？试问哪位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书呆子，能做工能种田还是能拼刺刀？此问虽是有点表面道理，不过在下却有一个说法请列位思考：中国有句俗话叫“枪打出头鸟” ，这“出头鸟”，就是人群中的思想活跃者。活跃者，自由也，人的思想若不自由，那就免谈其它自由了。
想共产党当年一大时，不过区区几十个党员，试问没有这几十只出头鸟？何来今日之共产中国呢？没有马克思这只出头鸟创造共产主义学说，又何来二十世纪的共运历史呢？古今中外，诸子百家出成就者，非思想活跃者莫属，否则，纵然学富五车文载八斗也没多大出息，因这学问再多也不过是学来的，并不是自己发明创造的，大家同时都研究一种科学技术，思想活跃者就会有新的突破提高，而其他墨守成规者只能是停滞不前，国家民族必须有出头鸟才有活力。即使在工农民众之中，没有思想活跃者也不会有生产经验的总结和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实践也证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离不开精英。
毛泽东有句哗众取宠的名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句混话把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扯到一起，令中国人中不学无术之辈特别爱听。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和刘邦朱元璋一样，都是出身于卑贱的平民，所以他要把这个黑白是非颠倒过来以正名份，但这是徒劳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譬如男盗女娼是人类文明所不齿的罪恶，这是个公理，是刚性的东西，没弹性可言，定理不能违背公理。即使某个领袖是强盗或娼妓出身，也不可能因尊者讳就把这个公理“拨乱反正” ，即使你暂时“拨反”了，历史终久还会将它拨正回去的。
公平地说，在当年平民阶层中，毛泽东也算是精英了，虽然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识较差，在X+Y这些数理化知识上会交白卷，但他精通儒术权术，熟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识确是出萃拔类，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历史经验证明，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能充分发挥智识阶层的力量，那这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方面就会有飞快的进步和发展，倘若反其道而行之，那这个社会就永远是落后野蛮的。人类社会再发达再进步，人群中相对的智识阶层也永远是极少数，而相对的精英又是智识阶层中的极少数，这智力差异所导致的所有不平等和矛盾，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在所难免。话说明白些，就是群氓面对精英，在智力差异下会生成自卑和妒嫉，这种种阴暗心理又转化成对一切知识文化的排斥和敌视，所以落后必然抵触先进，野蛮必然对抗文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基本如此。记得鲁迅先生笔下曾写了一群猴子，都在四脚爬，偏有站立走的，于是它就被大家咬死了，因为它违反了猴子的国情和传统，什么叫愚昧保守？这就是了。中共的封建专制正是利用了这种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借多数人的愚昧保守来压制少数人的思想自由，进而实行愚民政策的。
中共为了压制来自人民之中的精英人才，极力批判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它却在极力神化自己的领袖，所以人们对中共的思想理论不能认真研究，一探讨起来，准是驴唇不对马嘴，逻辑错乱自相矛盾。为了巩固政权维护统治，中共在各领域各部门都设置了基层组织，由政治上可靠却文化素质极低的文盲土八路，土改干部来领导知识分子，这自然会引起后者的不满，出头鸟的不平之鸣也是必然。然而专制统治者最忌的就是人民思想活跃，它实行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的目的正在于此。
其实，当年本来没人和它共产党争天下，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所争的只不过是自己应有的地位和尊严而已，毛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开杀戒，将五十万读书人送上祭坛，剩下的哪个不心灰意冷？有点骨气的漏网之鱼，都视中共为“竖子不足与谋” ，谁还肯再与它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六十年代初，东南亚国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开始发展经济，这个时期，正值二战后生长的一代知识精英成人成才，日本，南韩和中国一样都受到了战争的重创，但人家的知识分子没有受到迫害，是经济腾飞的主力军。而中国却于此时自残其肢，瘸了腿和人家赛跑，没有知识分子效力，没有科技文化振兴，中国大陆的经济落后于同期起步的日本南韩，殊耶？怪耶？
那共产党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都打成了右派，剩下的老九，除了那些只红不专的“二百五”们兴灾乐祸，其余的是个个心惊胆战，从此一厥不振，对中共在经济建设中搞出来的伪科学新巫术再无异议，甚至添枝加叶随声附合。反右运动之后，就是沦为千古笑柄的大跃进，那土高炉大炼钢铁和亩产万斤粮的闹剧至今还为世人捧腹。不过人们有所不知的是，大跃进能在中国轰轰烈烈搞将起来，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爱国知识分子”们也功莫大焉，此话怎讲？据说中国的原子之父钱学森先生，当年就向毛皇帝提供过亩产万斤的理论依据。
在下不才，倒愿意替后来为此尴尬事说不明道不白的钱老打个园埸：阿基米德曾说过，给他一个支点，他能将地球翘起来。没错，亩产万斤的理论也和这个没有支点的四两拨千斤的假说一样，的确是能成立但却不可能实现的理论。科学技术这东西不怕不明白，就怕半明白，毛皇帝把这类假说理论当了真，就因为他对科学知识是个半明白，是个“二百五” 。大跃进的年月里，差不多天天都有“科技成果”放卫星，却没几个“卫星”真正放上天去，就因为那些革命知识分子们，都不过是李鹏何祚庥之辈的半吊子科学家教授，半吊子专家工程师，半吊子博士硕士，搞专业脚踏实地不足，搞政治整景作秀有余。不过，现在的半吊子们却是正当红时，因为如今中共口吐莲花了，是三个代表了，这先进的生产力当然也要包括半吊子们（说的好听点是“科普专家”）的贡献，现在也不太讲什么“一切归功于伟大的党”了，因为伟大的党总“犯错误”，功劳总是与错误相补相成，狗皮袜子没反没正，全没了黑白是非标准。正是：
你不红再专也白专，我不专只红也当官。我根红所以我是苗，你叶绿终归还是草。当年反右派，是反异己人，今日迎海龟，是迎接班孙。河东河西五十年，山山水水转转转（旋转，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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