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沉浮成为中共政治改革风向标

后一种观点可能更接近北京的本意。

潘岳才是宗教改革重要“推手”

数周以前，中国一家民间网站发表江泽民访问河北名刹柏林禅寺的纪实性长文。文中披露了江泽民在去年11月曾前往该寺访问，与该寺高僧交谈时，表现出对宗教的浓厚兴趣与了解。江泽民自爆他在多年以前胃出血，每天深夜练习打坐3个月结果出现了奇迹。这则报导其实就暗示了中国宗教政策将发生变化。在某一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之前，当局总会利用某种方式释放出一些信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就是如此。

中国宗教政策的这个改变，以这些人的牺牲为代价：除了那些赴汤蹈火的宗教界人士外，还有一位重要的“推手”，他就是曾经被认为是中共政坛“明日之星”、现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但前途暗淡的潘岳。“9　11”事件后，潘岳在《深圳特区报》、《华夏时报》等报刊发表重新看待“宗教鸦片论”的观点，主张扶持正教。在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中，他指出，马克思对宗教的鸦片功能并无褒贬之意，只是列宁在解释时创造性地给加上了“麻醉”两字，说成“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令宗教被视为毒品。

潘岳认为，中共在取得政权之后，“一直以鸦片论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代价”。文章辩称，宗教具有精神补偿作用，具备心理功能、道德功能、文化功能，同时还兼具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比如，无神论和科学无法克服民众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却能够做到。结论是，必须建立新型政教关系，以利中共完成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潘岳这篇长文的目的只有一个：中共在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为了维护稳定，应该利用宗教来巩固统治。共产党要是还想在中国继续统治下去，就应该多一些朋友，少一些敌人。然而如此“善意”的建议，非但未能为他带来喝彩，反而令他付出沈重代价。为此，中共第2号人物李鹏极力反对把潘岳列入中共16大中央委员名单之中，甚至建议免除潘岳的现任职务。

同属“奏摺派”，但命运多舛

潘岳出身于解放军高级将领家庭，现年48，20年前就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局级干部，先后担任过《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后被提拔为国家体改办副主任，主管西部开发研究，又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他是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婿。过去，外界以为他的晋升与岳父有关。但他与刘华清的女儿刘朝英分居之后，反而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升为国家体改办副主任。

与被称为江泽民“化妆师”的王沪宁、专职政协委员（在中国独一无二）何新、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等中国当代思想新锐一样，潘岳也被认为是“奏摺派”之一。1991年苏联政变失败后，中国曾流传一份题为《苏联剧变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的长篇文章，被海内、外普遍认为是“太子党”成员实现接班理想后的“新政纲领”。他正是这篇文章的策划者（海外曾误传是陈元）。而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则被认为是陈元的纲领、何新的思想、潘岳的策划、王山的执笔。

去年2月，潘岳更向江泽民提交一份“万言书”──《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从头到尾贯穿着对中共历史的反省，被海外论者认为是一篇有相当理论深度的突破性纲领。从政治上看，这篇报告的角度显然着重于改革的操作性及可行性。其主张没有体制外政改“一步到位”的激进尺度。例如，报告完全没有平反“6　4”的主张，因为解决“6　4”问题意味着江、李体制的倒台，毫无推动政改的着力点。

据闻，江泽民读过潘岳的报告后甚为激动，立即批转政治局成员传阅；而对于同一时间出笼的、由极左领袖邓力群炮制的另一份“万言书”，江泽民则叫中宣部组织批判。面对中共的执政危机，江泽民也极欲为党寻找一个合法性存在的理由。潘岳报告似可解决这一难题。传江泽民下令拨款十万元给潘岳主持“东南西北经济研究所展开研究”，予以奖励。

只是到了当年3月，事情发生逆转，潘岳报告遭到封杀。北京高层调派广东副省长王歧山出任体改委主任，向他传达中央的批评，并责令他“立即停止这方面的工作”。至于封杀原因，有人说是因为党内极左派的发难，也有人认为，理论问题还是遵循邓小平的办法为好：不要争论，去做好就行了。实际情况则不尽然。如果拿他的《政改报告》与江泽民的“7　1”讲话相对照，就会发现问题所在。他的报告，有相当的篇幅围绕着“三个代表”这一核心，为意识形态合法性急遽流失的中共提供新的合法性论证。报告以西方现代政党政治为参照，否定之锋芒直指中共的“道统”和
执政方式，对“三个代表”进行了更为大胆、明确、激进的论证，与江泽
民“7　1”讲话相悖之处甚多。恐怕这才是它遭到始乱终弃之命运的原因
。

中共16大后有可能性咸鱼翻身

潘岳出任国家体改办副主任后，并不专心于他分管的西部大开发工作，而是组织北京、上海一批思想界人士，撰写一系列战略报告送交给中南海，被批“不务正业”。他的方案的基本思路是：中共原来是个革命党，以革命手段夺得政权后，未改变政治体制，仍以原来的革命手段治理中国，以致不能适应和平建设之需要，使矛盾积累日深，腐败日益严重，动乱因素正在发酵。有朝一日，任何一场社会冲突和经济危机都可能激发革命。故必须让“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前面，才能避免革命危机，使中共统治不致崩溃。

有意思的是，潘岳的这一观点同时遭到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批判。党内保守派份子纷纷上书江泽民、李鹏，说他想当“中国的叶利钦”。他们认为，他的政治方案表面上是在维护中共统治，实质上是在给中共的改造成为社会民主党提供理论依据。主张政治民主化的右派人士认为，他的政治方案实质上会阻碍民主化的进程，因为是维护江泽民、胡锦涛的现有统治，属于既得利益群体的思想纲领。海外民运人士甚至也把他的方案叫做“中共的救命方案”，例如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智囊人物包遵信，就在一篇文章里质疑：这哪是什　政改报告？分明是巩固和强化一党专政的新对策。

而相当一批中青年官员，以及主张渐进变革的知识份子，却对潘岳表现出极大兴趣。他们认为，他的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混合物，符合中国的国情，也将促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融合。事实上，江泽民理论中也有不少这样的色彩。例如江泽民“7　1”讲话中同意中共纳入私有企业家入党，他的报告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这也是当局没有将他“一棍子打死”的原因。

在中共传统上，政治上喜欢张扬、改革思想激进的人士，从来都是牺牲品。潘岳能否跳出这一“规律”，还有待观察。他的政治地位摇摇欲坠而不坠，当然与他的政治背景有关。他的身分横跨了“太子党”、“共青”两个阵营，与军方、胡锦涛（潘岳的“政治改革方案”，据说反映了胡锦涛的思路）、曾庆红等关系密切，又供职于朱熔基手下。从这个层面看，他咸鱼翻身的可能依然存在。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已成为中共政治改革的指标。倘若16大后启动政治改革，他很可能会受到重用，反之，他便会丢官，甚至会被驱离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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