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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大夫的“中式”生活

 2002-05-26 23:09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你到35岁了吗?如果你明天死了,你最大的死亡原因可能就是自杀!”这句惊世骇俗的话出自费立鹏--一位近20年来潜心研究“中国人精神卫生”的“洋大夫”之口。

   在采访他之前,记者想当然地将他和闲坐在三里屯酒吧中吞云吐雾,或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在各种晚会上活蹦乱跳地演绎着中国情结的“老外”扯在一起。想必这位“洋大夫”就算不会“演戏”,至少也该比较“现代”,而且风趣、幽默。谁知见面才发觉,这个“老外”居然严肃得近乎严厉,甚至还有些忧郁。

   采访时本想了解一些他在中国的逸闻趣事,但这位坦率的“洋大夫”却“跑了题”,情不自禁,甚至毫无保留地倾诉了许多他的烦恼。这些感受是那样的真实,真实得令人有些诧异与感动。一时间,记者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想他如果走在自己国家的大街上,多半会像那儿的空气一样,普通,但鲜活。然而他却选择了中国,也就意味着将体验一份只有在中国才会感受到的烦恼与快乐。记者遂放弃了最初的想法,因为突然觉得,这份真实的感受,其实远比那些所谓的“奇闻逸事”更有分量。

   “入乡随俗”不容易

   留着一头棕黄色卷发的费立鹏,高大、魁梧,眼窝深陷。一眼看上去,绝对是个“正宗”的加拿大人。但如果光听他讲话,那一口流利的中文又几乎让人忘了他是个“老外”。

   今年已52岁的费立鹏,看上去也就40来岁。在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上这样写着: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医学系副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客座教授、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

   1976年,16岁的他以一名留学生的身份随新西兰代表团第一次来到中国,想以此为“根据地”,好好研究一下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卫生”。1985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并决定长久定居下来。没想到,还没等他的新奇劲过去,不解与苦闷便扑面而来。也许对他来讲,“入乡随俗”真不是件快乐的事。

   “80年代来中国的外宾还不多,那时在偏远的小城市,行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新奇得不得了。看到我们吃饭,便在一旁议论,‘他们也会吃东西?’我听了很不舒服,很反感,觉得他们不礼貌。好在后来外国人来得多了,人们慢慢也就不奇怪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像头疼、感冒一样,时不时地就会凑过来折磨他一把。“当时我们住在外宾楼里,进出时总会有人问这问那的。西方人崇尚自由,很不习惯这种过分保护的做法,我们感到很不自在。”

   说起来,这还只是些小“花絮”,不足挂齿。真正让费立鹏感到难以接受的是,他总会在很多方面遭受到一些“特殊待遇” 。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买机票时就因为是外国人,便要多掏两倍的价钱;1994年之前用外汇券换人民币,比例也要低得多,“而我的工资并不比国内人高多少啊。”费立鹏感到不平。

   如今,费立鹏一家就住在医院的家属楼里。他没有私车,据说每次去大专院校讲课,往返都是乘“小公共”。而他眼下最苦恼的“家政大事”也跟很多普通居民一样--房子,“我想买附近小区的房子,可开发商不卖给我,说只有得到公安部门的批准后,‘老外’才可以买,但价格要比市场价贵出两三倍。”说到这儿,费立鹏一耸肩,一脸的无奈。

   像其他居民一样,费立鹏每天都会去摊上买农民自产的蔬菜与水果,“很新鲜,很好吃。”说起吃来,费立鹏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当时在长沙,市场上还没有花生酱、番茄酱、色拉酱什么的,我们只好托朋友从国外或香港带回来。后来中国经济搞活了,商场里的食品也多起来,我们每星期都去超市看看有没有新的西式食品,感觉特别兴奋,‘哇,又有新的!’发现的那一刻,高兴得不得了。”费立鹏说这是他印象中最快乐的事。等到1994年来到北京后,想买什么都能买到了,那份如同发现“新大陆”的兴奋便被冲淡了许多。

   和中国一起“变”

   就在国内人削尖脑袋,也要飞往大洋彼岸的时候,费立鹏却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中国--这个远不如自己国家富裕的地方。难道这个陌生的东方国家真有那么大的魅力吗?

   “对我来说,中国在精神科方面的研究比国外起步晚,我觉得来中国可能机会更多。另外,这二十来年里,中国的变化很快,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参与其中,我觉得很有意思。”没错,身为一名医生,一位“老外”,费立鹏这些年的确亲历了中国在很多领域,包括在精神卫生研究上的长足进步。尽管生活中有诸多不如意,但他似乎并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只是不解依旧,无奈照存。

   “在中国,不要说普通人,就是医生们对这门学科也有偏见,认为人的很多毛病都是‘思想问题’,而不是‘心理疾病’。”费立鹏说有一件事给他印象特深:“十年前,我在长沙工作,每次单位开运动会,我们那儿的小伙子都不愿参加,怕报出科室的名字后,找不到对象了。”

   作为一门“引渡”而来的边缘学科,精神科目前在国内医学界只能算是神经科的“小弟弟”,不仅地位不高,大夫的收入也相对较低。费立鹏对此很苦恼,但最让他搞不懂的是,为什么工作中时常会受到一些限制。“其实我研究的一些课题很有意义,医院也承认,却很难打破原有的资金分配制度,我没有足够的钱,怎么能继续下去?”对于国内早些年用人制度不活,很多有能力的人难以得到破格提拔,只能论资排辈的事,费立鹏也感到很费解。“有时候我也担心,有这么多限制,还要继续呆下去,是不是在浪费生命。也许换在别的国家,现在已经很有成就了。但我还算乐观,目前情况也比以前好了许多,我又看到了希望。”

   在与费立鹏的交谈中,记者感到,他在中国这些年的生活,似乎并不那么平坦。那种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仿佛一粒服错的药丸,令他浑身不自在,却又难以名状。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国内会有那么多大夫吸烟。其实吸烟本身就是个心理问题,可许多研究心理卫生的大夫却难以戒烟。这实在让人奇怪。我对同行谈起这事时,他们都笑话我。”费立鹏只能摇头,“在国外,如果大夫吸烟,才要被笑话。人们会认为大夫不用他的知识改变他的生存方式,是不尊重他的知识。”

   除了吸烟,国内生生不息的劝酒方式也让费立鹏很是头疼,“最怕的就是去东北,吃饭时主人一定要劝酒,而且非要你喝醉不可。我说够了,不喝了,主人就不高兴,觉得你这个‘老外’怎么这么‘牛’,太不给‘面子’了,不友好,甚至因此中断合作。”费立鹏一脸的无辜,“可是在我们国家,主人的职责是尊重客人的习惯,绝不会有人硬劝你喝酒。”费立鹏又感慨,“如果国内的人都不吸烟少喝酒,可以省下多少医疗费啊……”

   喜欢中国的“家庭观”

   1990年成家的费立鹏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妻子是个美国人,高挑,挺拔,留着齐耳的短发,眼睛如海水般湛蓝,笑容毫不吝啬地挂在脸上,感觉比费立鹏亲切得多。

   当问起他有没有关系比较密切的中国朋友时?费立鹏却反问记者,什么叫“密切”?“同一件事,我和中国朋友的看法却完全不同,难以产生共鸣。我有相处不错的中国朋友,但很难‘密切’。”

   似乎为了证明什么,费立鹏立刻联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老大的学校组织孩子们去动物园,当车开到关老虎的笼子前,司机突然从车里抓出一只鸡,扔进老虎的笼子里。孩子们在一旁兴奋地大喊,‘加油,加油!’。后来我老大无意中说起这件事,我们都吃惊地张大了嘴,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可我把这事说给中国朋友听时,他们却觉得很正常。但我的本国朋友听说后,根本不相信这事是真的。”费立鹏说他的老大也在一旁使劲喊‘加油’,并不觉得这事奇怪。看来,孩子很容易被“同化”,但大人想扭转观念,却没那么简单。

   突然想起张朝阳的一番感慨,大概意思是,在国外谋生的中国人,无论外语说得多“溜”,工作多体面,可面孔却总是苍白的。就好像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一样,表情也总是苍白的。那是长期无法融入当地文化,又得不到本土文化滋养而造成的“营养不良”。

   记者问费立鹏是否也有同感,费立鹏想了一会儿说,“还好。西方的文化太松散,而且家庭观念不强,但中国人比较重视家庭,这点很好。这也是我愿意留在中国的重要原因。”费立鹏说他现在回到加拿大,反而有点不适应,也很不满西方国家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倾向。”

   爱家在北京

   在南方生活的那几年,费立鹏尽管“中国话”已说得很“溜”了,但面对“鸟语”般的地方方言,仍是一头雾水,感觉像在学第二门外语。“这也是我下决心来北京的一个原因。来到北京后,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变聪明了,别人说什么我都能听懂。可一回到南方,我立刻又觉得自己变傻了。”

   年轻时跳过一阵现代舞的费立鹏,现在还很喜欢看芭蕾舞。“等孩子再大点,我会带他们去看歌剧、舞剧,现在不行,孩子太小,票又太贵。”说起两个孩子,费立鹏的眼中又多了些慈祥。

   “老大8岁,中文名字叫费思佳。老二5岁,叫费佳丽。”这俩名字怎么听都有点像《飘》中女主人公郝思佳和续集《思佳丽》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在费立鹏的办公桌上,立着一幅孩子们的合影,两个小女孩扎着中国式的小辫,头靠头,笑容比身后的阳光还灿烂 。

   每过几年,费立鹏夫妇就会带孩子们回趟“老家”,“她们特别羡慕那儿的表兄妹,因为这些孩子和她们的年龄差不多大,却没什么作业,每天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玩。但她们却不行,国内考试压力大,作业多,每次她们都不愿回来。”

   来北京后,费立鹏去过许多博物馆,“我对中国的文化发展很感兴趣。”但同时,他也“被迫”去过许多不喜欢去的地方,比如公园。“每次出差到一个地方,就会被安排去逛公园,我很不感兴趣。我的老大也不喜欢去公园,特别是游乐园,觉得人太多,在那儿玩是件不愉快的事。”

   虽然家人都在这儿,但要说自己一点都不孤独还是有些夸张。费立鹏说他抵抗孤独的最好办法就是拼命工作,充实生活。“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可以上网和朋友聊天,我爱人也经常用OICQ同她父母和国内的朋友聊天。”

   采访时,记者发现,费立鹏能非常自然地将一些词汇口语化,比如称大女儿为“老大”,称妻子为“爱人”。看来,时光荏苒,这个当年对中国两眼一摸黑,走哪儿都觉得哪儿不对劲的“老外”,现在真是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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