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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大夫的「中式」生活

 2002-05-26 23:09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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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35歲了嗎?如果你明天死了,你最大的死亡原因可能就是自殺!」這句驚世駭俗的話出自費立鵬--一位近20年來潛心研究「中國人精神衛生」的「洋大夫」之口。

   在採訪他之前,記者想當然地將他和閑坐在三里屯酒吧中吞雲吐霧,或操著半生不熟的中文,在各種晚會上活蹦亂跳地演繹著中國情結的「老外」扯在一起。想必這位「洋大夫」就算不會「演戲」,至少也該比較「現代」,而且風趣、幽默。誰知見面才發覺,這個「老外」居然嚴肅得近乎嚴厲,甚至還有些憂鬱。

   採訪時本想瞭解一些他在中國的逸聞趣事,但這位坦率的「洋大夫」卻「跑了題」,情不自禁,甚至毫無保留地傾訴了許多他的煩惱。這些感受是那樣的真實,真實得令人有些詫異與感動。一時間,記者心裏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想他如果走在自己國家的大街上,多半會像那兒的空氣一樣,普通,但鮮活。然而他卻選擇了中國,也就意味著將體驗一份只有在中國才會感受到的煩惱與快樂。記者遂放棄了最初的想法,因為突然覺得,這份真實的感受,其實遠比那些所謂的「奇聞逸事」更有份量。

   「入鄉隨俗」不容易

   留著一頭棕黃色捲髮的費立鵬,高大、魁梧,眼窩深陷。一眼看上去,絕對是個「正宗」的加拿大人。但如果光聽他講話,那一口流利的中文又幾乎讓人忘了他是個「老外」。

   今年已52歲的費立鵬,看上去也就40來歲。在他遞給記者的名片上這樣寫著:北京回龍觀醫院臨床流行病學研究室主任、美國哈佛大學社會醫學系副教授、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客座教授、世界衛生組織精神衛生處顧問。

   1976年,16歲的他以一名留學生的身份隨紐西蘭代表團第一次來到中國,想以此為「根據地」,好好研究一下第三世界國家的「公共衛生」。1985年,他再次來到中國,並決定長久定居下來。沒想到,還沒等他的新奇勁過去,不解與苦悶便撲面而來。也許對他來講,「入鄉隨俗」真不是件快樂的事。

   「80年代來中國的外賓還不多,那時在偏遠的小城市,行人看到我們,就像看動物園裡的猴子一樣,新奇得不得了。看到我們吃飯,便在一旁議論,『他們也會吃東西?』我聽了很不舒服,很反感,覺得他們不禮貌。好在後來外國人來得多了,人們慢慢也就不奇怪了。」

   在以後的日子裡,這種不舒服的感覺就像頭疼、感冒一樣,時不時地就會湊過來折磨他一把。「當時我們住在外賓樓裡,進出時總會有人問這問那的。西方人崇尚自由,很不習慣這種過分保護的做法,我們感到很不自在。」

   說起來,這還只是些小「花絮」,不足挂齒。真正讓費立鵬感到難以接受的是,他總會在很多方面遭受到一些「特殊待遇」 。比如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買機票時就因為是外國人,便要多掏兩倍的價錢;1994年之前用外匯券換人民幣,比例也要低得多,「而我的工資並不比國內人高多少啊。」費立鵬感到不平。

   如今,費立鵬一家就住在醫院的家屬樓裡。他沒有私車,據說每次去大專院校講課,往返都是乘「小公共」。而他眼下最苦惱的「家政大事」也跟很多普通居民一樣--房子,「我想買附近小區的房子,可開發商不賣給我,說只有得到公安部門的批准後,『老外』才可以買,但價格要比市場價貴出兩三倍。」說到這兒,費立鵬一聳肩,一臉的無奈。

   像其他居民一樣,費立鵬每天都會去攤上買農民自產的蔬菜與水果,「很新鮮,很好吃。」說起吃來,費立鵬終於露出了難得的笑容,「當時在長沙,市場上還沒有花生醬、番茄醬、色拉醬什麼的,我們只好托朋友從國外或香港帶回來。後來中國經濟搞活了,商場裡的食品也多起來,我們每星期都去超市看看有沒有新的西式食品,感覺特別興奮,『哇,又有新的!』發現的那一刻,高興得不得了。」費立鵬說這是他印象中最快樂的事。等到1994年來到北京後,想買什麼都能買到了,那份如同發現「新大陸」的興奮便被沖淡了許多。

   和中國一起「變」

   就在國內人削尖腦袋,也要飛往大洋彼岸的時候,費立鵬卻把自己的一切交給了中國--這個遠不如自己國家富裕的地方。難道這個陌生的東方國家真有那麼大的魅力嗎?

   「對我來說,中國在精神科方面的研究比國外起步晚,我覺得來中國可能機會更多。另外,這二十來年裡,中國的變化很快,作為一個外國人能參與其中,我覺得很有意思。」沒錯,身為一名醫生,一位「老外」,費立鵬這些年的確親歷了中國在很多領域,包括在精神衛生研究上的長足進步。儘管生活中有諸多不如意,但他似乎並沒有後悔自己的選擇,只是不解依舊,無奈照存。

   「在中國,不要說普通人,就是醫生們對這門學科也有偏見,認為人的很多毛病都是『思想問題』,而不是『心理疾病』。」費立鵬說有一件事給他印象特深:「十年前,我在長沙工作,每次單位開運動會,我們那兒的小夥子都不願參加,怕報出科室的名字後,找不到對象了。」

   作為一門「引渡」而來的邊緣學科,精神科目前在國內醫學界只能算是神經科的「小弟弟」,不僅地位不高,大夫的收入也相對較低。費立鵬對此很苦惱,但最讓他搞不懂的是,為什麼工作中時常會受到一些限制。「其實我研究的一些課題很有意義,醫院也承認,卻很難打破原有的資金分配制度,我沒有足夠的錢,怎麼能繼續下去?」對於國內早些年用人制度不活,很多有能力的人難以得到破格提拔,只能論資排輩的事,費立鵬也感到很費解。「有時候我也擔心,有這麼多限制,還要繼續呆下去,是不是在浪費生命。也許換在別的國家,現在已經很有成就了。但我還算樂觀,目前情況也比以前好了許多,我又看到了希望。」

   在與費立鵬的交談中,記者感到,他在中國這些年的生活,似乎並不那麼平坦。那種東西方文化、觀念的差異,彷彿一粒服錯的藥丸,令他渾身不自在,卻又難以名狀。

   「我不明白為什麼在國內會有那麼多大夫吸菸。其實吸菸本身就是個心理問題,可許多研究心理衛生的大夫卻難以戒菸。這實在讓人奇怪。我對同行談起這事時,他們都笑話我。」費立鵬只能搖頭,「在國外,如果大夫吸菸,才要被笑話。人們會認為大夫不用他的知識改變他的生存方式,是不尊重他的知識。」

   除了吸菸,國內生生不息的勸酒方式也讓費立鵬很是頭疼,「最怕的就是去東北,吃飯時主人一定要勸酒,而且非要你喝醉不可。我說夠了,不喝了,主人就不高興,覺得你這個『老外』怎麼這麼『牛』,太不給『面子』了,不友好,甚至因此中斷合作。」費立鵬一臉的無辜,「可是在我們國家,主人的職責是尊重客人的習慣,絕不會有人硬勸你喝酒。」費立鵬又感慨,「如果國內的人都不吸菸少喝酒,可以省下多少醫療費啊……」

   喜歡中國的「家庭觀」

   1990年成家的費立鵬如今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妻子是個美國人,高挑,挺拔,留著齊耳的短髮,眼睛如海水般湛藍,笑容毫不吝嗇地掛在臉上,感覺比費立鵬親切得多。

   當問起他有沒有關係比較密切的中國朋友時?費立鵬卻反問記者,什麼叫「密切」?「同一件事,我和中國朋友的看法卻完全不同,難以產生共鳴。我有相處不錯的中國朋友,但很難『密切』。」

   似乎為了證明什麼,費立鵬立刻聯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老大的學校組織孩子們去動物園,當車開到關老虎的籠子前,司機突然從車裡抓出一隻雞,扔進老虎的籠子裡。孩子們在一旁興奮地大喊,『加油,加油!』。後來我老大無意中說起這件事,我們都吃驚地張大了嘴,覺得非常奇怪,怎麼會有這種事?!可我把這事說給中國朋友聽時,他們卻覺得很正常。但我的本國朋友聽說後,根本不相信這事是真的。」費立鵬說他的老大也在一旁使勁喊『加油』,並不覺得這事奇怪。看來,孩子很容易被「同化」,但大人想扭轉觀念,卻沒那麼簡單。

   突然想起張朝陽的一番感慨,大概意思是,在國外謀生的中國人,無論外語說得多「溜」,工作多體面,可面孔卻總是蒼白的。就好像長期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一樣,表情也總是蒼白的。那是長期無法融入當地文化,又得不到本土文化滋養而造成的「營養不良」。

   記者問費立鵬是否也有同感,費立鵬想了一會兒說,「還好。西方的文化太鬆散,而且家庭觀念不強,但中國人比較重視家庭,這點很好。這也是我願意留在中國的重要原因。」費立鵬說他現在回到加拿大,反而有點不適應,也很不滿西方國家越來越嚴重的暴力傾向。」

   愛家在北京

   在南方生活的那幾年,費立鵬儘管「中國話」已說得很「溜」了,但面對「鳥語」般的地方方言,仍是一頭霧水,感覺像在學第二門外語。「這也是我下決心來北京的一個原因。來到北京後,我一下子覺得自己變聰明瞭,別人說什麼我都能聽懂。可一回到南方,我立刻又覺得自己變傻了。」

   年輕時跳過一陣現代舞的費立鵬,現在還很喜歡看芭蕾舞。「等孩子再大點,我會帶他們去看歌劇、舞劇,現在不行,孩子太小,票又太貴。」說起兩個孩子,費立鵬的眼中又多了些慈祥。

   「老大8歲,中文名字叫費思佳。老二5歲,叫費佳麗。」這倆名字怎麼聽都有點像《飄》中女主人翁郝思佳和續集《思佳麗》中女主人翁的名字。在費立鵬的辦公桌上,立著一幅孩子們的合影,兩個小女孩紮著中國式的小辮,頭靠頭,笑容比身後的陽光還燦爛 。

   每過幾年,費立鵬夫婦就會帶孩子們回趟「老家」,「她們特別羨慕那兒的表兄妹,因為這些孩子和她們的年齡差不多大,卻沒什麼作業,每天有充足的時間可以玩。但她們卻不行,國內考試壓力大,作業多,每次她們都不願回來。」

   來北京後,費立鵬去過許多博物館,「我對中國的文化發展很感興趣。」但同時,他也「被迫」去過許多不喜歡去的地方,比如公園。「每次出差到一個地方,就會被安排去逛公園,我很不感興趣。我的老大也不喜歡去公園,特別是遊樂園,覺得人太多,在那兒玩是件不愉快的事。」

   雖然家人都在這兒,但要說自己一點都不孤獨還是有些誇張。費立鵬說他抵抗孤獨的最好辦法就是拚命工作,充實生活。「現在網路這麼發達,我可以上網和朋友聊天,我愛人也經常用OICQ同她父母和國內的朋友聊天。」

   採訪時,記者發現,費立鵬能非常自然地將一些詞彙口語化,比如稱大女兒為「老大」,稱妻子為「愛人」。看來,時光荏苒,這個當年對中國兩眼一摸黑,走哪兒都覺得哪兒不對勁的「老外」,現在真是把這兒當成自己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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