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妈拿出两根火腿肠，塞到孩子手中，轻轻地说了声“去吧”。孩子飞似地跑了出去。大妈边收拾东西边告诉我：“这娘俩真可怜，孩子的妈病了很长时间，没钱治病，不到４０岁已经下岗了好几年，孩子他爸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没良心的！”
我买完东西刚要离开，一个女人揪着刚才那个小男孩的耳朵进来了：“你说，火腿肠是从哪里来的？你说啊”！孩子流着泪说：“真的是奶奶给的，是给你的。不信你问奶奶”！看到孩子委屈的样子，连我在内，三个女人的眼泪一起流了出来。
也是今年的一个晚上，还是隆冬时节，我们全家在一个餐馆吃饭，当我们就要吃完饭的时候，隔着玻璃出现了３个１０岁左右的小女孩，她们手里拿着玫瑰花，小脸被寒风吹出了裂纹，其中一个小女孩瞪大了眼睛，舔着张大了的嘴唇。当我的目光与她们对视的一刹那，三个小女孩齐刷刷地把身子转了过去。餐馆的服务员告诉我，她们都是从农村来的，经常隔着窗子看桌上的饭菜。女孩们那眼神，真让人受不了。我问：“她们进来要饭吃吗？”“不，从不进来要饭吃，到是有好心人会给她们一些吃的”。服务员说。
经济繁荣背后的隐忧
这４个孩子中，男孩来自一个下岗家庭，只能依靠低微的救济糊口。孩子妈妈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是等着姐姐到她家串门。三个小女孩的父母是离开土地的农民，因为土地已经不再能挣钱养活她们，她们的父母希望在繁华的大城市寻找生存的机遇，这些孩子进不了学校，整日流落街头，靠卖花的微薄收入贴补家用。也许人们困惑，为什么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却有一批人陷入新的贫困？
近几年，在先后两次受到世界性外部冲击的不利情况下，我国经济仍保持了宏观稳定、低通胀、高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进，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可以说，无论是人民的收入、家庭资产，还是国家的财富，都获得了空前的增长。这一时期被专家们一致认定为是我国经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快速增长和整体繁荣形成的反差，弱势群体的困境日趋显现出来，其绝对人数也有增长之势，相当数量的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弱势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越来越明显地感到缺乏安全感。
专家发出的警讯是强烈的：为了经济的真正崛起，中国别无选择地进行着世界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就别无选择地要化解可能形成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下岗”和“失业”的风险，而且必须有一整套对策，从积极的意义上减缓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不断拉大之势，将基尼系数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空间之内。因此，必须正视整个社会进步繁荣的背后，潜藏着的那些可能影响发展大局的不稳定因素。据专家提供的数据，中国正处在失业率急增的阶段，并且达到１９４９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城市，存在相当规模的下岗失业人群。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３１５９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减少１６４８万人，两者合计减少４８０７万人，相当于韩国的总人口，２０００年登记失业率达到３．５％，真实失业率可能更高。“十五”期间，中国将面临着劳动力持续增长和再就业规模不断扩大的挑战，全国有１５个省的５０％下岗职工难以实现再就业。乡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增加，目前已经达到１．２亿人。在近２０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营养状况有了普遍改善，但低收入群体的营养摄入量大多达不到标准。据专家计算，１９９５年贫困人口中热量摄入不足者大约为１／５。在农村，农民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４年下降（累计下降２２个百分点）而遭受大幅度损失，估计在３０００亿～４０００亿元；与此同时，农民各种税费负担愈来愈重，大大地降低了广大农民的福利。到２０００年，依然有３０００多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整体富裕水平提高和一个时期差距缩小之后，贫富差距又呈扩大之势，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悬殊，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三是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
城市贫困群体同样有扩大趋势。专家指出，１９９６年底我国传统民政系统定义的无收入来源、无劳动能力、无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为５０万人，到１９９７年底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简称低保对象）达到８９．２万人。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到２００２年１月底，全国享受低保人数达到１２３５万人，比２０００年年底增加了２倍，其中９０％以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全国没有纳入低保范畴的仍有约５００万人；２００２年１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１９９７年底的近１４倍。尽管其中包含着许多不可比的因素，显示出近几年政府在加大低保工作力度上所作出的前所未有的努力，但无论如何也反映了低保人群数量的扩大。据专家估计，２００１年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口）的上限为２３００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５％，月人均收入为２００元左右；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下限为１４００万人（其中２００２年低保人员１２３０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３％，月人均低保资金不足１００元（２０００年为５８元）。
为“转轨”付出代价
买火腿肠小男孩的妈妈是一个下岗职工，当早几年她下岗时，我国还未来得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她和她的家庭立即成为新的贫困人口，不仅失去了工资收入，原来享受的企业和政府的大量隐形补贴，如住房、取暖、交通等均随下岗而消失。他们与权力、金钱、热门行业无缘，遭遇风险的机会远远高于其他人。从１９９２年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目前仍处在攻坚、深化阶段，经济体制依旧在艰难转轨之中。旧体制沉积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彻底暴露出来，构建新体制需要攻坚的难点也愈发清晰，实现新的目标，需要进行各种探索，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社会中蕴藏的新、旧矛盾交织，其表现可能比转轨初期要尖锐得多。在转轨初期的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６年，原来长期受计划经济制约的企业主体迅速得到解放，马上就产生了一种爆发力，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缓和了过去的短缺矛盾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矛盾。目前，体制改革正处于转轨中期，改革所要付出的成本既高于转轨初期，又高于转轨末期。大致可以预见，在转轨末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会较为丰富，经济会有相当的发展，因而社会矛盾也不会太尖锐。问题是，我们如何处理和把握好转轨时期的闯大关、过难关中的各种矛盾。如果处理不好，一旦社会不稳定，将会使我们为之奋斗了２０多年的改革成果付诸东流。纵观世界转轨国家，自从转轨以来，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转轨经济衰退”现象，只有中国实现了“转轨经济增长”。如果从失业率看，我国无论是窄口径的３．５％登记失业率，还是大口径的失业率，在转轨国家中都仍处于中等水平。这对我们这样的地域广、人口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波兰，１９９０年失业率为６．１％，到２０００年已经上升为１７％；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分别从２．５％、１．５％上升为１０．４％、１８．６％。匈牙利、捷克分别从１．９％、０．８％上升为５．７％和８％。从收入不平等看，罗马尼亚贫困人口达４４％，波兰为１８．４％，保加利亚为１８．２％，斯洛伐克最低也在８．６％。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在农村有３～４％，在城市约有３～５％，两者相加约占总人口的７～８％左右。但是，我们更清醒地看到，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贫困人口线是以世界银行每天不足１美元所计算得出的数据，在其它转型国家均是按照４．３美元计算所得。因此可以看出：总体而言，中国属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转轨增长型”国家；且是转轨国家中失业率中等水平的国家，如果在现阶段不能采取有效的对策，中国可能跨入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国家的行列。社会转型是不可避免的，为转型也必须付出代价，但是，转型的代价不能全由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分担。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这些“弱势群体”承担的市场风险最大，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往往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免于这些风险，也没有能力对付由此带来的负面后果。他们对改革的新举措十分敏感，生怕自己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人们经常说的“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其实很大成分上是指他们，因为这种承受能力的极限正是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人们一直在讨论，改革成本的账单究竟由谁来付？政府与社会应不应该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利益补偿？我们已经看到了结论。
发展大局中的大问题
小男孩的妈妈不敢多看电视，除了看多了要多花电费外，看春节晚会上那些人穿的漂亮衣服，会勾起一阵心酸。她有时也从电视里看到党和政府给下岗职工送温暖。对她来说，她的温暖来自街道上那位发低保费的大姐。她每月到街道上去领低保费，有时碰到大姐不在，过两天大姐会亲自把钱送到家里。大姐来时总会给男孩买点小吃，并说：“我知道你在等钱用，不敢耽误，得马上送来。”为了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央高层已经并将采取更大力度，调节、公平分配全社会收入和财富，抑制和缩小收入差距。江泽民总书记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提出，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大大地提高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度”。江泽民总书记近期在讲到干部联系群众时指出，关心广大群众的利益，特别是要关心下岗职工、贫困人口的生活困难。他以历史兴亡的教训告诫全党，是否关心和联系这些群众，关系到人心向背，这是决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要素。在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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