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媽拿出兩根火腿腸,塞到孩子手中,輕輕地說了聲「去吧」。孩子飛似地跑了出去。大媽邊收拾東西邊告訴我:「這娘倆真可憐,孩子的媽病了很長時間,沒錢治病,不到40歲已經下崗了好幾年,孩子他爸也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沒良心的!」
我買完東西剛要離開,一個女人揪著剛才那個小男孩的耳朵進來了:「你說,火腿腸是從哪裡來的?你說啊」!孩子流著淚說:「真的是奶奶給的,是給你的。不信你問奶奶」!看到孩子委屈的樣子,連我在內,三個女人的眼淚一起流了出來。
也是今年的一個晚上,還是隆冬時節,我們全家在一個餐館吃飯,當我們就要吃完飯的時候,隔著玻璃出現了3個10歲左右的小女孩,她們手裡拿著玫瑰花,小臉被寒風吹出了裂紋,其中一個小女孩瞪大了眼睛,舔著張大了的嘴唇。當我的目光與她們對視的一剎那,三個小女孩齊刷刷地把身子轉了過去。餐館的服務員告訴我,她們都是從農村來的,經常隔著窗子看桌上的飯菜。女孩們那眼神,真讓人受不了。我問:「她們進來要飯吃嗎?」「不,從不進來要飯吃,到是有好心人會給她們一些吃的」。服務員說。
經濟繁榮背後的隱憂
這4個孩子中,男孩來自一個下崗家庭,只能依靠低微的救濟餬口。孩子媽媽生活中唯一的樂趣是等著姐姐到她家串門。三個小女孩的父母是離開土地的農民,因為土地已經不再能掙錢養活她們,她們的父母希望在繁華的大城市尋找生存的機遇,這些孩子進不了學校,整日流落街頭,靠賣花的微薄收入貼補家用。也許人們困惑,為什麼在經濟繁榮的同時,卻有一批人陷入新的貧困?
近幾年,在先後兩次受到世界性外部衝擊的不利情況下,我國經濟仍保持了宏觀穩定、低通脹、高增長,經濟效益明顯改進,大多數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增長,生活質量明顯改善。可以說,無論是人民的收入、家庭資產,還是國家的財富,都獲得了空前的增長。這一時期被專家們一致認定為是我國經濟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可能正是由於這種快速增長和整體繁榮形成的反差,弱勢群體的困境日趨顯現出來,其絕對人數也有增長之勢,相當數量的城鄉群眾特別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弱勢人群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越來越明顯地感到缺乏安全感。
專家發出的警訊是強烈的:為了經濟的真正崛起,中國別無選擇地進行著世界發展史上規模最大的經濟結構調整,也就別無選擇地要化解可能形成的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下崗」和「失業」的風險,而且必須有一整套對策,從積極的意義上減緩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不斷拉大之勢,將基尼係數控制在社會可承受的空間之內。因此,必須正視整個社會進步繁榮的背後,潛藏著的那些可能影響發展大局的不穩定因素。據專家提供的數據,中國正處在失業率急增的階段,並且達到194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在城市,存在相當規模的下崗失業人群。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九五」期間全國城鎮國有單位在崗職工減少3159萬人,城鎮集體單位減少1648萬人,兩者合計減少4807萬人,相當於韓國的總人口,2000年登記失業率達到3.5%,真實失業率可能更高。「十五」期間,中國將面臨著勞動力持續增長和再就業規模不斷擴大的挑戰,全國有15個省的50%下崗職工難以實現再就業。鄉村剩餘勞動力的持續增加,目前已經達到1.2億人。在近2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中,全國城鄉居民的平均營養狀況有了普遍改善,但低收入群體的營養攝入量大多達不到標準。據專家計算,1995年貧困人口中熱量攝入不足者大約為1/5。在農村,農民農業收入因農產品價格水平持續4年下降(累計下降22個百分點)而遭受大幅度損失,估計在3000億∼4000億元;與此同時,農民各種稅費負擔愈來愈重,大大地降低了廣大農民的福利。到2000年,依然有3000多萬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在整體富裕水平提高和一個時期差距縮小之後,貧富差距又呈擴大之勢,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公共服務水平與可及性懸殊,二是地區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極化指數迅速上升且達到歷史最高點,三是中國基尼係數明顯上升。
城市貧困群體同樣有擴大趨勢。專家指出,1996年底我國傳統民政系統定義的無收入來源、無勞動能力、無社會保障的「三無人員」為50萬人,到1997年底我國最低生活保障人員(簡稱低保對象)達到89.2萬人。據民政部最新統計,到2002年1月底,全國享受低保人數達到1235萬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倍,其中90%以上是困難職工和失業家庭成員;全國沒有納入低保範疇的仍有約500萬人;2002年1月我國城鎮低保人數是1997年底的近14倍。儘管其中包含著許多不可比的因素,顯示出近幾年政府在加大低保工作力度上所作出的前所未有的努力,但無論如何也反映了低保人群數量的擴大。據專家估計,2001年我國城鎮貧困人口(指最低收入困難戶人口)的上限為2300萬人,約佔城鎮人口的5%,月人均收入為200元左右;我國城鎮貧困人口的下限為1400萬人(其中2002年低保人員1230萬人),約佔城鎮人口的3%,月人均低保資金不足100元(2000年為58元)。
為「轉軌」付出代價
買火腿腸小男孩的媽媽是一個下崗職工,當早幾年她下崗時,我國還未來得及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她和她的家庭立即成為新的貧困人口,不僅失去了工資收入,原來享受的企業和政府的大量隱形補貼,如住房、取暖、交通等均隨下崗而消失。他們與權力、金錢、熱門行業無緣,遭遇風險的機會遠遠高於其他人。從1992年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我國的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已經進行了十年,目前仍處在攻堅、深化階段,經濟體制依舊在艱難轉軌之中。舊體制沉積的深層次矛盾、問題徹底暴露出來,構建新體制需要攻堅的難點也愈發清晰,實現新的目標,需要進行各種探索,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社會中蘊藏的新、舊矛盾交織,其表現可能比轉軌初期要尖銳得多。在轉軌初期的1992年∼1996年,原來長期受計畫經濟制約的企業主體迅速得到解放,馬上就產生了一種爆發力,因而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的增長,緩和了過去的短缺矛盾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矛盾。目前,體制改革正處於轉軌中期,改革所要付出的成本既高於轉軌初期,又高於轉軌末期。大致可以預見,在轉軌末期,由於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政府調控經濟的經驗會較為豐富,經濟會有相當的發展,因而社會矛盾也不會太尖銳。問題是,我們如何處理和把握好轉軌時期的闖大關、過難關中的各種矛盾。如果處理不好,一旦社會不穩定,將會使我們為之奮鬥了20多年的改革成果付諸東流。縱觀世界轉軌國家,自從轉軌以來,均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轉軌經濟衰退」現象,只有中國實現了「轉軌經濟增長」。如果從失業率看,我國無論是窄口徑的3.5%登記失業率,還是大口徑的失業率,在轉軌國家中都仍處於中等水平。這對我們這樣的地域廣、人口多、發展不平衡的國家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波蘭,1990年失業率為6.1%,到2000年已經上升為17%;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分別從2.5%、1.5%上升為10.4%、18.6%。匈牙利、捷克分別從1.9%、0.8%上升為5.7%和8%。從收入不平等看,羅馬尼亞貧困人口達44%,波蘭為18.4%,保加利亞為18.2%,斯洛伐克最低也在8.6%。中國貧困人口的數量,在農村有3∼4%,在城市約有3∼5%,兩者相加約佔總人口的7∼8%左右。但是,我們更清醒地看到,我國是發展中的國家,貧困人口線是以世界銀行每天不足1美元所計算得出的數據,在其它轉型國家均是按照4.3美元計算所得。因此可以看出:總體而言,中國屬於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轉軌增長型」國家;且是轉軌國家中失業率中等水平的國家,如果在現階段不能採取有效的對策,中國可能跨入世界上收入差距較大國家的行列。社會轉型是不可避免的,為轉型也必須付出代價,但是,轉型的代價不能全由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分擔。在市場化的過程中,這些「弱勢群體」承擔的市場風險最大,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往往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免於這些風險,也沒有能力對付由此帶來的負面後果。他們對改革的新舉措十分敏感,生怕自己處於更加困難的境地。人們經常說的「對改革的承受能力」,其實很大成分上是指他們,因為這種承受能力的極限正是在他們身上體現的。人們一直在討論,改革成本的賬單究竟由誰來付?政府與社會應不應該對他們進行必要的利益補償?我們已經看到了結論。
發展大局中的大問題
小男孩的媽媽不敢多看電視,除了看多了要多花電費外,看春節晚會上那些人穿的漂亮衣服,會勾起一陣心酸。她有時也從電視裡看到黨和政府給下崗職工送溫暖。對她來說,她的溫暖來自街道上那位發低保費的大姐。她每月到街道上去領低保費,有時碰到大姐不在,過兩天大姐會親自把錢送到家裡。大姐來時總會給男孩買點小吃,並說:「我知道你在等錢用,不敢耽誤,得馬上送來。」為了真正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中央高層已經並將採取更大力度,調節、公平分配全社會收入和財富,抑制和縮小收入差距。江澤民總書記在闡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提出,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大大地提高了人民對黨和政府的「政治信任度」。江澤民總書記近期在講到幹部聯繫群眾時指出,關心廣大群眾的利益,特別是要關心下崗職工、貧困人口的生活困難。他以歷史興亡的教訓告誡全黨,是否關心和聯繫這些群眾,關係到人心向背,這是決定一個政權興亡的根本性要素。在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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