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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纪实文学:情义无价--救助王军涛纪实(之二) 二、风波初起,义薄云天见真情

 2002-01-24 02:42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二、风波初起,义薄云天见真情

  肖远是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教师,88年出任华中师范大学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6·4”期间,他虽没有直接参与其事,却在时时关心着北京的事态和朋友们的消息。这几天,武汉很多熟识的朋友们都在互相打听,“有没有军涛的消息?”因为已有谣传:王军涛和王丹驾一辆面包车携机枪上了神农架林区,警方正在调部队围追……说得煞有介事,令人不安。正在这急切焦虑而又杳无音讯之际,蓦地传来一声熟悉的叫门声。

  惊喜交集的肖远立即下楼将王军涛迎进家门,轻轻关好房门(妻儿已睡下),两人在书房里迅速交换了情况,他们彼此早已坦诚相交无话不谈了。肖远告诉王军涛,L已于15日被捕,北京市公安局特地派人到武汉来搜查其家,肖恰被指定为见证人,亲眼目睹来人翻来翻去,只搜走了王军涛86年给L的一封信。肖远当时还问:为什么要搜此信?答:“王军涛是反革命,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是反革命窝子!”肖远还告诉王军涛,他当天下午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公安部的“内部通缉令”上有他和陈子明!

  中国七、八年一轮的政治运动以及运动的残酷性,已经使人们心有余悸,也长了不少“经验”。如果你是一个可能给人带来麻烦的人,在政治气氛紧张的时候,去熟悉的朋友或亲戚家,对方却着板脸说一句:“我不认识你,你找错人了!”将你拒之于门外,希望你不要见怪;如果你见怪了,说明你太不了解中国,也太不了解中国人。

  王军涛是个深谙人情世故的人,听到肖远所说的情况,立即起身,准备告辞。肖远一把拦住了他:“现在警察到处抓人,你怎么能走?我现在不受怀疑,而且有一个非常安全的地下养鸡场,你暂避几天再说!”面对这样肝胆相照的朋友,王军涛还能说什么呢?他思虑再三,终于同意留下了。

  肖远在朋友圈中素以古道热肠、仗义善良著称,这或许还有一点家族渊源。肖远祖籍四川,祖父萧中仑是位学而优却不仕的知识分子,老同盟会员,蜀中名儒;肖远的外公卢怀山,是成都北门的著名乡党--“袍哥”领袖,成都盐业总会主席。当年曾掩护遇险的刘伯承,为之治疗枪伤并结为义兄。卢老以豪侠仗义著称蜀中,当他于解放前夕去世时,城北父老披麻戴孝,十里相送;肖远的父母均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其父萧老先生从学生时代起就积极投身革命,为武汉大学地下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后任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主要助手,文革初期因此而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帮。当时才十几岁的肖远只身赴京上访,为李达、为父亲的冤案奔走呼号;肖远本人在下乡插队期间,又因赴京上访事被打成“5·16分子”,进“五不准学习班”隔离审查,在全公社大会上被批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家庭熏陶和个人经历,肖远一向光明磊落,铁骨铮铮,把“忠、孝、仁、义”奉为圭皋。眼下,朋友有难,岂能却之家门之外坐视不管呢?!连夜,肖远把王军涛送到了桂子山附近
的一个山洞里。

  这些山洞原是文革后期为“备战”而修建的防空洞,全部由水泥砌就,回廊曲折,设施完备,但多年以来一直闲置未用,88年底被肖远的开发中心租用来办养鸡场。这里冬暖夏凉,与世隔绝,对王军涛来说,正是得其所哉。

  肖远将王军涛(此时已化名“吴天”)安排在值班员的小房中,给他买来收录机和各种生活用品,安排下一个安稳舒适的小环境。为免人多口杂,肖远将原养鸡场的工人统统辞退,只留下绝对可靠的好友和助手,养鸡场的负责人X场长、S等。人手少了,肖远不得不每隔两天,便亲自来养鸡场为几千只鸡除粪清扫、扛运饲料,“吴天”也担负了每天夜里给鸡添食喂水的工作。

  在安全舒适而凉爽的地下养鸡场,王军涛十多天来疲惫紧张的逃亡生活得以放松和休整,养鸡场的朋友们负责照料他的生活,每天给他送饭,还宰杀肉鸡来款待这位“广场上的英雄”。王军涛又开始了他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他大量阅读近期的报纸,冷静地摘要批驳陈希同的讲话;肖远还为他提供了最新的党内文件--邓小平接见军以上干部的讲话,读后他又在思考草拟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同时他开始记录整理广场上那震撼世界的日日夜夜,总结经验教训。他还请肖远借来亨廷顿的名著《转型社会
中的政治制度》一书重温,思考为什么二战以来独立的国家从军人专政到文官执政的民主化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动乱,他要肖远尽量为他收集这些发展中国家领袖人物的传记,看他们是怎样处置这些问题的。

  刚到武汉那天,时间已晚,来不及详谈。现在,有了相对安稳的环境,兄弟俩几次促膝长谈。就自己目前的处境,王军涛说:“本来,我不愿躲躲藏藏的。开枪以后,我至少有两个机会可以出国,但都是一念之差,我坚持没走。我不想在国外搞中国政治,更不愿看到必须借助外国势力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倒不是我心胸狭窄,而是中国的国情与民情要求中国的仁人志士要有这种气度!早晚有一天,我会站出来讲明我的所思所言,所作所为,只要政府愿意按照法律程序了解事实真相。我只是不愿
意不明不白地被冤死--不论以‘制造动乱’为名,还是以‘争取民主’为名。因此,我想先将我的一切写好,留下来作证,然后再……”

  谈到国家局势,王军涛说:“我真担心,目前的理论和宣传如此悖逆现实,早晚要招致惩罚。这么大的国家,‘方寸’乱了,早晚还要出事。如果我最近看到的国民经济指标真实的话,那么经济形势在继续恶化。紧缩的结果,紧了供给,并加重了社会保障的包袱,很快就没老底可吃了……”

  自己尚处在危险之中的王军涛,在地下养鸡场的近二十天中想的说的尽是这样一些问题,使肖远深受感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军涛!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仁人志士重演“戊戌六君子”的悲剧!

  为了转移公安机关的视线,王军涛与肖远共同策划,王军涛写了封家信,佯称已到了陕西,由肖远派人秘密到西安寄发;

  王军涛非常关心其他朋友的安危,每天听广播。当听到刘刚被捕的消息,他非常沉痛地告诉肖远,那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好同志!并叮嘱肖远等长江汛期一过,就给老包(包遵信)送些钱去,他身上带的钱不多……

  王军涛与包遵信、王丹在芜湖时,曾在王丹一朋友处存放了一些钱物。到武汉后,他希望肖远能设法取回。肖远力主不要,认为此时宜静不宜动。但王军涛坚持要去,因为那是别人捐助的,他很看重,不能损失。同时为了长期坚持也需要这笔钱。

  东西要取回,肖远自己又不能动,正在为难之际,遇到了陈汉华。

  陈汉华是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的资料员,一位诚恳善良能干的姑娘,也是肖远等青年精英们的好朋友。当肖远将取物之事托与她并明确告之:此事有危险时,陈汉华勇敢地说:“不怕,我去!”一口应承下来,并且立即买好了去芜湖的船票。到芜湖后,那里的人告诉她,钱已被上海的朋友取走,陈汉华于是又一直追到上海。上海的朋友不仅交付了王军涛的全部钱物,还个人拿出1500元现金(对于89年靠工薪生活的教师来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60斤全国粮票,支援处于最困难时期的
王军涛等民运人士。上海朋友不放心一个女子身携这么多现款坐船旅行,一定要陈汉华坐飞机回武汉,于是用陈的身份证为她购买了飞机票。

  这一关切之举却留下了致命的隐患。

  6月25日陈汉华回到武汉,将王军涛存放的一万多元人民币兑换卷、两千多美元,以及上海朋友的捐助如数交给肖远。肖远按王军涛的意思要拿出三百元以示谢意,陈小姐坚决不收。在一切向钱看的世风之下,这位清贫的女教师表现出高贵的情操

  风云突变。7月2日王丹在北京被捕。王丹被捕后,他与王军涛等人“6·4”
的行踪已被公安机关掌握。公安机关以王军涛与王丹等人最后分手的安徽为线索,一路追查下去,顺藤摸瓜很快摸出了陈汉华。而此刻的陈汉华,已按肖远的指派去广州、深圳试探安排王军涛下一步避难的渠道并到海南寄发王军涛的第二封“家书”。


  自从在外电报道中听到王丹被捕的消息,肖远就做好了将王军涛转移的准备。他知道,或迟或早,自己肯定会暴露,他唯一担心的是军涛的安全。在目前这种紧张、危险、千钧一发的时刻,到哪里去找一个既信得过,又肯毅然承担风险的人呢?

  为此,肖远与王军涛在地下养鸡场研究了三套后续方案,由肖远亲自去一一安排落实,最后确定了其中一套方案,并对转移作了周密的安排。

  这期间,公安部门已得知王军涛6月17日前往武汉,于是大班人马将注意力聚焦到武汉。7月9日肖远在校内发现了那辆拘捕过L的白色警车。这是最危险的信号!当晚他们就用摩托车进行了一次转移试探,但一出防空洞,摩托车就被跟踪了。不行!……可是,已经盯到家门口来了,再不当机力断,随时可能出事,事不宜迟!于是第二天,7月10日,他们索性让王军涛戴上头盔,大中午坐在摩托车后大摇大摆地走。果然,出奇制胜,王军涛安全转移!

  肖远将王军涛郑重地交给了他的后继者,后者则表示,无论是于大义还是于亲情,自己都义不容辞,让肖远放心。

  回到学校,肖远立即对养鸡场进行了彻底清理,转移坚壁了王军涛的所有遗留物,不留下任何蛛丝蚂迹。当晚他又与王军涛一起制定了严密的攻守同盟。

  7月11日深夜,公安机关突然搜查了陈汉华家,拘传了包括陈年迈父母、妹妹妹夫在内的全家人,审讯了整整一夜。

  7月12日晨,肖远已知自己暴露,好在一切已安排妥当,可以放心了。他匆匆赶回武大,给父母买了几只烧鸡,向二老无言地告别,然后一如既往地来到科技开发公司,将公司近期该办的事列出清单,一一交待给自己的副手……他刚刚松了一口气,突然发现抽屉里还有一卷刚冲洗出来的王军涛的照片,他赶紧将其中王军涛本人的底片和照片剪下销毁,以免公安机关掌握王军涛清晰的近照,又将剩余的照片和通讯录交给自己的秘书保管,然后平静地等待着公安人员的传唤。

  上午,公安人员如期而至。由于早有准备,肖远遇事不慌,沉着应对。按与王军涛事先商量好的对策,他一口咬定:王军涛确在6月19日来过家中,但当晚就走了,走前给自己留下一个地址和工作证,委托凭此去芜湖取些钱物,于是自己就派陈汉华去了。东西取回后原封不动地放着,6月27日有一个陌生人拿着王军涛的条子来取走了东西,从此再也没有王军涛的消息……言之凿凿,从容不迫。他还交出了前天晚上二人设立“攻守同盟”时军涛写下的落款是6月25日的“条子”。公安人员无
懈可击。他们搜查肖远的家,连字纸篓里的小碎片也不放过,却一无所获。

  几乎与此同时,陈汉华在海南被捕。从她身上搜出了肖远给在海南的师弟杨X的一封信,导致杨X、黄XX成为怀疑对象,在海南被收审关押了三个月之久。期间,由于“态度不好”,杨X受尽皮肉之苦。甚至,由于肖远在信中提及自己的恩师、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周XX教授,致使周家无辜受累,两次被军警包围检查。

  对于陈汉华的被捕,肖远向公安部门一再严正声明:陈汉华完全是受他所托,陈本人不明任何情况,也不认识王军涛。要求立即释放陈汉华,由他承担全部责任。

  陈汉华被捕后,在证据面前,承认是肖老师委托她拿着“王小军”的工作证去取东西,别的她一概不知。

  大海捞针一样好不容易抓住了有关王军涛的一丝线索,公安机关岂肯轻易放过?于是继续不断地给陈汉华施加压力,陈汉华被逼得几近崩溃。这个刚烈的女子豁出一条命来,以绝食相抗。本来就瘦弱的陈汉华硬是把自己整整饿了一个星期,象秋风中的黄叶一样日渐枯萎,摇摇欲落。这时,公安机关也相信陈汉华不过是一个受肖远指使的小卒,于是在关押二十天后,将陈取保回家。但陈汉华却从此落下了严重的胃病,身体愈发瘦弱。

  肖远被关押在武汉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这是解放前军阀吴佩孚修建的旧监狱,狭小潮湿阴暗,关押的都是武汉市的大案要案犯人。白天提审犯人,脚镣拖在地上的“哗哗”声不绝于耳;夜深人静时,死刑犯、重刑犯身上的铁镣声清晰可闻。这样阴森冷酷如地狱一般的环境反倒激起了肖远“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豪情。他一有空就与同牢有文化的犯人谈诗论道,歌咏唱和,苦中寻乐。但是,每当更深不眠时,他的心便被对王军涛等人处境的忧虑深深地占据。当他得知师弟杨X无辜被捕时,深
深的自责使这个刚毅的汉子头一次在狱中向隅而泣……

  一年后,华中师范大学向全校教师传达了关于开除肖远的决定,文件指出:89年7月至10月,公安部门先后提审肖远总计六十余次,肖远不仅“态度恶劣”,而且“设计哄骗办案人员”,始终不透露有关王军涛下落的任何真实情况。

  这倒是没有冤枉肖远。

  7月12日深夜肖远被关进看守所后,第二天早上立即被提审。以后每天的上午、下午、晚上直至深夜,甚至到凌晨,一日三讯。武汉市公安局的预审员们对肖远进行了长达半个多月的疲劳轰炸式的突击审讯,处长、科长们轮番出动,连续作战。这是当局惯用的手法,多年来行之有效,这一次在肖远身上却失灵了。尽管预审员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唱红脸,有的唱白脸,威胁利诱,拍桌打椅,政策攻心,软硬兼施;以小证取大证,讹诈加欺骗……肖远始终咬死与王军涛定下的“口供”,千
回不变。预审员换了一批又一批,找不到一点破绽,也没有任何证据,线索到此就全断了。他们气恼,但还不敢对这位义正辞严的“总经理”动用刑具,倒是肖远反过来多次要求警方使用“测谎仪”。他那副坦坦荡荡的样子,真是将了公安局一军,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仪器,也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对手。

  三个多月。一百零五天。近六十多次的审讯。武汉市公安局没有从肖远身上得到一点有关王军涛下落的线索,相反越到后来,肖远倒常常在审讯上借题发挥,大讲王军涛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大讲这个“4·5天安门事件”的英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甚至象上课一样给这些司法人员讲解“无罪推定”的现代法律概念,有理有据地分析公安部门所谓“收审”法规的违宪性质,建议予以废止,预审员有时甚至都听迷了;他还活灵活现地编了一个王军涛可能藏在延安窑洞里的故事(那封寄自西安的家
信也起了配合作用),指出王军涛是延安扶贫办副主任,在那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致一个月以后预审员慎重宣布:经过我们的调查,王军涛没有到过延安--足足将公安机关的视线转移了一个多月!

  为了弄清陈汉华从上海带回的三个胶卷,预审人员又一次深夜提审肖远。肖远明确告诉对方:“是有三个胶卷,据说是天安门广场的现场照片,已冲洗出一卷。但由于此事涉及到其他人,而你们公安机关乱抓人,摆在面前你们就抓了杨X,所以不答应我的条件我不会交:第一不许抓人,第二凭我的条子去取东西,第三当事人签字说
明没有抓人。”

  参加预审的公安局某处长当即拍了桌子,威胁说:“你要晓得这里是什么地方!到这里来的人只有老实交待的份儿,没有哪个敢跟我们谈什么条件!”肖轻篾地一笑,再次把自己的条件重申了一遍,然后闭目吐纳,气定神闲地练气功,如此三天僵持不下。当局也是担心那些照片又被转走,终于答应了肖远的条件,双方签字画押。肖远这才写信让人取回了那些令他们大失所望的照片。

  这件事后,倒是改善了他与警方的关系。后来,公安部门改变了策略,对他这个大学教师采取了比较和缓和“信任”的态度。处长亲自出马,多次用讨论问题的方式请肖远帮忙分析王军涛离开他家后可能去哪里了。于是肖远也积极表现出“配合”公安机关破案的参与态度,给公安部门“指点”了武汉和外地的几个地方,有意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这番良苦用心居然也发挥了作用,他那诚恳合作的态度,使公安部门对他几乎解除了怀疑,而遍查武汉无下落,也使公安部门一度认为:王军涛不在武汉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出事了!

  那么,王军涛到底在哪里?不仅公安部门煞费苦心,王军涛在北京的朋友们也在
苦苦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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