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中国的官员和经济学家并不愚蠢，相对而言是极有头脑的阶层。只是因为社会体制的原因让他们无法正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封闭的社会缺乏正确的消息来源，政治上的忌讳又让他们无法真正涉及问题的本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大都是体制中人，属于政府的一员，面对这样体制下的经济学家和官员你还能指望什么？独立思考是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而且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社会学家，然后才能是经济学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经济学家重要的建议无法有效地转达到决策高层，而中国又不是一个很稳定的社会，采用西方的数学模型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结果，许多经济学家成为纯理论上的经济学家，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日本政府是由专业官僚维持的政府，专业技术人员在日本政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使日本政府的决策比较科学，能够顺应经济发展规律。但中国的技术官僚在政府决策上并无如此地位，才导致了政府决策的不断失误。
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是不可避免的，本来在一个世纪前就应该完成这个过程，但因为百年的动乱，中国错失很多良机，看看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学者讨论的经济问题和宪政问题，在讨论的本质上几乎都超过了现在的深度和广度。中国人民只不过是在时间的国度里原地里转了一个圈，又重新回到了起点。可怕的是这个起点比原来更低，付出的代价更大。
中国加入WTO，实际上就是另一种方式的革命。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数日前，中共某位高级官员终于第一次在对外谈话承认了WTO所触动的将是中国的整个社会体制，不管这个讲话是如何地羞羞答答，但对中共而言，这就是个历史的进步。事实上，WTO的涉入，已经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中共本不想触动的本质问题。这就是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问题。
我不是政治家也没有研究什么哲学，但有个基本的认识，就是制度的好坏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人性基础之上。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人的本性是大公无私的基础之上，而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人是自私贪婪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理解，孰优孰劣就可以一目了然。人可以暂时、表面化的大公无私，一旦牵涉到了个人的切身利益，并期望他长期牺牲个人利益时，怎么能指望他大公无私呢？马克思主义在一个世纪前有很多流派，其中一个重要的流派就是纳粹德国采用的国家社会主义，只是到了后来，以俄国为首的共产主义对这个德国实行过的臭名昭著的制度不再提起罢了，其实他们的祖宗都是一个。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都没有掩饰过对共产主义的厌恶，奇怪的是在美国反对共产主义最坚决的不是资本家，反而是共产主义理论中的当家人──无产阶级，美国的工人阶层。各位看看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最激烈的就是美国的产联劳联组织。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惧怕中国的劳工抢走他们的饭碗。在不久前，我见到一位来自大陆的官员，他就对我说：“目前的中国是无产阶级最壮大的阶段”。当时，我没有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于是问他：“中国正在向资本主义转型，怎么会是无产阶级最壮大的时候呢？”这位官员说：“你看大量的下岗员工全都失业在家，生活没有保证，怎么不是无产阶级在日益壮大？”
美国数十年一个基本的战略思想并没有改变，这就是要遏制共产主义国家，只有使共产主义国家消亡，世界才会和平，才会安定，才会没有独裁。俄国的解体就是美国长期战略的胜利。而用经济上的手段来战胜共产主义是上策中的上策。今日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世界环境，而且比起当年的俄国，情况更加严重。
中国加入WTO，经济上引进必然要带来制度上的变革，同样也会带来人民思想上的变革。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进入中国将不可避免。但问题是美国资本将怎样进入中国，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吸引大量的海外资本进入中国。然而，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真正的美国资本并没有进去多少，大量进入中国的资本主要是台港两地及海外华人的资本。美国的五百大企业尽管大部分在中国设立了办事机构，但真正投入的资本则几乎为零。也许有人会提到摩托罗拉，客观地讲，摩托罗拉正是在其面临破产的时候才进入中国，而中国的市场令它起死回生。如果不了解摩托罗拉的这段历史，就不能明白其投资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海外资本进入中国呢？其实很简单，中国的投资优惠政策可以说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但商人们，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更看重的则是中国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这才是症结所在。
中国加入WTO后，情况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WTO的原则已经将中国圈进了一个世界体系，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如果中国不遵守协议，就要面临着全体签约国的制裁。这样一来，投资的风险性就降低了很多，正是WTO才将中国绑上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战车。
从经济角度上看，中国的经济是个奇怪的经济混合体。一种充满了管制下的原始资本主义。需求和短缺同时存在，竞争与垄断一同并存，既无长期战略，也无短期目标，一切都以救火和敛财为要点，毫无规则和法制，为发展不择手段。在基层企业，没有发展计划，也不屑于投资与科技。在上层金融领域，以募钱解困为目的，全然不顾未来。百姓则走一步看一步，紧紧按住口袋中微薄的储蓄，以防止未来不测的命运。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欣欣向荣，一片繁荣，巨大的出口创汇率给经济注入希望。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则又是银行坏帐高达1/4，内债累累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
在网络上，我认识了两位大陆上市公司的朋友。一位是浙江的一家上市公司的少东，在QQ上我们谈过一些问题，我看了这家以服装生产为主业的上市公司网页后对他说：“以美国投资人的眼光看，你的公司不值一文，没有任何投资价值。”这说法引起他极度不满。其实，我的理由很简单，这家公司是以服装为主业，但其服装生产却没有自己的品牌，更不具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这一基本要求。而企业在服装市场上还没有占据一席之地却又投资印刷业，就更显得荒唐。更严重的是这两个行业都不是未来看好的行业，也不是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即便如此，假如能在其中一个行业占据一席之地，那么，这个企业还会有自己的发展前途。而这位企业少东的目标竟然又瞄上了房地产业。海外曾经流行过一种理论，这就是分散投资，多角经营。但这个理论有一个前提，就是企业本身是个基础雄厚的企业，在一个行业中已经占据一定的席位。如果连自己发家的行业还没有专业化，精致化，如何谈得上多元化？
另一位朋友也是在QQ上认识，是位于大陆新疆号称中国第九富翁的一家企业的一位主管官员。在谈话中，我的一个感觉是这家企业具有经济实力，但却没有自己的企业战略，不知道自己未来发展的目标，因为资本充足而到处寻找企业投资项目。我很难理解中国这种令人诧异的企业行为。在美国，上市公司都有一个发展计划，然后才能募集资本，在资本募集完成后按照计划完成自己的企业目标。但在中国好象企业募集资本并不需要什么计划，或者说是即使有计划，也可以在募集资本后不去实施，或者是这个计划根本就是欺骗股东的一张废纸。先将钱骗到手，然后再考虑企业怎么发展。这样的企业发展逻辑我是第一次遇到，也算是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
很多人对大陆目前的失业状况痛心疾首，但我个人认为很正常，这是大陆几十年错误经济政策的必然结局，是经济规律在社会上的一种滞后反映和结果。大陆在中共建立政权后采用苏联的经济模式，大量的工业企业建立起来，但却放弃了技术革命及竞争这一法宝。海外西方社会是自由竞争，每天都有大量的企业因为落后于社会的发展而倒闭，同时又有大量的新企业诞生，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和代谢。但大陆几十年没有优胜劣汰机制，积压的几十年垢弊怎能不让企业倒闭？中共刚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时候，由于眼界和思想的束缚，并没有进行根本性的经济革命，放弃了苏联的休克疗法，而是采取缓慢的经济改革。当时的中国由于是短缺经济，大量的商品短缺促使更多乡镇企业诞生，但这些乡镇企业并不是以技术革命和新的管理为主体，而是采用了更落后的技术和手段，大陆短缺经济的特点和体制上的漏洞曾使其快速发展，也就必然导致目前的迅速衰落。同时，政府对国有企业没有在体制上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企图以外界的经济竞争压力来促进企业的发展。但众所周知，体制问题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大陆经济的发展，私人经济和乡镇经济的发展怎么能在根本上对国企产生推动？其结果，中共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国有经济的原有规模，在经济政策上面左右摇摆不定。体制上的旧观念又促使政府继续对国企进行经济上的输血。到最后，稳定便成为唯一的理由。新的经济得不到资本和政策的支持，相反落后的经济反而成为扶持的对象。朱总理的国营企业三年解困政策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反映。而这个政策的失败，在其制定之初就已经注定，国有企业三年解困只能成为阻碍新经济发展的阻力，靠注射强心剂延缓生存无法解决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其实大家只要看看大陆的现状就会明白，带动大陆经济发展的并不是国有企业，也不是原来经过改造的国有企业，而是新兴产业。在西方企业是随时随地倒闭，但在中国是国有企业在一个短期内集中倒闭，是一种被经济规律逼使的休克疗法。如此情况下，中国出现大量的失业工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果说奇怪，更值得奇怪的是中共政府，明知国有企业的症结，知道这样一个落后的企业和机制无药可救，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金钱，为什么不大力发展新兴的产业，为什么还要对新兴产业进行技术和政策上的压制？
大陆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被动进行，就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第一步的改革是农业改革，所谓包产到户。第二步是合资企业，即工业经济改革。地三步是商业改革，也是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商业和服务业开放计划。但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失策是缺乏金融上的改革。早期的股票市场在国企步入泥潭之后，马上转变成为国有企业的救命稻草，成为国有经济的输血器，敛财工具。政策和权力的交织，使这个本来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面貌的新经济秩序的启动器，演变成黑暗的吸金器，一个投机取巧维护落后体制的救生圈。仔细观察过中国股市的投资人都会发现，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中国的股市都没有成为一个建立新经济秩序的发育器，更没有扶持一个代表新经济发展的企业。在美国，NASDAQ成为网络经济的发育器，但中国的股市却没有扶持一个自己的网络企业。相反是中国的企业得到了海外金融机构的扶持。再看看大陆的上市企业，又有几个企业的发展思路和技术是跟得上国际社会发展潮流？事实上，中国的上市企业连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五年发展计划的勇气都没有，更不要说制定二十年长期企业计划。中国的企业多在“摸着石头过河”，为眼前的利益和困境挣扎。我很难理解国人天天喊的古训：“人无远虑则必有近忧”为什么对那些企业精英不起作用，当各位搂着漂亮小姐尽兴的时候，是否会居安思危，是否会想到在未来几十年后，自己的孙女将被别人玩弄？
在美国和西方国家，投资是一项极为专业的工作。但专业并不意味着复杂和困难。你也许是个极为贫困的人，一旦你有了一个很好的主意和技术，你就可以找到一家顾问公司，请他们帮忙将你的想法写成一份专业报告，这家顾问公司会对你的设想进行初步的研究和调查，来论证你的设想是否可行。当然这家公司要收取你的一定费用，但你没有钱也不要紧，你可以与他们协商在设想完成或取得投资后再分红利给他们。当你取得了这家顾问公司帮你写的报告后，你就可以再寻找商业银行贷款，并告诉银行贷款经理你将如何完成你的设计，你的详细计划是什么。如果你不想贷款，你也可以到投资银行寻找投资，也可以给各种基金会写信寻找投资者。当你的计划被这些专业的投资人认可之后，你就可以和专业投资人进行更深入的市场分析和投资分析，更多的专业人员会帮助你分析你的投资计划，制定更加详细的投资计划和实施步骤，然后你要和投资人签定投资合作计划，完善你和投资人的分工与责任。这些工作完成后，你就可以拿到你要投资的资本，如果你的投资计划很好，很有发展前途，更多的投资人更愿意多投资于你。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安心去发展你的事业。当然，你可能需要在实施你的计划时要完全按照投资人的要求进行资本管制，你要符合他们的要求，你要按照你自己制定的计划进行，你有任何投资上的改变都要向投资人报告，毕竟你是在使用别人的钱来创业。这样的投资制度和规则让大多数贫穷的创业者能够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和专业的投资人经验和知识，迅速地让你个人成功，让你的才智在社会发挥，创造新的财富。完善的社会体制和专业分工更让创业成本降低，社会更容易进步和发展，创业的风险降到了最低。正是极低的社会成本才使更多的美国人成为世界的新富豪，才会让比尔．盖兹这样的人能够用2000美元在自己的车库中变成世界第一富翁。
数年前，我在大陆一个极为开放的保税区和朋友成立了一家进出口企业。从登
记注册到运营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花费近两万美元。据说这样的开办费还是低的。因为要销售医疗器材，所以要有注册商标，结果我们为了注册一个商标，等待了一年半。在商标等待期间，企业产品无法销售。全面陷于停顿之中。进口商品，海关还要提前交纳保证金，否则不准许进口。由于大陆的企业注册规定，尽管我们是私人企业，但仍然要聘请指定的审计师来审核我们的注册资本，而这些资本还要存在某一个指定的银行户头十五天。我一直就不明白，作为我个人的企业只要不偷税，你管我钱多钱少？你怎么能断定钱少就不能做生意？如果我在某个企业很有信用，企业愿意发放信用给我，我不需要钱就给我一百部汽车来销售，你怎么办？奇怪的理论和政策好象是对社会百姓和道德负责，事实上则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一种严重束缚和破坏，使社会成本增加，创业成本增加。在美国，你花几十美元就可以注册一家企业，但在中国就需要一万美元以上。而事实上，美国人花费的企业注册费只是他一个或几个小时的劳动所得，但中国的注册成本则是一个劳动者数年的劳动所得，成本差别之大，令人吃惊。而中国几乎为零的社会创业投资服务更使得创业者缺乏专业人员的辅导，更加大了创业风险，使得中国的企业发展更加落后，新技术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
投资专业化，在国际社会早已是一种成熟的行业和行为方式。但反过来看看中国，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投资都存在着一种盲目的非专业倾向，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专业的投资人，更没有成熟并了解国际规则的投资机构。中国的投资风险之大，损失之惨重几乎是举世罕见的。在美国，投资界有一句名言：“找上门来的不是生意”。也许各位并不了解这句话的含义，按照一般的规律，客人自己找上门来怎么不是生意呢？商场和企业做广告就是要客人上门，怎么金融界就不欢迎客人上门？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用记录，企业也是如此。如果你个人信用记录良好，想进行小型企业创业，但你自己的资本不够，你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良好信用到你熟悉的并为你服务的商业银行去贷款，用商业贷款来进行自己的创业，信用良好的个人在商业银行贷款几十万美元几乎是轻而易举。相反，当你想创建一个大型企业的时候，要投资千万美元甚至更多，这样一来，不管你以前的企业信用多好，你个人的信用多好，根据你自己的价值创造能力，你肯定无法在企业出现问题的时候偿还贷款和投资，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机构对你的审查就不能依靠你个人的信用或企业的信用来进行，你个人的信用相对几千万美元而言几乎是零，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专业人员对你的计划的评估和调查。所以，我在给一位网友回信的时候说：“在美国，你想借几十万美元，很容易，但你要有足够的信用；当你想借几百万美元的时候，即使你有很好的信用，你也很难借到钱，除非你想借几千万或更多。如果你想借几亿美元，只要你能提供一个好的计划，一个高人一等的点子，即使你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但你借到钱的可能性反而比你借几百万美元更高，可能会比你借几十万美元更容易。”同样，投资机构从客户那里拿到钱，理所当然的要投资，而且还要增值。投资给谁就成为专业投资人考虑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要分散投资，不能将全部的钱投资到一个行业上。但同样是一个行业，也有不同的经营目标和手段，也有好坏之区别。作为专业投资人，投资机构衡量一个企业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资金存量和周转期。资本本来就是商品，是用来赢利的东西。一个企业资本周转的快慢在同一行业中就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同样是出售服装的企业，由于竞争的原因，行业内的企业不可能存在巨大的利润差别，你的利润率可能是10%，另一家可能是12%，但绝对不会是20%。这样一来，资金周转的快慢就看出了这个企业的管理效率和赚钱的多少。同样，当你看到一个企业现金存量很多时，我们就可以基本判定这个企业管理出了问题。就如同上面我提到的大陆上市企业一样，他们面临的是有钱却不知道怎么投资。钱不投资运转怎么会赚钱？相反会浪费资本；而这些钱却又要向银行或股东支付利息或利润，这样的企业怎么会好？某次，我和来美国访问的一位中国企业家谈资金存量的问题时就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他的观点是，企业一定要在银行中保持三个月的资金存量，否则这个企业就要倒闭。如此观点在美国人眼中看来简直是笑话，如果各位查看一下美国的GE公司，可能大家不会相信这么大的一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企业在银行中最低存款只有数百万美元。很多的美国企业在平时的存款只够一周的周转，更多的是靠银行信用周转，企业在银行的存款只有数万美元，甚至是数千美元。一个企业只有将资金充分利用，周转到了极限，这样的企业才是好企业，才是具有真正管理水准的企业。如果一个企业的现金存量够三个月使用，那么这样的企业傻瓜也可以管理，有钱谁不会管理呢？真正的好企业是资金永远不够用，但在银行有很好的信用。同样，投资机构在看到了这些企业之后，当然愿意和这些企业建立业务联系，更愿意将资本投资或贷款给这样的有信用又保险的企业。而这样的企业又都是各个银行和投资机构希望得到并极力拉拢的客户，怎么会轻易转到你的名下？如果一个和你没有业务联系的企业或个人找你投资或贷款，在美国这个金融机构遍地，竞争激烈的国家里，有好的生意客户谁会轻易放弃？找到你门上来的企业或客户之所以要找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企业经营或个人信用出了问题，原来的业务银行或投资机构不愿意帮助他了。面对这样的客户，你怎能不小心？难道别的投资机构和银行都傻吗？好的客户会轻易放弃吗？所以，在金融投资机构中，就形成了上面所说的名言：“找上门来的不是生意”。从这点大家也会明白，为什么投资机构都不喜欢做广告，因为广告对它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你投资项目收益高，有钱的人自然会找到你，而且有钱人的圈子又很小，广告的作用远小于言传身教。在美国的金融投资机构里，大多都有一个客户部门，这个部门的主要作用就是寻找有钱人和好企业，将有钱人或好企业的资料买来进行分析，然后由专业人员根据其性格特征及爱好去游说，劝他成为我们投资机构的客户，相反对找上门来的客户则很少这样分析及接待。
东拉西扯谈了这么多，也许有人会问：“这和未来谁主导中国有什么关系？”讲了这么多的中美比较，其实关键的问题就只有一个，这就是成本问题。在现代经济社会，成本是影响一个项目及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当你和同一个企业或个人处在同一个起跑线时，成本就决定着你未来是否会成功。同样，中美之间的经济之战也由成本问题决定。一个社会的创业成本增大，就会严重阻碍科技的发展，也同样会阻碍企业的发展，更阻碍个人才智的发展。如此长期下去，竞争的结果不言自明。
中国加入WTO，海外资本必然会大量进入中国，但更有可能的是少量的启动资本先行进入，然后在中国利用海外企业的信用，大量吸纳中国的资本进行转投资。中国金融企业经营管理上的严重滞后和没有信用的表现，很难抵挡海外资本的侵蚀。有人曾讲过：“中国金融企业遍及全国各地，海外企业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其实，说这样话的人真的很愚蠢。金融企业投资是信用和智力而是不是资产。这和工商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即使是一个海外银行在全中国四千多个县，每个县建立一家储蓄分行，每个分行的投资也不过十万美元，总数也不会超过数亿美元。如果以滚动投资进行，可能只需要几年时间，几千万美元就可以垄断整个中国的金融。当国人知道政府的银行坏帐高达1/4，而海外银行的坏帐只有3%的时候，你还能保证国人愿意将自己的一生储蓄放到国有银行中吗？更可怕的是，海外的保险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将从根本上建立自己的基金。然后将收集的民间闲散资金按照西方的标准投资到他们喜欢的企业之中。
我在BBS上曾看到有人说：“美国人的投资银行目光短浅，参与WTO谈判不如保险业积极，结果美国的保险业得到的好处多，投资银行得到的好处少”。其实这样的论点只能说明他并不了解美国的金融行业，也不懂美国的金融运作方式。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投资人都愿意投资到自己认为保险可靠的企业中去，当利润水平相当的时候，更愿意投资到本国的企业而不是海外企业。美国人也同样如此,而且美国本身就是世界第一资本输入国，根本就不是资本输出国。海外保险业进入中国是金融界进入中国的第一步，海外保险业会将大量的中国资本集中，形成拥有大笔资金的基金，而这个基金一旦形成，就会招来专业投资人或将基金参与投资银行进行再投资。美国企业进入中国，靠的不是资本的力量，而是信用和品牌。一旦需要资本，一个世界级的著名企业就会有更多的银行和投资机构愿意借钱或投资给它。当进入中国的海外保险业聚集了大笔资金，在中国逐步形成正规合乎国际标准的投资市场和环境时，海外的投资机构自然而然会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国，没有钱，谁会进入中国？当基金市场和股票市场成熟的时候，你不想让投资机构进入都不行，投资机构不是不想进去，而是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让投资机构进去的时机，金融界的分工也不允许它提前进入，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旦海外的投资机构大量进入中国，中国的企业就会面临一个危险的境地。在同样的投资项目中，中美企业之间的信用差别和管理差别就成为投资机构和银行考核目标。作为一个投资人或银行，谁又愿意将钱投资给一个不熟悉国际规则，没有良好信用，实力不足的企业呢？美国企业当然是最好的投资目标。毕竟赚钱才是投资人和银行的根本，爱国和民族主义能让企业放弃赚钱吗？这样的结果就是，海外的企业将得到更多的资本支持，中国企业越来越难得到银行和投资人的支持，长期下去，一个可怕的现象就会出现，企业越来越变得美国化，更多的经营和管理思想美国化，中国企业不得不成为海外企业的附庸，否则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投资机构和银行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或贷款，就会在某种不自觉的程度上压制中国的本土企业，防止自己投资的或贷款的企业面临更严重的竞争。而产业和技术上的竞争，又强迫海外金融机构全力支持投资中国的跨国企业，否则他们的损失就会转嫁到投资机构和银行本身。如果中国的社会体制不进行根本上的转变，本国企业和国民创业成本将更加高涨，新思想，新科技很难发展。中国的未来就会全面陷于被人控制的悲惨境地。
表面上，中国的法律不可谓不多，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几乎毫无用处。东拼西凑不说，相互还矛盾制约。在执行上更没有任何可以依据的具体条例，看着面面俱到，实际无一可用。在最根本的利益上不是保护国民而是保护企业和政党。如果说，大陆的企业全部是国有还情有可原。问题是当企业界形成一个强势的海外团体时，保护的就不是国有企业了，相反是在损害弱小但广大的民众阶层。
每个企业家的最大心愿都是赚钱，将自己的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这样的心态本没有错，不具备这样的心态的人就不会成为企业家。要想成为最好的企业，企业家就要使用一切手段来发展自己。企业团体进入政治就会成为现实问题。不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西方国家，金钱参选早已经不是秘密，企业在国会和政府中寻找代言人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而议员本身就要为代表的团体讲话，为他们争取权利。海外金融和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怎么会不在政府中寻找自己的代言人？怎么能不关心中国的政治？怎么会漠视自己的利益？如果西方企业家真的这样纯洁，恐怕就不会有什么院外游说，更不会为中国的现任官员子女设立专门的美国留学基金了。政治离不开经济，企业家永远都离不开政客。想指望每个企业家都是不问政治的纯洁正派人士，简直就如同你想在活着的时候见到上帝一样困难。各位看看香港的各位大亨，他们有几个没有进过监狱？又有几个没有官司？又有几个不是政客的好友？
在政治层面上讲，任何西方政党和政府官员都要对众多的民众负责，毕竟他们才是选票的主要来源。政府在企业强势团体和民众弱小团体之间要求得一个平衡。中国政府因为采取的制度和多年的体制原因，政府成为企业的所有者，也是强势团体的代言人。这样一来，制定的政策和法律就难免袒护企业和强势团体，最好的理由就是“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公共财产”。但问题是，中国加入WTO，全面的开放已经使中国的国有经济处于少量的地位，如果仍然延续过去的制度和法律，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保护强势团体打压弱势团体的不公。目前中国面临的各种抗争实际上已经将中共推上了与人民对立的局面。用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的现状是一个猎人面临着一群狼，相互对峙。狼虽多，但还不至于饿死，猎人不怕是因为手中有枪。问题是，当这群饿狼再没有任何食物的时候，就有可能奋不顾身去和猎人拼命。猎人本希望能从外面找些食物给狼吃，让狼们能暂时忘却饥饿，但如果找来的不是兔子而是老虎，那么这个猎人就会更加危险。
中国加入WTO，买办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很快就会形成另一个强势团体，这个团体将成为中国精英的主要部分。他们不会为衣食住行担忧，他们会很快接受西方的经验和知识，对缺乏教育贫困的劳工阶层将更加不屑一顾。这个阶层将更愿意参与政治，参与中国的决策，也会影响中国的未来。当年的墨西哥和今日的阿根廷都经历了这一个阶段，长期发展下去，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固的利益团体，一个政治经济紧密结合的精英阶层。相互利用和利益的驱使会更促进这个阶层的合作。最后因为面临着群狼而又不得不为自身利益压制饥饿的群狼。这样一来，中国就会形成一个阶层严重分裂的国家，一方面是繁荣的都市，不亚于西方最发达国家的消费；另一方面是没有社会保障，缺少教育和训练的贫困劳工。整个中国要靠高压的政治管制和严密的社会控制来保证这个社会的稳定，保护这个精英阶层的利益和存在，并以发展经济为口号，用损害百姓利益的手段吸引更多的投资，按照企业家的要求来制定政策，以解决更多的就业来缓解社会压力。由此形成一个越来越严重的恶性循环。
在1996年，我接待一个大陆乡镇长的考察团，其中一个镇长对我说：“你可以找些人到我的镇里投资，谁也不会捣乱。只要你能发工资，交税就可以。”
我当时问：“如果是造假的企业怎么办？老板欺负员工，乱来怎么办？”
这位镇长说：“造假也没有关系，我那里的企业有几个不造假？我要是不让他们造假，他们早就跑了，企业跑了，我怎么安排人就业？乡亲们没有饭吃可不是闹着玩的，真会揍你。至于老板欺负员工，只要不出大问题，我都能帮你搞掂，治理他们还不是简单问题？谁敢将老板吓跑，我就让谁回家喝粥……”
坦率地说，这位镇长是个极有胆识的年轻人，他说出的问题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具体面貌。一个镇长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共领袖们面临的问题。在这样的体制下，既要面对经济发展的竞争压力，又要保证人民的就业压力，你怎么还能让他站在一个独立和公正的地位？因为镇长不是民选，他可以不对百姓负责，而百姓是弱势群体，欺负他们远比管制强势的企业更有效。而且，压制了百姓扶持了企业对地方经济反而有利，这样的作法有什么坏处呢？而正是这样的思维和体制，政商结合怎么会不成功？一旦这样的政商结合，利益的驱使就会成为主导中国未来的主要政治势力。
中国加入WTO。海外跨国公司的进入，必然的结果就是政商结合。当中国金融全面失陷，会更快地加速中国政治上的转变；利益集团的形成将更难保证中国民主化的全面实现，新的利益集团势必会成为阻碍中国民主进步的新阻力。也许中国的经济政策更开放，更加透明，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民主就可以实现。墨西哥和阿根廷都几乎是照搬美国式的经济制度，但由于政治体制上全面革新的滞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忽略了政治上的改革，结果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形成了一个政治上的精英阶层，一个反对全面民主的利益集团，一个政商结合，无视百姓利益的伪民主团体。
一位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个说法，到美国去的人爱美国，到日本去的人恨日本。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去中国访问，短期回来之后很喜欢中国，但长期驻扎在中国或在中国学习生活过的人反而不喜欢中国。我认识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家住洛杉矶的富乐屯市，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有家族关系。这位女孩读中学的时候有几位中国同学，后来就到中国北京学习了两年中文。原来非常喜欢中国的女孩在回到美国后，反倒成为抨击中国最强烈的人，这让我很奇怪。一天，我与她聊天，我问她：“你对中国人有什么印象？”
这位女孩说：“中国人很勤奋，但他们是人格分裂的民族，非常的虚伪。”
我听了很吃惊：“你怎么这样看中国人呢？”
女孩说：“我在北京读书，认识很多中国人，他们都是人格分裂的人，从来不和你讲真心话。”
我又问：“你是否可以举个例子说明？”
女孩说：“我在北京认识很多男孩，他们都很喜欢我，也向我示爱，于是我就接受了。当我们做爱之后，这些男孩就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们表面上对我很好，很有礼貌，但在背后却将我当成妓女。如果你不喜欢我或者偏爱男人的炫耀，但你不能侮辱我，将我自己的隐私都讲出去，还对别人装成自己是个爱国者，在我身上完成了复仇的任务。你说他们的人格是不是分裂型？他们在表面可以讲一套，但转过身去马上就换成了另一个面孔，这样的民族是病态的民族……”我听了之后曾感慨了很长时间，类似这种事情我见到过很多次，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美国人长期住在亚洲就会讨厌这些亚洲民族，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前几天，中文BBS上发生了几件风波，有很多朋友来信劝告我不要插手吴征杨澜事件，更有人警告我说，你一旦插手，就会将自己牵连进去，而且会惹很多麻烦。其实，在这个事件中，我只是讲了一些真话。至少我觉得，吴征和杨澜并没有什么错，有错的是中国这个社会制度和体制，是体制和制度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机会，他们只不过利用了这样一个机会，为自己创造了财富。但是，他们在中国同样也创立了一个事业，一个别人没有开创的事业，将西方的资本手段引进了中国。事实上在香港有很多上市企业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早年的中信泰富，首长四方，粤海投资哪个不是如此？吴征杨澜只是步他们的后尘而已，换的也只是企业的内容，手法并没有任何改变，但个人的暴富却引来了极大的争议。既然有违大陆的传统道德，大家为什么不去揭露这个体制呢？难道揭露了吴征和杨澜就能改变这个体制吗？从经济角度上讲，吴征杨澜的做法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企业战略。中国和美国不同，网络技术的发展是要赢利，美国社会有完善的货物配送系统，良好的信用机制，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成了美国网络销售的发展。相反中国的社会没有这样的配套工程，网络经济就很难如同美国一样发展。但网络不赢利就会被淘汰，中国的三大网络门户面临的都是非常严峻的局面。吴征和杨澜提出的网络宽频与文化相结合的整合方案恰恰是中国网络经济的一个出路，网络可以带动文化事业，而高赢利的文化事业又可以挽救网络经济，这种作为有什么不好呢？相反各位看看其他几家网络门户，他们又有什么出路，有什么自己的发展方向？还不是在苦苦挣扎，盲目地等待时机？难道只有海外的雅虎和美国在线收购了中国的网络门户时，我们才会高兴？我们为什么不能扶持几家中国自己的高科技企业？难道文凭真的那么重要吗？香港的李嘉诚有博士文凭吗？台湾的王永庆有大学文凭吗？难道钓鱼岛事件比不上吴征杨澜重要吗？我不想讲太多的民族劣根性，但华人内心世界应该修正的东西实在太多，而这些民族性中的糟粕也正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严重阻碍。
中国加入WTO，国际社会就会有更多的信息和行为方式进入中国，但中华民族内部深层次的抗拒是否能对西方文明完整地接受和容忍，便成为中国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也许很多国人不会抗拒改革，甚至鼓励改革，但是，一旦改革触及自己的利益和思想深处的东西时，国人是否就马上变成改革的反对派呢？中国人的两面性使很多人丧失了独立的人格，成了一个虚幻的梦想家，甚至以诋毁和狂妄来麻醉自己。因为网络可以隐去自己平时的面孔，结果一些人就变的赤裸裸，将国人的丑恶暴露无遗。到处都是一副无耻短视，狂妄自大的面孔。
经济不会马上改变中国，但经济却会侵蚀政治和传统。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挖肉补疮的办法已经不能再修补体制上弊病。事实上中共改革开放二十年一直在尽力修补体制上的创伤，以挽救国有企业。但结果如何呢？我们可能会嘲笑俄国的休克疗法让百姓痛苦了十年，但是，也许过二十年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施行的救火式改革让我们半休克了二十年，并给我们的未来带来更多的痛苦，也并没有让休克远离我们的生活。辽宁的工业大倒闭不是休克疗法的变种吗？当新的社会发展方式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历史不会被人阻挡，尽管他可能会延缓历史的发展，但这不是以某个政党和个人利益所能改变的。金钱的力量可能会比说教和某种主义更有诱惑力。海外资本的进入，是某种主义能阻挡得了的吗？
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与经济紧密结合，时机固然重要，但我们怎么能够巧妙地顺应民众的要求，让中国人民少些痛苦，不再面临战争的恐惧，顺利地转型，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思考的问题。当我们将经济主导权出让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想到新的垄断阶层马上就会出现？当这个权力和利益紧密结合的利益团体稳固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能指望他们给我们送来民主和自由？难道我们真的指望海外的资本家们能给我们送来民主和自由吗？各位是否知道什么是资本的本性？大家是否了解中华民族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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