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大腕》公映第一天的晚上8点30分,市公交分局刑侦队会同新闻出版局在丰台区大红门查获8000多张盗版《大腕》光盘。这些盗版盘是从一辆白色中型面包车上截获的,车中共有5个纸箱,里边装满了还未分装的盗版《大腕》光盘和包装盒。车上的两人称自己只是搞运输的,并不知道盗版《大腕》的来龙去脉。经鉴定,查获的这批盗版《大腕》不是枪版的,图像比较清楚,没有出现电影院里晃动的人影和笑声。
《大腕》制片主任陆国强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前的贺岁片《一声叹息》、《没完没了》在公映两周前就发现“盗版盘满天飞”。《大腕》此次公映前,筑起了非常严密的盗版防线,不管是电影局审片、新闻发布会,用的都是惟一一张拷贝。这张“宝贝”似的拷贝白天就没离开过冯小刚的身儿,就是晚上,也是放在冯小刚的卧室里。陆国强坦言,《大腕》公映前防盗版工作做得相当成功,但是自本月17、18日起,《大腕》陆续在深圳、广州等地上映后,全国各地分别有200多张拷贝,盗版也就防不胜防了。“不过,盗版多是枪片,效果很差,还比正版盘少了30分钟左右的导演访谈、演员拍摄花絮等内容。”
记者也从非法光盘的有关检查部门获悉,大片的非法光盘主要来源于东北、南方等地的地下生产线,或者是有个刻录机就能开工的“家庭作坊”。以地下生产线为例,成本相当低,平均到每张盘上不足2元,一条生产线一天至少生产3万张非法制品,一条生产线每天的纯利高达几万元。正是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不少犯罪分子铤而走险,大量生产、贩卖非法制品。
而“家庭作坊”操作起来更为简单和隐蔽,刻录机在一些批发市场上很容易买到,刻录的“样本”也只需一张非法盘,刻录的速度却相当快,一分钟就能刻两三张,而且一个工人可以同时操作好几台机器。 (王旭 席缨辰)
今天,《北京青年报》就盗版问题发表评论员(蔡方华)文章,全文如下:
尽管冯小刚百般防范,电影《大腕》的高质量盗版碟还是流向了市场。更让人感慨的是,虽然抓住了两个“搞运输的”,却没法顺藤摸瓜找到盗版的源头。无论是冯小刚导演还是打击盗版的人士,谁也说不清已经有多少盗版光盘流入了老百姓的手里,又有多少光盘还在“路上”,《大腕》的票房会不会因为这些盗版碟大受挫伤,谁的心里也没底。
打击盗版,至少已经嚷嚷了十多年,但收效并不让人满意。很多著名的盗版案件,往往是抓住了“搞运输的”和“转大街的”,但幕后的大鱼却始终没有被网住。要说到原因,无非有两条,一是那张网可能还不够大、不够密实,二是撒网的人不够勤奋。按照通常的做法,抓到贩卖盗版光盘的不法分子之后,一般是查抄和罚款,别的惩罚措施就难于实施了,就是想要打击得更严厉一些,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可以援用。此外,负责打击盗版的机构很多,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都是“责无旁贷”,但是执法者一多,也就带来了一些弊端,那就是罚款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但追踪查源的工作往往被不经意地漏掉了。如果不能打掉制假的窝点和贩运的网络,只是抓住了一些小鱼小虾,怎么能够说得上是打击了盗版呢?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打击盗版就是保护创作者的知识产权,说白了,就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版权收入,推理下来,打击盗版是为“少数人”服务了,而更多的人则看不到便宜的影碟、用不上便宜的软件了。这个观念在不少执法者的脑子里也很有市场,并因此削弱了撒网的热情。
但是,只要对软件业和文化产业的现状稍有了解,我们就会发现,盗版的猖獗极大地减缓了我国在这两个领域的发展速度。以2000年为例,中国软件业总产值238亿人民币,还不到印度的一半。而拖了软件业后腿的,就有盗版的“功劳”。中国入世之后,文化产业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本土文化能不能通过文化制品得以发扬光大,是许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好莱坞称霸世界电影市场,一个重要的支柱就是其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比较有力,电影商能够从投资中获得巨额回报。反观我们自己,由于盗版的影响及其他因素的制约,这些年电影市场始终没有回暖,很多电影导演改行拍起了电视剧,好不容易出了个有点票房号召力的冯小刚,又被“搞运输的”折腾出了心脏病。以这种局面去应对人家的“文化霸权”的挑战,其后果可想而知。
由此看来,打击盗版并不就只是保护了冯小刚们,保护了软件公司,实际上也是在保护国家的利益。
《大腕》制片主任陆国强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前的贺岁片《一声叹息》、《没完没了》在公映两周前就发现“盗版盘满天飞”。《大腕》此次公映前,筑起了非常严密的盗版防线,不管是电影局审片、新闻发布会,用的都是惟一一张拷贝。这张“宝贝”似的拷贝白天就没离开过冯小刚的身儿,就是晚上,也是放在冯小刚的卧室里。陆国强坦言,《大腕》公映前防盗版工作做得相当成功,但是自本月17、18日起,《大腕》陆续在深圳、广州等地上映后,全国各地分别有200多张拷贝,盗版也就防不胜防了。“不过,盗版多是枪片,效果很差,还比正版盘少了30分钟左右的导演访谈、演员拍摄花絮等内容。”
记者也从非法光盘的有关检查部门获悉,大片的非法光盘主要来源于东北、南方等地的地下生产线,或者是有个刻录机就能开工的“家庭作坊”。以地下生产线为例,成本相当低,平均到每张盘上不足2元,一条生产线一天至少生产3万张非法制品,一条生产线每天的纯利高达几万元。正是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不少犯罪分子铤而走险,大量生产、贩卖非法制品。
而“家庭作坊”操作起来更为简单和隐蔽,刻录机在一些批发市场上很容易买到,刻录的“样本”也只需一张非法盘,刻录的速度却相当快,一分钟就能刻两三张,而且一个工人可以同时操作好几台机器。 (王旭 席缨辰)
今天,《北京青年报》就盗版问题发表评论员(蔡方华)文章,全文如下:
尽管冯小刚百般防范,电影《大腕》的高质量盗版碟还是流向了市场。更让人感慨的是,虽然抓住了两个“搞运输的”,却没法顺藤摸瓜找到盗版的源头。无论是冯小刚导演还是打击盗版的人士,谁也说不清已经有多少盗版光盘流入了老百姓的手里,又有多少光盘还在“路上”,《大腕》的票房会不会因为这些盗版碟大受挫伤,谁的心里也没底。
打击盗版,至少已经嚷嚷了十多年,但收效并不让人满意。很多著名的盗版案件,往往是抓住了“搞运输的”和“转大街的”,但幕后的大鱼却始终没有被网住。要说到原因,无非有两条,一是那张网可能还不够大、不够密实,二是撒网的人不够勤奋。按照通常的做法,抓到贩卖盗版光盘的不法分子之后,一般是查抄和罚款,别的惩罚措施就难于实施了,就是想要打击得更严厉一些,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可以援用。此外,负责打击盗版的机构很多,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都是“责无旁贷”,但是执法者一多,也就带来了一些弊端,那就是罚款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但追踪查源的工作往往被不经意地漏掉了。如果不能打掉制假的窝点和贩运的网络,只是抓住了一些小鱼小虾,怎么能够说得上是打击了盗版呢?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打击盗版就是保护创作者的知识产权,说白了,就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版权收入,推理下来,打击盗版是为“少数人”服务了,而更多的人则看不到便宜的影碟、用不上便宜的软件了。这个观念在不少执法者的脑子里也很有市场,并因此削弱了撒网的热情。
但是,只要对软件业和文化产业的现状稍有了解,我们就会发现,盗版的猖獗极大地减缓了我国在这两个领域的发展速度。以2000年为例,中国软件业总产值238亿人民币,还不到印度的一半。而拖了软件业后腿的,就有盗版的“功劳”。中国入世之后,文化产业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本土文化能不能通过文化制品得以发扬光大,是许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好莱坞称霸世界电影市场,一个重要的支柱就是其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比较有力,电影商能够从投资中获得巨额回报。反观我们自己,由于盗版的影响及其他因素的制约,这些年电影市场始终没有回暖,很多电影导演改行拍起了电视剧,好不容易出了个有点票房号召力的冯小刚,又被“搞运输的”折腾出了心脏病。以这种局面去应对人家的“文化霸权”的挑战,其后果可想而知。
由此看来,打击盗版并不就只是保护了冯小刚们,保护了软件公司,实际上也是在保护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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