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侯 ——我唱国歌

听国歌听了几十年，唱国歌唱了几十年，过去歌声响起浑身热血沸腾激动不己，后来歌声响起气定神闲的跟着唱，再后来开始思索。而今天歌声再次响起的时侯似乎发现些问题，越想似乎问题越多。

“起来！”，谁躺下了呢，中国人民不是“从此站起来了”吗？什么时侯又躺下了呢？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谁做奴隶做谁的奴隶呢？中国人民不是早就是主人了吗？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中国，围墙、城墙实在是够多的了，听说西方机关学校都没有围墙，又听说有个柏林墙也在几年前拆了，当然，一个国家也需要有防务，军事上、经济上、思想上也需要“新的长城”，可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讲科学讲现代化的今天，我们“新的长城”还要用血肉之躯去“筑成”吗？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侯，我们历来都是“形势大好”，唱了几十年，除了抗日战争时期，那些年头，那个领袖，那级领导，那个媒体告诉过人民，或者那些人民体会到这个“最危险的时侯”呢？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某大学党委书记作报告从来讲的都是“形势大好”，这也成了他的“外号”，困难时期过去了他又来做报告，讲“国民经济全面好转”，有学生写条子问他，一直是形势大好，何来“好转”之说？他膛目不知所答。人们在生活中总结出规律，凡危险到来之日必大好开讲之时，而国歌是随便唱唱的，真的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侯，那可不得了，就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吧，发现“危险”，讲“危险”，说“大跃进”不行，饿死许多人的人，无不是三反份子,连“彭大将军”也不例外。这时“三反份子”要拿出国歌当证据，田汉是绝不认帐的。

“好转”之后，“先知先觉”到是发现了“危险”，据说是发现了另外一个司令部，当人们被告知“危险”之后，“黑司令部”就黑不起来了，“危险”也己经过去了，代之而来的是“起来”了的不愿做“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奴隶”的人们，他们批“黑修养”批“驯服工具论”，打斗“走资派”，用“我们的血肉”筑成了“新的长城”，于是“形势大好”了，而大好的标志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但另一些人发现了真正的危险，于是中国又多了若干万个“反革命”。于是天安门前大打出手。

十年浩劫的危险过去了，人们认识了过去的“危险”，开始了现代化的建设。于是有人发现了腐败这一新的危险，于是有人反腐败，反过了头，反的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而反的人投鼠未忌器，于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于是发现了对腐败的新的认识，是难免，要容忍，是“一趾或数趾之疾”，总之，腐败并非什么危险。

那么，中华民族有没有“最危险的时侯”呢？如果有，发生在何时，告诉过人民没有呢？如果没有，何必整天唱“危险”，唱得不知危险为危险了呢？

几十年来，人们早己习惯于说归说，想归想，唱归唱，做归做了，何况，天天唱“最危险”而天天形势大好，人们就不把“最危险”当成危险了。

“每个人们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而这个最后的吼声是“起来，起来，起来！”

被谁“迫着”呢？谁也不能“迫”着中国的“每个人们”去吼，过去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现在也有个“号召”问题，没有“挥手”，没有号召就不会大家一块吼，而没有资格就挥手，就号召，就带头吼“起来”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至于最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也有个号召问题，何况，“敌人”二字更是非同小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过去，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我们错把后来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当敌人，这个沉痛的教训还小吗？当前有些人仍然把“美帝”当敌人，由信奉“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发展成“凡是敌人倒霉的我们就要欢呼”，对911事件欢呼叫好，把全世界的公敌恐怖主义者看作舍身成仁的英雄，难道我们的国歌是起着激历这种人的这种行动吗？

我反思，我求索，我默默的品味着国歌中的词句。我们国家的危险是什么呢？

我们历来听不得“另一种声音”，这就是危险。连封建帝王都懂兼听则明，为什么我们党要偏听则暗呢？早听马寅初老爷子一句话何至于人口失控遗患百年呢？蒋家王朝如此霸道蒋总裁如此独裁仍允许民间办报，“美帝国主义”千余种报刊无一例外都是民办，唯一的官方喉舌“美国之音”也是只许对外不许对内，为的是怕影响人们独立思考。为何我们国家就只许“党的喉舌”呼喊呢？为什么要“教育”人们用唯一的方式去思考呢？

“稳定压倒一切”也是一种危险，稳定是对的，是好的，但是“压倒一切”就危险了。真理再多跨一步就是谬误。党领导一切，稳定又压倒一切，此“一切”是不是彼“一切”呢，“一切”真的是一切吗，包括民心民意民愿吗？为了“稳定”民主、自由可以缓行，为了“稳定”政治改革可以止步，为了“稳定”就把病入膏肓，病入心脏，病入党中央，病入党政企要员的腐败病看成脚气，看成“一趾之疾和数址之疾”，开出“民不告官不菅”的药方，以至癌变扩散腐败愈演愈烈，这，难道不是一种危险吗？

最危险的还是民心，是信仰信任信心的危机，这次股灾就是一种检验，一种预演,银广厦造假事件使人们产生的信任危机从深度和广度上己经向各方扩散，人们已经在思索，银广厦这个公司造假别的上市公司是不是造假呢？上市公司造假不上市的公司是不是造假呢？企业造假政府呢，经济造假政治呢？有个讲什么是假的民谣说“干部的保证三讲的稿；妓女的感情统计局的表”，人们从股市暴跌对当局的埋怨到认识到当局也是无奈和不得已，从而从“不得已”中了解了晴雨表并未失真，进而了解了中国的“一枝独秀”也有包装之嫌。股灾引发的怀疑一切正在四处漫延,这才是最危险的事，而危险到来不知道危险的时侯才是最危险的时候。现在要对股民进行“风险教育”难道对人民不需要进行‘危险教育“，国歌难道只是无需当真，只是唱唱而己的东西吗？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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