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北京市交通混乱的时候，每天都会发生几百起小的交通事故，它们的解决办法通常就像在中国达成每一桩交易一样：协商解决。发生车祸的双方会决定应该由哪一方负责，并尽量通过公平的补偿费来解决事端，一般情况下是责任方当场支付。没有警察，没有记者，没有文字材料，没有保险公司，迅速解决交通事故。
因此，当我听到汽车前车灯撞碎的那一瞬间，我估量着：我可以用汽车保险费来修理我们公司的车；至于那辆破旧的面包车，我几乎敢肯定它没有投保，但它只是表面刮破了一点（虽然划痕很长）。我真的不知道哪一方该负多少责任。这辆小公共汽车没有打信号灯（我甚至不能确定，小公共是否有信号灯）就直冲到靠近人行道的路边，去接一位乘客。但也可能是在我开出车道时略微快了些。
有一个外表邋遢的司机和售票员跳下面包车，怒气冲冲地向我的车门走来，我断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主动提出全额赔偿他们的修车费用。给汽车涂点漆能花多少钱呢？我一向不善于讨价还价，何况已经不能准时赴约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车首尾相接，停在路上，挡住了通往我孩子学校的车道。按照北京的交通法规，除非车祸一方接受了另一方的经济赔偿，或双方对如何处理经济损失达成一致，否则我们两方的车根本就不能移动半步。
我宁愿支付一些现金，以便尽快离开这里。
我打开车门，说道：“不用着急，我愿意承担责任，赔偿你们修车的费用。”
“免费午餐！”司机的眼睛发亮了。于是，售票员开始忙前忙后地查找划痕，把他们那辆破旧的小面包车以前就有的每一个凹痕都计算在内。当我们检查车上那道长长的黑色划痕时，司机吹起了口哨。他们坚持说，修理汽车的惟一办法就是把面包车的整个侧面都换下来，大约得花2500元人民币，也就是300美元左右，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在中国修理汽车实际要花多少钱，但2500元听上去是数目不小的一笔钱，我身边当然没带这么多钱。
因此，我打电话给我们办公室的司机，他带了800元人民币，即100美元－－－他说绝对是我们应该给他们的最高数，马上赶到车祸现场进行调解。
与此同时，一小群老北京人围在我们两辆相撞的汽车周围，各自评判着谁对谁错。群众的舆论都明显支持我，但小公共汽车那一方仍然不愿降低要求。
虽然售票员给我们买来可口可乐，表示友好，但我们仍然未能缓解双方的紧张气氛：我们不得不打112电话叫警察，让法律系统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争端。
20分钟后，一辆白色的拉达汽车响着警报器呼啸而来，停在我们这条车道的旁边。一个面带怒气的中年交警出现在我们面前。
“她会说中国话吗？”他大声地询问周围的人群，不过并没有针对某一个人。“她有驾驶执照吗？”
“我有。”我说道。这时他走过去检查两辆车的损伤情况。他围着我的车慢慢兜了一个圈，又围着那辆小公共汽车慢慢转了一圈，然后回到我们中间。此时，我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裁决。
他责备说：“你们为什么不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呢？损失其实并不严重。”
我们办公室的司机主动替我说：“我们提出给他们800块钱，但他们要2500块。”
他对我说：“你愿意付给他们800元？太多了。他们甚至可能根本不会去修补这条划痕。”
我耸了耸肩。
“好吧，拿着她的钱，赶紧走吧。你们已经占便宜了。”他对小公共司机和售票员说道。
我的法律斗争很快就结束了：我把手中的一小叠钱递给售票员。交警向他的警车走去。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哑口无言，心中期盼着交警至少会发表一次演讲，问一些问题，或拿些表格让我填。我怀疑地问道：“我能走了吗？”交警挥了挥手，示意我离开。事故处理完了。事实上，如果以档案记录为准，则这次车祸甚至根本没有发生。当我发动自己那辆前车灯撞坏了的汽车上路的时候，我心里十分高兴。在中国这个表面上开始实行“法治”的国家里，人们能迅速而有效地得到公正的待遇，事实证明我在车祸事故中是无辜的，并获得了最终胜利。
然而，当我开车回去工作的时候，我的胜利开始染上一层疑虑和懊悔情绪：这个警察－－－我的法官和评判－－－他是谁，他对修理汽车或我们这次车祸真正了解多少？他根本没问我们车祸是如何发生的，或者是否有其他人亲眼目睹了我们发生车祸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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