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对暴民意识还没有什么感性认识，我今天着重介绍我的一次调查，可以帮助大家对暴民一目了然。许多了解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中有三个地方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屠杀，一个是北京的大兴县，还有一个湖南韶陵，还有就是广西，广西不仅杀人而且还把人吃了。遇罗克在67年写的《出身论》这篇文章中，他用了一个词叫"连根拔"，所谓"连根拔"就是指北京的大兴县，用农民的俗话说就是斩草除根－－把所谓的"黑五类分子"不但本人而且还包括他的父母和子女都要杀死。后来报导大兴县事件和死亡人数的，我知道的有八十年代的严家祺、高皋先生《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再后来详细一些的有97年一位叫张连和（音）先生，他在《那个时代人》那本书中写了一篇文章，这本书上下两册，几乎说得都是文革的事，但是出版后没买多少天就被政府宣布为禁书。我有幸在旧货市场上买到两本－－封皮撕掉准备做纸浆，然后被人拣回来的。经朋友告知，我才买了一套。
遇罗克有一个愿望：把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暴行编成一本书，以警策后人。但是由于他较早牺牲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当年我跟他一起办报纸，不仅仅是他的弟弟，也是他的同事，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去完成他的遗愿。恰巧99年时广东林贤治（音）先生约我写北京大兴县屠杀事件的文章，所以我对大兴县事件作了调查。我调查的时候发现，严先生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介绍当时的死亡人数300多名，最大的有80多岁，小的才出身20几天，这个事实是确实的、真实的，但是那个死亡人数是从8月25日到9月1日那几天所谓"连根拔"的人数，不包括以后其他时间的死亡人数。我做的调查很困难，如果按照中国大陆现在的说法，我的做法也许要被算作"搜集情报罪"－－因为在大陆现在谁也分不清什么叫"情报"。
在调查刚开始，我利用官方的渠道，比如到档案馆或查阅报纸，结果发现在档案馆文革的资料都封存起来，根本就不允许查阅，先找到北京市档案馆，又找到大兴县档案馆，也是一样，尤其是关于大兴屠杀事件，找不到任何材料，馆长亲口告诉我这是不人让外人看的。后来我想到从凶手中去调查，我工作的地点离事发的地点很近，但当我要着手去做的时候，那些凶手被告知不接受任何采访，当然凶手本身也不愿意被人采访。好在事发时的一些当事人还活着，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真相。这次调查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有一个小女孩（儿童），暴徒通常是用往地上摔的方式杀死儿童，有时把腿劈开，这个小孩有幸没有被摔死，只是摔晕过去了，赶车的那个贫下中农看到她还有一口气，动了恻隐之心，把小孩藏在车厢底下，想偷偷运到外村去，没有想到这小孩苏醒后一挣扎掉地上了，跟着的暴徒见小孩没死，拿着铁锹就象拍苍蝇一样把小孩拍死了。
我最难忘的，也是所有村民都难忘的，还有这么一件事：在杀人过程中象年轻力壮的死得都比较突然，凶手怕他们报复，就藏在隐蔽处用棍棒打他们的脑袋、或者用铁丝勒脖子、用（电线）电击，但是对那些老人和小孩他们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有的直接对那些人说你们到那里去该弄死你们了。其中有一个村子活埋人，被埋的有一个老太太，怀抱他的孙子，当土扬起来的的时候，小孙子对奶奶说眯眼睛，奶奶安慰小孙子说，再过些时候就不眯了。……非常凄惨。我说这些事情，许多人听了都很震惊。我奇怪，什么人在这个时候居然还下得了手？我认为，这就是典型的暴民，只有这种暴民才能下得去手。
在与大兴事件发生的同时，刚才王友琴女士讲了有一个叫李文波（音）老人，他被打一直忍着，红卫兵打他的夫人，他夫人是一位非常善良老实、很懦弱的家庭妇女，李文波看到老伴被打实在忍不住了，就拿起菜刀对红卫兵说，你们要是再打我就跟你们拼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行凶行为，但是据说红卫兵在夺他菜刀的时候把手划伤了，于是就说是阶级报复事件，这时站在外围的解放军和警察进来－－红卫兵打人的时候他们站在一边名曰"维持秩序"，实质保护红卫兵行凶－－在他们的参与下把李文波老人活活打死了。我认为，更典型的是，几天以后，周恩来在北京一个体育场主持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在会上宣布已经死的李文波和还没有被打死的李文波的夫人死刑。李文波的夫人可以说是一个很无辜的人，她没有任何反抗。
还是同样的借口，当时在崇文区立刻处于红卫兵暴行的恐怖之中，当时打死了很多人，数量绝对是数以千计。我听李文波的儿子告诉我，李文波被打死后，他也被崇文区公安局关押起来，他被关押的第一天，到崇文区（公安局）有一个几百平方米的大院子，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第二天给他转到其他监狱的时候，他发现突然间整个大院子都堆满了死尸，有大人，有小孩，这些人都是第一天被打死火葬场来不及烧的死尸，连走路都很困难。
另外，王友琴女士刚才也讲到了，周恩来接见了虐待李文波的那几个红卫兵，还夸奖他们是英雄。明明是杀人的恶魔，还要为自己的暴行找借口，我认为这就是暴民和强权相结合的产物。
我在调查大兴事件的时候，恰好在网络上发现，胡平先生写的一篇纪念遇罗克的文章，提到为遇罗克竖立一个碑。我有一个想法，实际上应该为这些默默无闻的死难冤魂建一个碑！（鼓掌）但是，事实正相反，在中国大陆不但不可能建立碑，相反打死人的现场连痕迹都看不到了。我今天带来了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埋死人的低洼地，当时人们管它叫"万人坑"，现在已经被推土机推平了，种了庄稼；还有一口井，当时把人用铡刀铡成两段丢在井里，把井塞满了，但是现在看不到了，井上面已经建了房子。
我觉得还令人气愤的是，当时的杀人凶手－－策划杀人行动的当时两位公社干部，一个姓高，一个姓胡－－到现在居然还享受了退休人员的待遇。大陆现在下岗人员非常多，我想享受退休待遇，很难！居然这种人还在享受退休待遇。当然，即使惩罚这两个人我也觉得不太公平，因为比他们罪恶更大的，那些杀人恶魔，有的现在还被当局奉若神明崇拜，有的现在还有高官厚禄的实权。
去年出版了一本书叫《苦难的代价》，其中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一位长年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干部，很了解文革期间郊区各县的杀人情况，他认为昌平县死的比大兴县要多，但是昌平县死的人比较分散，所以不如大兴那么典型，一般人不知道。我居住的一个村子是昌平的燕丹村，属于北郊农场，村民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在红八月打死人的时候，这个村子没打死人，西边有个村子打死了30个人，北郊农场的干部来指导工作，动员这些村民，就说毛主席说了东风应该压倒西风，西边的村子应该算西风，咱们东边村子应该算东风，他们打死人了，你们怎么没打死人？当天就打死了7个人。可是这位所谓指导工作的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几年以后听说还得到了升迁。
文革到现在已经35年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很可悲的是，只有在这个地方，等于是隔了地球的另一边，而且是在一个与发生文革毫不相关的国家才能举办这种研讨会；在事发地，今天却在大唱文革的歌曲，演文革期间的那种革命样板戏，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的不幸！是极大的讽刺。在中国大陆，由于回避文革问题、当权者没有起码的反思，今年3月5日中宣部还发了一个文件；禁止出版界出版写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作品。所以，我感到中国人更大的不幸是以后可能还要受到暴民意识的毒害，甚至影响到正常的生活。中共政权如果是一个理智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及早的限制暴民意识生存空间，向法制社会靠拢。这个暴民意识无论对当权者还是对老百姓都是有害的，文革当中，许多当权者挨整实际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了，我认为，历史不会原封不动的重演，如果有这种隐患，如果暴民意识在下一次得到大的爆发，受害的当然不会仅仅是所谓的"黑五类"，也可能是贪官污吏（对其我们也主张应该受到法律公正的裁判），最终的受害的和受害最大的还是善良的老百姓。
（此文根据遇罗文2001年7月14日在中华学人联谊会举办的"文化大革命35周年研讨会"发言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原题为"遇罗克之死和红卫兵暴力"，录音整理：李潇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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